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窯洞對」之後的黃炎培：兩面不得罪，兩面都得罪

原標題：「窯洞對」之後的黃炎培：兩面不得罪，兩面都得罪

眾所周知，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夕的1945年7月初，社會活動家、中間派人士黃炎培到延安訪問期間與中共領袖毛澤東有過一段關於「興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著名對話。近來有人還將它媲美於傳頌千古的「隆中對」，並稱之為「窯洞對」。「窯洞對」之後，「窯洞對」不間斷地成為政壇學界和媒體所津津樂道的常談常新的甚至時尚的話題。

人們在談到「窯洞對」之後的黃炎培時，一般都會說「窯洞對」成為黃炎培一生的轉折點，從此他倒向中國共產黨。此說法大體來說都沒有錯，但難免有些流於表面化而未能進入歷史的深處。

感情天平傾向於毛澤東

延安之行確實使年近七旬的黃炎培的感情天平傾向於毛澤東。

當時與黃炎培同行的對毛澤東很有成見的傅斯年就非常看不慣黃炎培等人的親共舉止，他諷刺地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

回到重慶後，黃炎培以萬分激情和罕見速度寫成《延安歸來答客問》，連同其訪問延安的五天日記，以《延安歸來》為書名出版。《延安歸來》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讓長期接受國民黨輿論洗腦的國統區讀者耳目一新。例如在國民黨媒體中被描繪成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匪徒」的共產黨人，在黃炎培的筆下卻是那樣的溫文爾雅：「毛澤東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真是出於意外。」

不僅如此，一向謹慎穩健的黃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斷和勇敢，用《延安歸來》打頭陣，發動一個拒絕國民黨從1931年以來開始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的「拒檢運動」。國民黨專制，大權在握，隨時可以依「法」查封任何圖書、雜誌、出版社。發動拒檢運動，委實是對龐然大物的國民黨作力量極端懸殊的挑戰。黃炎培大義凜然地說：「這叫做『吃了砒霜葯老虎』，一定會拼個魚死網破的!」

黃炎培登高一呼，國統區各大城市的新聞文化團體紛紛響應，經過與國民黨近兩個月目不轉瞬的相持，竟然取得勝利，迫使國民黨撤銷對新聞和圖書的檢查。自然，國民黨不會就此罷休，蔣介石的特務機關伺機找黃炎培的麻煩。正如黃炎培後來回顧這段經歷時說：「國民黨政府對我忌恨很深;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現了特務搜查住宅的事件。」

是日上午，當黃炎培興緻勃勃地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參加政協會議時，他在重慶的寓所「菁園」卻受到軍警特務的非法大搜查，並用槍脅迫女傭、男僕，喝問他們黃炎培藏槍何處。在經過半個小時的折騰而一無所獲後，這批有恃無恐的大膽妄為之輩，竟又追至國府路300號民盟代表團宿舍黃炎培的臨時下榻處。這起轟動一時的「菁園事件」，就是延安歸來使黃炎培左右為難的第一回合：感情上傾向共產黨，國民黨卻不高興。

毛澤東、黃炎培在延安機場

在毛、蔣之間左右為難

1946年1月31日下午，蔣介石宣告政協會議勝利閉幕。而就在這天上午的綜合組會議上，黃炎培敏感地問吳鐵城：本會各條規定相當周密，唯施行區域是否包括東北在內?吳答：東北尚另定辦法。黃炎培喟然長嘆：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2月，黃炎培回到闊別近十年的上海。3月底，東北內戰的烽火已瀰漫天空。這就引起了一段讓黃炎培左右為難的風風雨雨的和平談判的活劇來。

「中華又見戰雲開，誰為生靈請命來。」

悲天憫人的黃炎培作為熱心於國共和談的著名中間人士之一，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後指出：「解決國共問題，只有四種方式：第一，國消滅共。第二，共消滅國。第三，國共分治。第四，國共合作。再不會有第五種方式。」他認為第一第二種不可能實現，分治則成不了統一國家，只有合作的方式才能解決國共問題。因此，黃炎培寄極大的希望於國共和談。他和民盟諸中間人士穿梭於國共之間，費盡心血，祈望能在國共談判的齒輪上起到潤滑劑作用，使談判機器繼續運轉。

在夾縫中做工作是不好做的。在國共中間充當斡旋的第三者，本不符合黃炎培躁動、火爆和頂撞的性格，這大概是他由教育轉向政治以後接受政壇撞擊、磨練而漸漸被迫改變作風的結果。

