緬懷 | 1978年，天津來了林乎加

原標題：緬懷 | 1978年，天津來了林乎加

前天（9月13日）一位101歲的老人在北京逝世。這位叫林乎加的老人1978年當過天津市委第一書記，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和全國一樣，1978年，正是天津歷史轉折的起點，林乎加在這個時候由上海調任天津，代替了當時「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書記解學恭。

1978年9月20日，鄧小平在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左二）等陪同下，視察天津市河北區黃緯路居民住宅建設工地。

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大地正處在歷史轉折的準備期。1978年5月17日，《天津日報》全文轉載了《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時的天津，不僅深受「文革」動亂的傷害，還遭到「唐山大地震」的破壞，內傷外患俱齊，百廢待興，步履緩慢。

做過工人、業務推銷員、教師的天津作家馮驥才這個初夏正在寫小說《鋪花的歧路》。書稿初名《創傷》，是濃重的悲劇。寫的是文革初期，一位懷著「階級仇恨」和造反激情的女紅衛兵，批鬥中和她的「戰友們」打傷致死一位女教師，事後她一邊確信自己做得沒錯，一邊總被一種罪惡感隱隱纏繞著，後來插隊時相愛的人正是那女教師的兒子；她所愛的人的喪母之痛喚起自己的人性、良知與自責；最後她在極度痛楚中自殺了。故事很單純，情感卻十分強烈。當時，「文革」並沒有被官方全面否定。小說開始有這樣一段話： 「在眾人注目的地方，領袖揮動著巨大的、嚮導者那樣的手臂，他把他發現的真理交給人民去實踐。當一種思想被奉為法典而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時，它切確的成分會建立宏勛，謬誤的成分就會化為災難。檢驗它的代價無法計算。」

最後一句話顯然是呼應了當時《光明日報》上那句著名的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林乎加上任後，迅速堅決地貫徹中央精神。7月份的新華社報說，調整加強後的中共天津市委短期內扭轉「一年零八個月」的被動局面。林乎加由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天津，4個月後，又由天津而北京，代替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都是為了「扭轉被動局面」。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唯一一位在天津、北京、上海、都擔任過主要領導的人。

訪問日本 堅決支持改革開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高層組織了多個高規格代表團訪問西方發達國家，為即將到來的改革開放投石問路。林乎加作為團長帶領中國經濟代表團一行19人對日本進行了友好訪問。他們1978年3月28日出國，4月22日回國，訪問了東京、大阪等地。

他們看到：日本工廠的生產過程高度自動化，勞動生產率很高。例如豐田汽車廠，有職工4.3萬人，加上直接協作的工廠，不過15萬人，年產汽車卻高達270萬輛，而當時中國最先進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年產汽車只有6萬輛。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國平均每兩戶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服裝式樣多，農民都穿毛料子。日本東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僅有2.2萬種，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農村還有2.5億人食不果腹，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城市職工20多年沒漲工資，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6平方米，電視機、電冰箱等電器很多人連見都沒有見過。林乎加和代表團的一個共同感受是：比比人家，我們真是太落後了，我們黨再不調整政策，另尋出路，奮起直追，真是愧對人民、愧對民族、愧對時代了！

1978年6月1日，考察歸來的林乎加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彙報，總結了日本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三條主要經驗是:大膽地引進新技術，充分利用國外資金，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和科學研究。建議要充分利用、大膽引進國外的資金，來加快國內的經濟建設。赴日代表團提出，「日本採取『拿來主義，後來居上，我們在技術上也採取『拿來主義，把世界最先進的技術拿過來，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作為我們的起點」。

認真聽取彙報的鄧小平說：要「下個大決心，不要怕欠賬」，「林乎加同志說得對，只要有產品，就沒有危險，就不怕還不上錢。搶回一年時間，就補償有餘。思想要解放」。

1978年9月20日，鄧小平在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左三）等陪同下，聽取天津市建材局技術處領導同志彙報新型建築材料性能。

鄧小平1978年在天津「煽風點火」

1978年9月19日，上任三個多月的林乎加在天津迎來鄧小平的視察。這是鄧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對天津的第一次視察。

1978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歸國後，沒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東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極其重要的調查研究活動，他自己稱之為「到處點火」。一路上，他發表了許多重要觀點，史稱「 北方談話」 。當時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一個強大的阻力，是堅持「兩個凡是」的人仍固執己見，反對這場討論。鄧小平發表一系列重要談話意在進一步推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形成廣泛的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中國政局向前發展。

9月20日，鄧小平在天津對自己的「北方談話」進行了一次總結。他對林乎加和天津市委的領導說：我走了幾個地方，一再講就是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不要當懶漢，從實際出發。過去不敢進「禁區」，誰要獨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對著干。實際上毛主席是真正講實事求是的。我們過去是吃大鍋飯，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鼓勵懶漢，不獨立思考。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管理人員好的也應該待遇高一點，鼓勵大家想辦法。講物質刺激，實際上就是要刺激。

他談到引進技術要改革企業管理時說：「凡這樣的工廠，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這個對我們來說叫革命。」鄧小平特彆強調了在企業改革中一定要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他說：「企業要有主動權、機動權，如用人多少，要增加點什麼，減少點什麼，應該有權處理。企業應該有點外匯，自己可以訂貨，可以同國外交流技術。有些事情，辦起來老是轉圈，要經過省、部、國家計委，就太慢了。」他還進一步說，過去講發揮兩個積極性，無非是中央和省市。現在不夠了，現在要擴大到基層廠礦。並特別指出：「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築非改不行。」

