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耕耘不輟的史學家：方祖猷口述史(修訂本)
原標題：一生耕耘不輟的史學家：方祖猷口述史(修訂本)
採訪人：方老師您好，請您介紹一下您的經歷。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的經歷，您從讀書時期開始講講。
受訪人：我出生在寧波中山公園那裡，正是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一年。在我八九歲的時候，日本鬼子打進寧波，炸彈炸了寧波好些地方。我在大沙泥街的樂群小學讀書，之後轉到翰香小學。翰香小學在寧波相當有名，一直讀到畢業。抗戰勝利後，我進入了效實中學讀初一。我在效實讀書的時候，重理輕文，語文課全班第一，數理課倒數第一。有－次上數學課的時候，老師在上面講，我就在下面偷偷看小說。
那個時候興起了壁報，不僅寧波有，上海和全國也都有但不多。在學校裡面是我先發起的。把學生自己寫的文章寫好之後貼在牆壁上給大家看，這叫做壁報。我的文章多屬文學的抒情文，過去被稱為有小資產階級情調。但也有反對日本侵略戰爭和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雜文。這種反對出於感性的直覺，如日本侵略中國，攻佔寧波，中國人成了亡國奴，我親眼看到日本鬼子將中國人綁在樹榦上，我父親也被關進日本賓兵司令部。對國民党進入寧波，我一開始是歡迎的，因為我終於看到中國人自己的政府了，但很快轉向不滿，主要是二點，一是國民黨發動內戰。我滿以為日本投降後，中國可以不打仗搞建設了；二是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不管人民的死活。我家附近有－座」大世界」建築，日本人佔領時，冬天嚴寒時節，早上常發現這地方有凍死的人，國民黨統治時，同樣如此，沒有改變；最使我不滿的是國民黨竟以紙幣金圓券強令人民以金子銀元兌換，結果發生以一大堆金圓卷才能買到一盒火柴的事，這對人民的財產不僅是巧取，簡直是豪奪了。那時我僅是一個高－學生，我反對國民黨是出於耳聽眼見的感性。
因此，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我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以為以新民主主義社會代替舊社會，國家經濟才會好轉，人民生活才會改善。我行將畢業的時候，領導上提出來：國家需要建設，建設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學校的教師去培養，因此那個時候團省委提出我們去讀師範學校。我本來想考復旦大學的新聞系。那個年代考大學很容易的，因為學生少，所以很好進去。浙江省在杭州郊區華家池辦了一所以浙江大學文科教師為主的浙江師範專科學校，二年制的速成班，可以快點去當老師。我那個時候原想去復旦讀新聞或者文學系，但浙江師範專科學校這兩個系都沒有，只有一個歷史系，那我就考歷史系讀歷史去了。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錢塘江旁邊的之江大學，那是一個教會學校，被撤銷與我校合併了。之後，我們學校搬到了那邊，學校改名為浙江師範學院，一直讀到了畢業。
1953年，我畢業後被分配到江蘇。當時蘇南環境是比較好的，我們到了南京省教育廳，我本來被分配到無錫，另外一個人分配到蘇北泰州，他不肯去。蘇北在當年是極窮苦的地方，領導問我肯不肯去。當時我生了肺病，我說那邊有沒有醫院，有醫院的話我就去。所以我就被分配到江蘇泰州一所學校當老師了。那個時候的泰州真的很窮，有一年我記得下大雨，河水都漫上來了，河道和路都分不清了，兩旁都是草棚房，有的母女倆就只有一條褲子，誰出去勞動，誰就穿這條褲子。我過去以後，那裡的人對我很重視，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蘇南的跑到蘇北去的。