一邊是憑藉手握朝柄而蠻橫強硬的國民黨，一邊是認為真理在手並擁有一支軍隊而態度堅決的共產黨。相形之下，黃炎培及走第三條道路的朋友們卻顯得疲軟無力。黃炎培找王世傑等人疏通，國民黨方面毫無通融，堅持收回察、熱;找周恩來等人談，周力陳利害關係，原則不變。黃炎培一事無成，深為國民擔憂，大哭一場。

1946年5月21日，當國共雙方激戰東北，黃炎培和張君勱、沈鈞儒、章伯鈞、梁漱溟聯名致電蔣介石、毛澤東請求雙方立即停戰：「特為下列建議，籲請即刻停戰：一、中共軍隊撤出長春;二、中央不再進兵長春;三、東北政務委員會駐長春，主持政務，就地組織警察行使職權……」其時，中共在東北十分困難，長春無法保住，因此毛澤東認為可以接受，於是立即複電，解放軍22日撤出長春;蔣介石卻十分惱火，對電報置之不理，在下令國民黨軍隊隨後進駐長春後，攜夫人宋美齡到東北勞軍。

蔣介石而且使出其慣用的特務手段，在派出特務於南京下關車站毆打從上海前往南京請願的民主人士的同時要挾恫嚇黃炎培：上海警察局的電話經常於深夜打到他住宿的民盟總部藍家莊，說某某打人的「請願團」天明將到藍家莊，某某東北負傷國軍代表要駐進藍家莊療養。黃炎培對於此種情形的出現，除由民盟諸友四處打電話請求保護外，別無辦法，只有坐以待旦。

對毛澤東有利的和談方案使蔣介石不高興，那麼對蔣介石有利的方案，毛澤東、周恩來是什麼態度呢?

1946年10月26日，國民黨軍隊攻佔東北解放區的安東的第二天，黃炎培和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到南京梅園新村同周恩來、董必武等商談。黃炎培力勸周恩來暫時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誤解，並表示第三方面今後有什麼重要主張和行動，民盟必先同中共協商，並徵得同意。但黃炎培等第三方面人士因求和心切而未能自覺遵守承諾。

28日，黃炎培等人提出一個方案，其中包括即日下令全國軍隊就現地一律停戰等等。該方案複寫三份，由羅隆基、黃炎培、梁漱溟等分別送達馬歇爾、孫科和周恩來。這時國民黨軍隊剛從一連串攻勢中搶佔了張家口、長春、安東和蘇北、山東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戰等於承認既成事實，顯然對國民黨有利。

當梁漱溟等到梅園新村向周恩來解釋這個方案時，剛講到「就現地一律停戰」這一條時，周恩來臉色驟變，用手制止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亦一同壓迫我們?」並且氣憤地說：「我是信任你們的，你們為什麼不事先關照一下?」梁漱溟自知理虧，急忙又把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找來梅園新村商量，大家一致決定將已送出的方案收回，並立刻分頭趕去。

當黃炎培等趕到孫科那裡時，國民黨已對方案進行過討論，並表示同意。黃炎培只好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條，需要補上，才將文件拿到手帶回來。10雖然風波告息，但梁漱溟和黃炎培都覺得已焦頭爛額。舉步維艱的黃炎培痛心地寫下《苦口》詩：「蒼生痛哭豈無人，苦口嘵嘵又一旬。夢逐河邊新萬骨，觴歌白下醉千春。才驅敵去思勞止，復為誰來點卒頻。繅出和娘絲已熟，受降城月尚如銀。」

黃炎培

「中間偏左」　拒絕參加「國大」

此時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希望繼軍事勝利之後，贏得政治上的輝煌，將所有第三方面的黨派都拉入國大，形成除共產黨之外的舉國一致。因此，國民黨對第三方面加緊拉攏，不惜軟硬兼施，恩威並用。國民黨大員和各界名流走馬燈般地輪番來做黃炎培的工作。繼陶希聖銜蔣介石命以徵詢對時局的意見專程拜訪黃炎培後，陳立夫、潘公展等都來要求黃炎培脫離民盟單獨參加國大，並放出風說：黃任之先生正考慮參加國大，當局擬以教育部部長一席倚重任老，任老已有所考慮云云。黃炎培只好兩次接見記者闢謠，把無意參加政府或國大的態度公之於世。

