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文人淘書之樂 朱自清為買字典當掉大衣
儘管如今人們足不出戶就能買到自己喜歡的書籍,但對於很多愛書人來說,到舊書店淘舊書一直是念念不忘的「心頭之好」。在逼仄甚至簡陋的環境中,在一堆堆略帶霉味的舊書中,不經意間,找到自己搜尋已久的書,或者找到一本被人們忽視的書,這份欣喜,遠非新書店能夠滿足。
作為古都的北京城,在漫長的歷史中,積澱了濃厚的文化氛圍。民國之後,隨著新思想的湧入以及社會的變化,大量古舊書籍散落於大大小小的舊書店。因此,逛舊書攤淘舊書,成為當時文人雅士們的生活方式之一,不少人還將這段生活記錄了下來。
如今,透過當年的那些文字,人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他們淘到至寶後的喜悅。
民國時期北京的舊書攤
琉璃廠 魯迅逛了四百多次 朱自清買字典當掉大衣
說起老北京比較重要和有影響力的「圖書集散地」,熟悉北京的人會提到這樣一句俗語:「東西兩場、南北兩街」,它就是指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琉璃廠街、隆福寺街。舊時,北京達官貴人多,文人多,又有來京趕考的舉子,讀書氛圍濃厚,圖書市場非常火爆,甚至在一些衚衕和街道附近,出現了相對集中的書攤。在當時,出版業並不發達,收售舊書是這些書攤和書肆的重要業務。而北京城的這些星羅棋布的書攤和書肆,也留下了眾多文人流連於此的身影。
為何文人愛逛舊書攤?著名學者張中行在北京生活多年,他逛過琉璃廠、隆福寺、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等大小書攤,他這樣解釋淘舊書的樂趣:「一位老前輩,是著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說,他雜覽,是因為他不吸煙,閑坐無聊,只好用看書來消遣。我同另外兩三個朋友喜歡逛書鋪,逛書攤,買點舊書,也可以用吸煙來解釋,是求書成癮,很像習慣紙煙之難於戒除。」
在以上「圖書集散地」中,名頭最大的自然是琉璃廠街。清代,這裡成為古舊書籍最為重要的交易場所。民國時期,儘管西方思想大量湧入以及近代書籍出版業的廣泛發展,但文人們在琉璃廠「淘書」的樂趣卻長盛不衰。
在這些文人中,不得不說的是魯迅與琉璃廠的故事。1911年,魯迅還在紹興師範學校當校長時,就對琉璃廠非常嚮往。他在當年四月十二日寫信給居住在北京的許壽裳,特意打聽:「北京琉璃廠書肆有異書不?」1912年,魯迅應蔡元培之邀,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五月,魯迅隨教育部遷往北京。
位於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離琉璃廠不遠,這為魯迅逛琉璃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他經常是散步就去琉璃廠。魯迅有時甚至一天去一次,據《魯迅日記》記載,魯迅在北京的14年間,去過琉璃廠的次數竟有480次之多,採買圖書、碑帖3800多冊。後來,魯迅寫成《中國小說史略》《後漢書》《嵇康集》等著作,與他在琉璃廠書肆搜集的書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鍾愛琉璃廠舊書肆的,不止魯迅一人。《魯迅日記》里記載了魯迅多次在琉璃廠遇見熟人的情況,1914年1月31日的日記寫道:「午後同朱吉軒游廠甸,遇錢中季(錢玄同)、沈君默。」2月8日又記道:「觀舊書,價貴不可買,遇相識者甚多。」
在這條並不算長的街上,留下了一個又一個令後人景仰的大學者的身影:胡適、王國維、陳衡恪、吳虞、周作人、錢穆、沈君默、錢玄同、劉半農、鄭振鐸……