我畢業後不久，上面提出了」又紅又專」的要求，我理解得很簡單，紅就是加入共產黨，專就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專家。於是我提出入黨申請，並立志要做一個專家。不久，全國掀起了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那時候泰州地攤上滿是《胡適文存》、《獨秀文存》等舊書。我買了一整套《胡適文存》，發現其中有一篇《美國的婦人》。我想批判這篇文章，就寫出來了，還寄到《歷史研究》刊物。被一一退回。每次回到寧波，我總要去舊書店看看有沒有婦女方面的著作。有一次路過上海書店，就到書店二樓，看到了十多本的婦女著作，我全都買了回來，很便宜。那個《歷史研究》的編輯主動介紹我與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宣教部聯繫。我也給《中國婦女》雜誌社多番投稿，但水平很差，沒有一篇被採納的。可能那時，全國婦聯要研究中國婦女運動史，全國婦聯宣教部的領導決定調我去全國婦聯婦運史資料組工作，可能由於當時我患肺結核病吧，信寄到學校里來，但沒有調動成功。而這就是我研究中國近代婦女運動的開始。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這一篇文章都沒發表過的人，竟被看作泰州市的「反動學術權威」，把我關起來，上街遊行批鬥。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就把我解放出來了。解放出來後，我正在彷徨無主的時候，接到在高校讀書時候同班同寢室的好友沈善洪(我們同學之間有一個潛規則，同學之間的稱呼，名字前不能冠以職務和職稱的銜頭)的電話。他畢業以後留下來，到人民大學去進修，留下來在杭州的浙江省社科所當所長。那時候，他就給我寫信，說你不是在泰州嗎？為什麼不去研究泰州學派呢？泰州學派是王陽明弟子王艮開創的學派，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價值，被稱為王學左派，於是我就去研究泰州學派了。
80年初，我因父母身邊無子女，申請調回寧波，就到效實中學去教書。在效實中學的時候，在《浙江學刊》上發表了《評王艮的哲學思想》等兩篇文章，當時我還在效實中學當歷史老師，學校對我搞研究而不專心去做歷史教學有些不滿，我就想離開效實中學了。1986年，寧波大學成立，我便同寧波大學聯繫，學校的領導要我去，談的條件也不錯，他說你如果調到這裡來，一是解決住宿問題，二是解決職稱問題，三是工資問題。時寧波師範學院已派畢業生來效實調我，我表示寧大的三個條件，我說房子、工資問題我無所謂，但希望職稱問題能解決，因我快超齡了，否則誤我一生。寧師院同意了，但我調過去後卻食言，－氣之下，我再此向寧大副校長裘克安教授表示至寧大任教，他答應了，我至今非常感謝他，他為我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外部的良好條件。1988年，我終於調到寧波大學。所以我雖然是國務院特貼專家，浙大韓國研究所、寧大文學院聘我為特邀或特聘研究員，但從國家的制度來說，我僅是一位副研究員。當時寧大成立了一個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金濤教授是主任，我負責的是陽明學研究。有一位學生曾奇怪說，寧波大學怎麼有一個陰陽學研究室？估計是看花了眼，把陽明學看成了陰陽學。於是我向學校領導提出來，我們這裡有名的人不只有王陽明，還有黃宗羲、萬斯同這些浙東學派。這些做研究也很有價值，於是研究室的名字就改成了浙東學術研究室。從此我的研究由王艮的泰州學派，開始擴大到清初浙東學派。
在我的學術研究道路上幫助我最大的是我的兩位老師，我至今難忘。一是陳訓慈先生。他是我效實中學同學陳思佛的父親，是中國近現代研究清浙東學派的先行者。當思佛兄帶我到他家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提出想跟我合作寫一本書，研究萬斯同，我自然欣然同意。於是訓慈先生把他所有的萬氏資料全部給我。我寫了一部份就交給他修改，他的文學水平很高，在他的幫助之下，這本書算是寫好了。但是出版發生問題，浙江大學不肯出版，九十年代初是國家最窮的時候。陳先生就說要不要去香港想辦法，後來聯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萬斯同年譜》，並請沙孟海先生寫封面題詞。當時沙孟海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萬季野<明史稿>題記》，發表在寧波大學學報上。本想作為書的序收錄進來，但因為出版時間的關係，就沒有辦法。在我們寫作過程中，陳先生從杭州寄我的信達80餘封，我得益很多。信中我稱他為老師，他不讓我這樣稱他，後來我只好稱他為陳伯父，而他在信中稱我為同學，我開始不同意，但無法改變。後來我想，既稱我為同學，那他不正是我的老師嗎。訓慈先生為人很好，道德高尚，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是他負責，千辛萬苦，將文瀾閣四庫全書搶救出來到貴陽的，但他這一巨大功績，從不告訴我。