11月11日，蔣介石為了拉攏第三方面下水，決定國大延期三天召開。而隨著國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逼近，第三方面的陣腳出現了鬆動、解體的危險，青年黨已決定單獨與會，張君勱的民社黨也可能分裂出去。黃炎培意識到，民盟對於是否參加國大已到了不容迴避的關頭。當天他起草了《民盟對參加國大問題之態度》。次日，民盟中央通過了他起草的這個聲明：「民盟歷次宣言，擁護政協決議。一切行動，以此為唯一的依據。同人願竭盡最後一切努力，以求政協決議關於國大開會以前各項手續之完成。完成之後，即一致參加國大。未完成之前，決不參加。」兩天後黃炎培對外宣布時，交給主持人的紙條上寫著「民盟暫不參加」與決議的「決不參加」雖只一字之差，卻將黃炎培進退維谷的處境暴露無遺。

為擺脫多方糾纏，黃炎培於國大開幕之際偕夫人去杭州躲避，不料三天後回家時，依舊要面對絡繹不絕的說客。黃不得不重申數月前已明確的態度：「一、我不能同意於不統一、不團結之下通過憲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離民盟，我不能自毀人格。」

蔣介石對此極為不滿，而周恩來談及此事卻充滿欣喜。11月17日，周恩來等在梅園新村宴請黃炎培等民盟領導人，並攝影留念。12月18日，周恩來在延安這樣評價：「他們內部大部分很動搖，我們也料到青年黨、民社黨一定要參加『國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參加，『國大』開了就很臭。這個目的達到了，這是八年抗戰和最近一年談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於反對蔣記『國大』，跟我們這條路走了。」

黃炎培當然清楚，是否參加國大，無疑是一個與誰結盟的問題。儘管他一再強調不偏不倚的中立性、獨立性立場，但國共的關係一旦破裂，可供他們迴旋的中立地盤幾乎狹窄到蕩然無存。如果說，延安歸來時，黃炎培的「中間偏左」還停留在思想的層面，那麼，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政權的加速腐敗，則促使黃炎培在行動中落實「中間偏左」，直至最終歸於共產黨，而這一切正是以國共和談正式破裂為契機的。

1945年7月1日，延安機場，前排右起：毛澤東、黃炎培

解散民盟 兩面不討好

1947年農曆九月初六黃炎培七十壽日那天，是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日子。國民黨新聞局局長董顯光公然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民盟是「中共的附庸」，「民盟分子破壞總動員，參加叛亂，反對政府」。七十壽辰剛過，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發言人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與此同時，國民黨軍警把南京的民盟總部圍困起來。

在民盟和全體盟員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身為民盟創始人和首任主席的黃炎培，受民盟中央的重託，從上海趕赴南京會同羅隆基做最後的挽救工作。在極為殘酷的氣氛中，黃炎培只好以個人的名義與國民黨有關方面協商，並最終無可奈何地與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即以國民黨當局「免除民盟盟員登記」、「對無共產黨黨籍的民盟盟員」不採用《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為條件，「民盟自動宣告解散」。

巨大的壓力使黃炎培一病不起。在他一生中，儘管不乏淫威下的委曲求全之舉，但如此屈辱的違心事卻是罕見。他的理智與情感、忍耐與抗爭、世故與正直在內心激烈地衝突著，他的精神承受著痛苦的折磨。他在病中以「黃花心事有誰知」為題借花抒志。

這時，毛澤東對黃炎培也很不滿意。1947年底，中共得到消息：「民盟解散前，黃炎培在與國民黨談話時，表示對蔣極敬仰，讚頌黨國領導抗戰，對我在蘇北之各種措施攻擊甚力。」當時中共在各根據地進行土改，出現了一些過火的行為，引起黃炎培的不滿。

民盟被迫解散，中共方面一度對黃炎培頗有指責。就是到了中共建政以後，中共對1947年的民盟解散也不能原諒。1949年12月6日，周恩來對出席民盟四中全會擴大會議人員的講話中兩次提到民盟解散是錯誤的：「民盟停止活動，有點遺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人民對一個政黨的看法，不取決於它的動機，而取決於它的行為的好壞。」「最後民盟面對國民黨的壓迫，宣布解散，這雖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對民盟在人民中間的影響是有損害的。不管當時的想法是什麼，一個進步的政黨本來是領導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壓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後國民黨還不是到處抓人嗎?就是在民主運動高潮的時候，也有聞一多、李公朴的死難。所以收回旗幟是有損失的。」