與魯迅四百多次逛琉璃廠相比,朱自清逛琉璃廠的次數相對少很多,但是朱自清在北京購書的經歷也頗為獨特。朱自清在《買書》一文中提到了他在北京逛舊書攤的故事。1916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學系。入讀哲學系後,他對佛學類的書籍非常感興趣,當時,佛學類的書籍都在卧佛寺街的鷲峰寺,一個陰沉沉的秋日下午,剛來北京不久的他,一個人去了鷲峰寺,買回不少心儀的書籍。
1920年,朱自清從北大哲學系提前畢業。畢業那會兒,他又去了琉璃廠,在華洋書庄,他看見了一本新版韋伯斯特大字典,定價才14元。可是14元對當時的大學畢業生朱自清來說,也不容易湊齊。最後,朱自清想來想去,只好硬了心腸,拿著結婚時父親給他做的一件紫毛水獺領大氅(一般的外套,大衣),當了14元,買下了那本字典。朱自清本來是想著將來贖出來就是了,結果後來朱自清離開北京多年,而那件大氅一直沒有贖出來,朱自清每次翻那本字典時還常常感到遺憾。
闊別五年之久,朱自清回到北京,到清華大學任教。此時的朱自清仍然念念不忘舊書攤。有一年的正月,他去琉璃廠逛廠甸廟會。他去的時候,土地祠內外人山人海,他買了一本《倫敦竹枝詞》,當時花了3元錢,買來以後,恰好《論語》找他約相關的文章,他便選抄了一些竹枝詞寄過去,加上一點說明,後來居然得了5元稿費。朱自清說這是「僅有的一次,買的書賺了錢」。
隆福寺 錢穆「霸氣」買書
清末,隆福寺一帶的書肆多起來。民國初,隆福寺的書肆發展到30多家。隆福寺與琉璃廠一樣,都以經營舊書為主,但隆福寺又與琉璃廠不一樣。隆福寺地處清末時的皇城周圍,清末庚子之變,沒幾年又是辛亥革命,時局紛亂,很多旗人貴族將收藏的好東西拿到隆福寺一帶變賣。民初,各種善本甚至皇家的藏書,都能在隆福寺的小書攤上看到。
如今為大多數學者公認的說法是,《紅樓夢》庚辰本就是從隆福寺一帶的旗人家中流出的。徐星署於1933年初從隆福寺地攤上淘到這本書,當時花了八枚銀幣。1949年,燕京大學圖書館以黃金二兩的價錢從徐氏後人手中購得,與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廂記》及百回鈔本《綠野仙蹤》並稱燕大館藏「三寶」。1952年北大與燕大合併,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後來大量印行於世的《紅樓夢》都是以此本為底本,補以其他版本而成。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1930年秋至燕京大學任教,在北京生活了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後五年乃一意購藏舊籍……余前後五年購書逾五萬冊,當在二十萬卷左右。歷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在此。」
錢穆買舊書的方式「頗為霸氣」,他曾這樣記載:「琉璃廠、隆福寺為余常至所,各書肆老闆幾無不相識。遇所欲書,兩處各擇一舊書肆,通一電話,彼肆中無有,即向同街其他書肆代詢,何家有此書,即派車送來。」也就是說,一旦有他有想要的書,便從隆福寺和琉璃廠兩個地方中各挑一家舊書店,然後給他們打電話,如果這家沒有,便詢問同街其他書店有沒有。直到找到這本書後,讓書店派車把書送到錢穆家。當時,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書店送來書,放在他書齋的大長桌上。不過,在買舊書的時候,錢穆有個原則,只買廉價書,凡宋元版高價書,他一概不要。儘管如此,他仍得到了許多珍本孤籍。錢穆在《師友雜記》中所寫:「北平如一書海,游其中,誠亦人生一樂事。」錢穆開玩笑說,一旦學校解聘,他就擺一舊書攤,可不愁生活。
可惜的是,後來錢穆南下時,將二十餘箱書籍交於某宅主保管。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古籍被一書賈以百石米價買去,最終流散民間。
東安市場 蕭乾與書商「鬥智」
北京舊時圖書市場的另外兩大重地是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