鄧小平北方談話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等根本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闡述，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歷史大轉折前夕的理論思考，在許多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上開始破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良好的輿論準備，打下了思想基礎。

曾濤（左一）、林乎加（左二）、穆青（左三）、鄧小平（右一）

「發明」高校走讀生

林乎加是唯一一位在京津滬三個直轄市都擔任過主要領導的高級幹部。他在天津工作時間很短就調到北京工作，這或許跟「文革」後恢復高考，林乎加在天津關於高招工作的「創新」有關。

到天津上任後，很多人向林乎加反映，高考中分數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額太少，這些人進不了大學。林乎加專門召開了一次教育口會議，把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領導也請來，討論有沒有可能擴大招生，把考試合格的學生都錄取下來。

當得知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納不下，教師資源足夠，林乎加當時就說可以招走讀生解決宿舍問題，與會者都非常支持。不過當時教育部不太贊成，怕不能保證教學質量。林乎加則認為，這些學生是經過考試超過及格線的，與「文革」中推薦工農兵學員的情況完全不同。

恰巧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在天津住了兩天，林乎加便給鄧小平寫信彙報。鄧小平很快批示：這是好事情，國家財政又不拿錢，可以讓他們試試嘛！

天津放手幹起來。依託已有大學，自籌資金辦了10所分校，擴招了8000名學生。

受惠於這一決策的8000名學生之一蘇丹介紹，自己是十六中（現耀華中學）1975屆的學生。1977年恢復高考後，經過艱苦的複習，考試當天他帶著一個饅頭，騎車20多里路去參加考試，中午休息時，自己就坐在樹蔭下休息。但1977年的考生特別多，錄取率極低，蘇丹遺憾地落榜了。1978年7月，蘇丹再次參加高考，這一次他報考了天津大學理工分校（天津理工大學前身）無線電儀器專業，成功被錄取。

參加過1977年和1978年兩屆高考的蘇丹說：「我的父母教育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高考是我掌握自己命運的開始！」現在，憑藉著大學學習的專業技術和後來的不斷進修，蘇丹已經成為微弱信號電子測量技術領域的權威。蘇丹經營的公司是為新型「長征5、6、7」系列載人航天和探月火箭發動機搭載實驗用精密直流恆流源、渦輪流量預處理儀等成套關鍵設備的唯一供應商，也是一家為中國航天事業服務的民營公司。

當年10月，林乎加把天津經驗帶到了北京。當時北京的高招工作剛結束，各大學陸續開學。報名9.4萬人，錄取僅1.75萬人，大批成績好的學生進不了大學。最後市委與各高校協商的結果是，每個城區至少騰出兩所中學給大學辦分校，各校派教師，經費用壓縮的行政費用、擠占的基建費用解決。

從1978年的11月開始醞釀，到1979年2月開學，短短的3個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5門試卷的滿分是500分，凡是達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錄取。16800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進了大學課堂。就規模而言，北京市1978年擴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過百分之百。

中國廣播電影電視報刊協會會長梁剛建是當年受益的人之一。他曾回憶自己的1978年。

1978年7月，在努力複習幾個月後，他參加了高考，最終獲得318分。不過因錄取名額太少，300分及格，320分錄取，他以2分之差錯過了。林乎加的上任對於梁剛建是「戲劇性的事情」，因為他被擴招進了中國人民大學第二分校，圓了大學夢。

至今，他仍記得在入學迎新會上，面對一萬多學生，林乎加說：

雖然你們少考了幾分，但你們並不比他們差，雖然條件很艱苦，希望你們珍惜這次機會，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百廢待興，各條戰線上都急需人才。

林乎加在北京工作時，將日本友人贈給他的高級照相機轉送給北京日報記者使用，這是1992年5月他與北京日報工作人員談報紙宣傳工作。

林乎加簡歷

林乎加，男，1916年12月生，山東長島人。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高中學歷。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至1939年任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一路指揮部中隊政治指導員、大隊政治委員，八路軍山東縱隊五支隊政治部青年部部長，膠東區黨委青年部部長、民運部部長。

1939年至1940年任魯南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1940年至1942年任魯南區黨委宣傳部部長。

1942年至1943年任魯中區黨委宣傳部部長。

1943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東泰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

1949年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農工部副部長、省委宣傳部部長。

1950年8月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1952年12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秘書長。

1955年8月至1965年2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

1965年至1967年為國務院「小計委」領導成員。

1967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

1972年至1977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革委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成員。

1977年1月至197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

1978年6月至10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天津市革委會主任，市警備區第一政委。

1978年10月至1981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其間曾兼任北京衛戍區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

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

1979年12月至1981年1月任北京市市長。

1981年2月至1982年5月任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

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任農牧漁業部部長、黨組書記。

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農牧漁業部顧問。

1988年4月至11月任農業部顧問。國務院「三西」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

中共八大代表，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十三大分別增選、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編輯 | 韓振

來源 | 北京日報、煙台晚報、北京黨史、民生周刊、人民網、政知圈、富貴門、政事兒News、澎湃新聞、時代人物、 上海紀實頻道、鄧小平紀念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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