被國民黨推入共產黨懷抱

黃炎培政治立場雖然偏左，但對國共戰爭雙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評立場。1947年3月，國共和談正式破裂，黃炎培為民盟起草的宣言對國共雙方都有所批評。

黃炎培七十大壽，他謝絕了祝壽，在與親友團聚時發表談話，再次說到左右為難的問題即他主觀上兩面不得罪，而客觀上卻兩面都得罪。兩面不討好，他很苦惱：「兩人相打，我處於兩者之間，左邊人責我不幫右邊，右邊人罵我不幫打左邊，兩邊不討好，只不過討好了自己良心。」

黃炎培是被國民黨推入共產黨懷抱的，正如《觀察》主編儲安平在《中國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誰驅使大家不滿，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今日國民黨腦子裡所想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卻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製造有利於共產黨的政治形勢。」

隨著民盟被迫解散，國民黨給予黃炎培以相應的「待遇」：外出時，總有四名特務形影相隨;居家時也受到特務的監視。而且，隨著內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軍隊潰敗，共產黨軍隊勝利，國統區日趨恐怖。黃炎培不僅受特務監視，還上了「黑名單」的首位。就在這時，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傳來毛澤東歡迎黃炎培北上參加新政協的邀請。

1949年2月15，黃炎培化裝擺脫特務的控制，並在中共地下黨組織護送下登上一艘開往香港的輪船。一個月後，黃炎培從香港北上。3月20日，他作新詩《海行·香港天津途中》：「看哪，/海浪那麼洶湧!/他在憧憬了，/張開著有力的翅膀，/從陰沉沉霧罩下，/幾時迎取一輪新的太陽，/紅!紅!」

在黃炎培北上後，他的次子黃競武依舊留在上海，最後慘死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屠刀下。

毛澤東為何看重黃炎培?

開國前後，毛澤東十分看重黃炎培。

1949年3月25日，黃炎培抵達北平，受到熱烈的歡迎，被中共有關負責人董必武、李維漢和先期到達北平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等迎入六國飯店，並隨即單獨與李維漢商談歡迎毛澤東進城的儀式。下午，黃炎培和陳叔通、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機場歡迎毛澤東，並陪同毛澤東閱兵。

第二天晚上，在眾多等待晤談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老友新朋中，毛澤東選擇黃炎培作為第一位來到他所下榻的香山雙清別墅的客人。黃炎培日記載：「夜，毛主席單獨招餐於其家香山雙清別墅，毛夫人、周恩來四人同餐。我暢述所見。」毛澤東在談話中，向黃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針，包括他所設想的國家前景，黃所領導的民建及黃本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開國之初，毛澤東為黃炎培在新政權中安排了一個重要政治角色：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毛澤東和柳亞子

同是著名民主人士，為什麼柳亞子向毛澤東寫信要官做，毛澤東不僅回信潑冷水，而且還勸他安靜休養不要「牢騷太盛」;相反，黃炎培則在周恩來兩次登門動員的情況下，出任可謂在民主人士中最有實權的高官。

按說，論反蔣態度和行動，柳亞子比黃炎培積極、堅決得多。柳亞子時常赤膊上陣，把蔣介石罵得狗血淋頭，被稱為國民黨左派的激進人士。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前，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吳鐵城奉蔣介石之命，自南洋赴重慶途經香港，面邀柳亞子赴渝出席全會。柳亞子嚴詞拒絕，怒斥國民黨當局的反共行徑，最後拍著桌子說：「我寧可像史量才那樣被他(指蔣介石)暗殺，絕不參加這樣掛羊頭賣狗肉的會議。」緊接著，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以「違反國策」罪開除他的黨籍。柳亞子聞訊拍案大罵，怒不可遏，當即發表針鋒相對的談話，說早該以中央監察委員身份，提議開除蔣介石的黨籍。

論與毛澤東的交情，無論私交和詩交和對毛澤東的推崇，柳亞子也在黃炎培之上。早在革命處於低潮，毛澤東尚未成為領袖的時候，柳亞子就已對毛大力推崇了。1929年，左傾路線當權派把毛澤東排斥在領導層之外，遠在上海的柳亞子從報上看到敵人造謠的「毛澤東遭到不幸」的消息，悲痛地寫下了一首悼念毛澤東的七律：「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後自註：兩列寧即「孫中山、毛潤之」。1932年，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蔣介石加緊對中央蘇區的大規模「圍剿」。柳亞子寫了《懷人四截》的詩篇，其開頭一截就是寫毛澤東的：「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竟處囊。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壇旗鼓看毛郎。」詩中對毛澤東所從事的事業，予以熱情的讚揚和殷切的期望，尤其對毛澤東個人的寄望之高，更是溢於言表。