第二位就是不是老師勝似老師的沈善洪同學，他是我的良師益友。當時王陽明是被全部否定的。王艮開創的泰州學派在文化大革命前60年代初也被批判。文化大革命後，80年代初，善洪兄與王鳳賢副所長合寫了一篇《王陽明哲學研究》。發表了後，他們同中國哲學史學會合作，開辦了一個國際性的宋明理學討論會。這是我國第一次召開的關於理學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我因已發表了關於泰州學派的論文，他推薦我參加這次會議。與會人員多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國的著名學者，如美國的狄百瑞，我國的馮友蘭等。不過在這次會上，極左思潮影響尚在，在大會發言時，江蘇社科院的孫叔平院長發表中國傳統哲學很難分唯物唯心，當場被北京來的－位學者批評為不帶帽子(唯物唯心帽子)的光頭哲學；馮友蘭先生髮表宋明理學也可以為建設社會主義之用。第二天開小組會議，傳下話來，要對孫馮兩位的發言進行討論，意即予以批判。在我參加的小組裡，大家絲毫不提昨天的發言，發表的是自己對宋明理學的看法。不過會議的好處是沒有對朱熹特別是對王陽明的論文予以批判。從那之後，研究王陽明的多起來了，書也多了，所以善洪兄在這個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開風氣的作用。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介紹我認識－位西德研究王艮的學者余蓓荷女士。她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國外學者。後來我介紹她到泰州，去考察王艮講學過的古迹。
在善洪兄的幫助下，我又參加一些國際學術會議，如1986年浙江社科院主辦、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杭州大學、寧波大學協辦的」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有張岱年、蔡尚思、馮契，香港的劉述先、美國的成中英等教授參加；1993年以浙江社科院與寧波大學為主，聯合寧波師範學院和寧波市文化局在寧大召開」93浙東學術國際研討會」。我因此認識了一些國際學者，如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劉述先教授、台灣學者杜維運和宋晞教授。特別是日本的小野和子教授。在抗戰勝利以後，日本的學者有計劃地分成兩種，一種是研究歐美等國的，另外一批是研究中國的。小野和子教授最早研究的是黃宗羲，她的的成名之作是《明季黨社考》，具體考察了被稱為東林黨以及其後繼者復社的形成過程，並以明代萬曆年間到清初南明政權的覆滅為背景。小野和子教授也是最早研究中國婦女史的學者，她的專著是《中國女性史（1851—1958）》，在我寫《晚清女權史》這本書的時候，小野和子教授在這方面給予了我很多的幫助。我深感抗戰勝利後日本很多學者，是出於真心反對日本對中國侵略的。
在寧波大學的時候，我開始研究寧波的佛教。寧波的佛教在中國近現代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在佛教史上起很重要的作用呢？在清朝末年，許多愛國的人要救國：洋務救國、維新救國、革命救國、教育、科學救國等等，而佛教呢，就是佛教救國，通過佛教革命和佛寺改革。寧波天童寺出來的太虛法師可以說是後來佛家改革的核心領導者。清末民初，佛教復興，各個宗派也復興了，天台宗復興，就在寧波的觀宗寺。那時候西方侵略中國，首先通過基督教的宣傳在文化上的侵略。那時候基督教影響很大，佛教要抵制這種基督教文化，提出佛教要改革，要開辦佛學院，辦佛教刊物，這在中國佛教史上過去是根本沒有的，是中國佛教近代化的體現。在太虛的領導下，基本以浙江、江蘇為主，包括廈門、武漢，發展佛教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存在激進和保守兩派，這就是另外的問題了。