張中行《由舊書想起的》一文中,對老北京售書處所作了劃分:「等級高的集中兩地:一是琉璃廠,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線裝書,其中偶爾有價值連城的善本。中級的也集中兩地:一是東安市場,二是西單商場,所售書雜,古今中外。」即便是中級的也有區別:等級高的鋪面大,所售之書偏於專,如轉售外文;等級低些的鋪面較小,所售之書較雜,更低的沒有鋪面只擺攤。那裡所售之書比較雜,因為買了什麼書就賣什麼書,「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
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寫有《東安市場懷舊記》一文,裡面說:「當然不能不寫一寫東安市場的舊書攤,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那條舊書攤集中的小街就成為我和同學們流連忘返的勝地……」
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後,東安市場的舊書店和舊書攤似乎取代了琉璃廠和隆福寺。作家唐摯(即唐達成)《逛舊書攤》中講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北京舊書攤的故事。他寫道,那時,北京舊書攤不少,但最集中的卻是在東安市場。東安市場裡面曲徑通幽,如同穿迷宮一般。
東安市場里不僅有好幾個規模較大的舊書店,周圍還是各種各樣的舊書攤,任顧客隨意挑選購買。當時的唐摯在《文藝報》工作,他發現,《文藝報》編輯部的同事中,愛逛舊書攤的人不在少數,文藝評論家侯金鏡便是其中一個。星期天,唐摯有時會在東安市場里遇見侯金鏡,這時,兩人對視一眼然後會心一笑。
有一次,唐摯到侯金鏡家閑談,侯金鏡從書房中取出一本書來,那是1933年新月書店發行的聞一多的名著《死水》,這本書是侯金鏡在東安市場舊書攤上發現的,看到這本書時,侯金鏡家裡已經有了一本,但他還是忍不住把那本買了下來。侯金鏡對唐摯說,如果唐摯家裡沒有這本書,他就把這本書送給唐摯。唐摯喜出望外。後來,唐摯也一直把那本書珍藏在書櫃中。
著名作家蕭乾同樣對東安市場頗為懷念。在東安市場被取消後,還特意寫了一篇《關於書》,回憶當時在東安市場買舊書的片段。蕭乾寫道,在東安市場買書,要和書商「鬥智」。書商一旦發現蕭乾看中了哪本書,他必然大大抬高價碼。蕭乾發現後,再去買書時,就同時從架子上取下三四本書,請書商一一開價。等書商一一報完價碼之後,蕭乾才說出自己真正想買的那本。這種方法初試很靈,後來書商也不上當了。「凡是我挑出的書,他一律都加了價碼。」
民國年間,老西單商場有40多家書店。那時,因為附近有很多中學和大學,如中國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北平市立師範、志成中學、師大附屬女校等,這裡書店的經營特點是以教科書和文藝圖書為主。後來隨著「七七事變」爆發,這些學校南遷,西單商場的圖書市場逐漸萎縮。
街邊書攤 張中行愛逛小書攤
除了比較集中的場地,文人們還特別喜歡那些不知名的小書攤。
張中行對小書攤情有獨鍾。他在《由舊書想起的》一文中,還記載了不少散布在一些街道旁的小書鋪,如鼓樓之東有「得利復興」,之南有「志誠書局」。這些小書攤又有種類之別:一種是長期的,如地安門大街、安定門大街的許多書攤;另一種是間斷的,如護國寺和隆福寺等廟會,只有會期有,比如什剎海荷花市場的小書攤,只有夏季有。此外,德勝門、宣武門還有幾處小市,甚至有些賣舊貨的住戶,偶爾也賣舊書。
張中行搜尋舊書,更喜歡逛街頭書攤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圖省錢。但還有原因之二,也許更重要,是可以買到中級以上書商看不起的不見經傳之書。」比如魯迅兄弟早年的譯著,《俠女奴》《玉蟲緣》等以及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記八國聯軍入北京的《都門紀變三十首絕句》等,都是張中行從這類地方買到的。