毛澤東對柳亞子也很讚賞。1936年6月，毛澤東致函何香凝，稱柳亞子「有骨氣」，是「人中麟鳳」，要她「便時乞為致意」。1944年11月，毛澤東致函柳亞子很動感情地說：「廣州別後，十八年中，你的災難也受得夠了，但是沒有把你壓倒，還是屹然獨立的，為你並為中國人民慶賀!」直到1946年1月，毛澤東還致函柳亞子：「相期為國努力。」

論年齡，柳亞子比黃炎培小9歲，1949年柳亞子63歲，黃炎培72歲。

為什麼棄柳亞子而不用呢?應該說像柳亞子這樣性格的人，當共產黨在野與國民黨作鬥爭的時候他的作用確是難以替代的，而當中共執政，那樣的性格便沒有價值。黃炎培就不同，儘管1949年以前，毛澤東、周恩來對他有不滿意的時候，但在建國初期他卻很有政治價值，而這種價值是諸如友情、年齡、革命態度所不能相比的。

黃炎培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發言

中共建政之初，中共黨內也有一些人對安排那些民主人士、起義將領當高官，中共領袖與民主人士頻頻往來，也感到很不理解，有怨氣，甚至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1952年6月19日，周恩來在全國統戰會議上，談到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關係時說道：「我看了一個同志的發言，他好像認為跟資產階級做統一戰線就是講『外交』、應付、說空話。這是不對的。難道毛澤東同志是在那裡閑著沒事做，把黃炎培找去聊天講閑話嗎?大家曉得，毛澤東同志沒有這樣的閑工夫。他找一個人去總是有目的的。毛澤東同志向黃炎培講清道理後，黃炎培就給資產階級寫信，首先是給上海資產階級寫信，用他自己的口氣向資產階級轉達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這有什麼不好呢?」「為什麼說黃炎培是進步分子哪?有的人還不大懂。我們說他是資產階級的進步分子，就是因為他跟資產階級有來往有交情，能夠把他們的話說出來，又能夠把我們的話經過他說給資產階級。」

晚年薄一波回憶說：「毛主席常說，我們不能再長征了，我們要千秋萬代長坐北京，沒有黨外人士進入政府不行。安置他們(如傅作義、程潛)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還說過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里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要反對『麻煩說』、『搗亂說』、『吃飯說』，要反對關門主義。」

毛澤東1959年8月11日在廬山批判彭德懷時談到右派代表性人物：「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澤、宣統皇帝。至於羅隆基、龍雲他們現在還有官做，那些人實際上是反革命，所以擺他們的位子，無非是以示寬大。因為有三十多萬右派，我們擺他們幾個，那些右派說，咦，我們朝中有人啊!這樣有利於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現有45萬)好多?哈哈?隊伍不少!」

黃炎培就是這樣的一個可以樹立為「對立面」(不等於「反面」)的代表性人物。

應該說黃炎培作為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和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作為具有很強組織能力的社會活動家，在中共建政前後，確實有些力量。而柳亞子儘管天下聞名，也只不過是一個以筆當槍的詩人。他單槍匹馬，沒有自己的圈子，只有幾個氣味相投的詩友。中共建政前後，民盟頭面人物之一羅隆基曾經對葉篤義說過：「我們也應當組織起來。統戰部怎樣對待我們就看我們有多少『本錢『(意思就是說有多少人)。」

政治「朋友」的一個含義，就是強有力的有大「本錢」的對手，毛澤東視黃炎培就是這樣有著特定涵義的政治對手，他是地主階級總代言人和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此毛澤東看重他的一個重要政治原因就是要消滅他所代表的階級，而不是在感情上喜歡誰討厭誰的問題。

更鮮為人知的是，在毛澤東眼中，黃炎培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右派。1959年8月16日，在廬山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說：「我喜歡交幾個右派朋友，這是黃克誠說的，周圍要有幾個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釗、黃炎培我都談得來，有個比較;連右派都不知道，那怎麼行。在中國社會做工作，沒有幾個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確。」

黃炎培至死也不會知道，原來毛澤東是把他當成右派朋友的，只是不戴帽而已。假如不是當年出席廬山會議的李銳把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後人很難推理出這個結論來。(選自《摸史集》文/袁小倫 有刪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