所以我就向學校提出來增加對浙東佛教的研究，後來學校領導也同意了。過去我出版了三本佛教的書，第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天台宗觀宗講寺志（1912—1949）》，還有2011年和2012年出版的《寶靜法師年譜》和《諦閑法師年譜》。最近我出版了一本書叫《張汝釗居士集》，是近現代慈溪的一個女居士，後來出家，很有才華，詩詞一流。要補充的是，我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過程中，認識了台灣的於凌波先生。他當時立志要寫一本中國近觀代佛教人物詞典，到大陸來找資料，通過我在泰州的學生來找我，他對我說，經過文化大革命，大陸各地寺院，資科極少，寫這詞典困難重重。於是我陪他到天童寺、雪竇寺，又約他時間共到普陀山三大寺拜訪，仍一無所有。可貴的是他發心到美國、加拿大、菲律賓、泰國、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拜訪華僑中的早期佛教人物，得到寶貴資料，現改名為《現代佛教人物辭典》出版，人名有一千六百餘條，共一百八十萬字。正是他送我的這上下兩冊巨著，我才有可能設計寫一帶一路與寧波佛教在海外傳播為內容的課題。可惜的是，我在設計這一課題時，他已離開這個世界了。
我自在泰州立志做專家起，意味著不再做官。但我自調入寧大後，有－次有至寧波市文化部門做官的機會，這對我是誘惑。做專家是要專心的，不能三心兩用，這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最後我選擇不廢年輕時的立志，因為官場的一套我不習慣，看不慣。至今想來，我的選擇是對的，否則以後這些學術專著是不可能出版的。
我現在還是手工寫。我不是寫字，我叫爬格子，一個字一個字地爬，到我爬不動為止。長時間對著電腦我眼睛吃不消，等這本佛教書寫完，我準備再寫一本關於王陽明及王學左派的書，因為王學及其左派，正體現了中國近代精神的萌芽。我想寫晚清以來學者對王陽明及其左派研究的過程，寫後人對他研究的過程，寫到上世紀為止。我準備按年代寫，比如我第一次參加宋明理學討論會，後來召開的關於王陽明的國際學術會議等等，把這個線索理清了，就可以發現現代學者對王學的研究，比民國時期梁啟超、章太炎、容肇祖、嵇文甫、吳澤等諸位學者的研究更廣泛而深入。對此，我不僅要了解王陽明這個人，別人寫的有關王陽明及其左派的著作我也要看，這是很難寫的。
我在泰州研究資料很少，要搞研究，必須要有資料，沒有資料你根本不能研究。我寫一帶一路與近現代佛教在海外的傳播，這些資料我基本上都已經有了，沒有資料，你自己創造歷史是不行的，但資料也必須甄別，辨其真偽，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我研究還有一點心得，寫文章要接地氣，這是黃宗羲教導的，尤其是史學。我們現在的研究當然要接地氣，比如說，我在泰州研究王艮，到寧波研究黃宗羲。但是接地氣我覺得有兩種，一種是這個「地氣」在全國、世界上都很有影響。如果在全國、世界範圍內沒有影響，當地地方也是可以研究的，但影響程度就會有限。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像王艮、黃宗羲、萬斯同這些人在全國都很有影響。在寫的過程中雖然會有很多困難，要善於請教周圍的人和朋友，這些都是外部條件。做研究的時候，最主要的還是以你自己為主，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
(方教授補記：寧波大學錢茂偉教授帶了兩位他的研究生到我家中，請我談談自己－生從事史學研究的經歷和心得。當時我以為錢老師和這兩位學生合作，找幾位像我這樣的人物通過口述，集而成－本著作出版。我想到我從事史學研究，與我一生經歷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和新中國成立時期的時代影響有關，告訴這兩位年輕學生，或許對她們有好處，所以坐下來以聊天方式漫談一番。這篇漫談成稿後，未經我審訂，網上發表後，發現某些事實不符、取捨不合我的原意，理解有所出入。因此我決定在原文基礎上予以修改，予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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