魯迅同樣愛逛小書攤,他常到離琉璃廠不遠的宣武門小市。在小市的地攤上,魯迅除買到一些古錢,瓷印泥盒等,還在小市買到了《太平廣記》的殘本。
動輒打電話讓書商上門的錢穆,在小書攤上也有大收穫。有一次,錢穆向胡適借閱其收藏的《求仁錄》孤本,胡適讓錢穆和自己一同去另一間屋去取書,當著錢穆的面,胡適打開保險柜取出了那本書,可見該書的珍貴。後來,一天傍晚,錢穆在南池子附近閑逛時,發現東四牌樓附近有一個小書攤,在這個書攤上,他意外發現了《求仁錄》,而他僅花幾毛錢,就買下了這本珍寶。
阿英街頭買書 找施蟄存借錢
當然,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也有著濃厚的文化氛圍,在這些城市的街頭巷尾,同樣有不少舊書店,在它們的背後,同樣留下了眾多文人淘書的佳話。
抗戰爆發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漢口路、城隍廟、蓬萊商場等地舊書店非常集中。施蟄存每天下午下班後,就去這些舊書店逛逛。他經常遇見鄭西諦(戲曲研究專家)。有一天,施蟄存在一家叫來青閣的書架上找到一部《秋風三疊》(明末清初來集之創作的雜劇)。這時恰好鄭西諦進來,鄭西諦看了看施蟄存手中的這本書,說:「這部書你讓我買吧。」施蟄存看鄭西諦「很有欲得之心」,便把書給了鄭西諦。其實,施蟄存的真實想法是,即使不讓鄭西諦買,他自己也未必買得起。
除了舊書店,城隍廟裡橋上還有一個舊書攤,施蟄存在那裡常常碰見阿英。有一次,施蟄存剛走到橋上,只見阿英也在那裡。而阿英一眼看到施蟄存,就說:「來得正好,借我一塊錢。」原來,阿英挑了一大堆書,老闆要價5元,阿英還價3元,老闆不幹,非要4元,可是阿英口袋裡只有3元。施蟄存借給了阿英1元5角,1元湊足書價,5角用做回家的車錢。施蟄存翻了翻阿英買的書,有《國粹學報》《新小說》,甚至還有彈詞唱本等,全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學和期刊。
後來,鄭西諦搜羅古代戲曲,成為研究古代戲曲的專家,阿英靠著這些「破破爛爛的殘書小冊」,寫出了《晚清小說史》和許多通俗文學著作。
汪曾祺《舊書攤》中記載了他在西南聯大時的一段趣事:他不是去買書,而是去賣書。當時昆明的舊書店集中在文明街,只要稍微整齊一點的書都收,而且價錢不低,尤其是工具書,拿去賣,當時就能付錢。汪曾祺在西南聯大時,經常斷頓,斷頓之後就「日高不起,擁被墜卧」,他的好友朱德熙看他快到11點還不露面,便知道他午飯還沒有著落,朱德熙便拿來一本英文字典去找汪曾祺,兩人到文明街,賣了字典,賣的錢兩人可以吃一頓破酥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還可以喝二兩小酒。
當時工具書里最走俏的是《辭源》,汪曾祺的一個同學發現,一家舊書店裡,《辭源》的收價比原價還要高,而街道拐角處的商務印書館的書架上就有幾十本嶄新的《辭源》,於是,這個同學以原價買,轉身就高價賣給舊書店。這位同學做了好幾次「搬運工」。
不過,汪曾祺也買過不少舊書。因為他不是藏書的人,對於舊書的版本並不太注重,只要內容自己喜歡就買。汪曾祺後來到上海後,他在舊書攤看到一本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董解元西廂記》影印本(萬有文庫是商務印書館於1929年至1937年出版的一套超大型綜合性叢書),因為汪曾祺自己對董解元版的西廂記非常鍾愛,再加上湯顯祖的批語非常精彩,儘管只是影印本,汪曾祺仍然買了下來,視同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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