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芳：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包產到戶夭折原因再探
原標題：姜建芳：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包產到戶夭折原因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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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包產到戶在我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夭折的原因，除了指導思想「左」的錯誤造成外，從理論角度分析，包產到戶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找不到相應的支撐；從經濟角度分析，包產到戶有悖於當時國家工業化的戰略部署；從領袖個人因素分析，包產到戶也沒能得到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認同。多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交錯和互相影響，使得包產到戶這種適合國情的農業經營方式沒能在新中國初期得以推廣。
關鍵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理論/工業化/毛澤東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包產到戶雖符合中國廣大農村的實際，並能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增產增收，但因受到上級的壓制而終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包產到戶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再加上「三農」問題的逐漸升溫，不少專家、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對此進行深入研究。
對於包產到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夭折的原因，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在《聯產承包責任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書中，認為主要是上級指導思想「左」的錯誤造成的，因為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包產到戶都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而遭到打擊。華中師範大學農村問題研究專家徐勇在《包產到戶沉浮錄》（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還從政治體制上查找原因，認為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人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家長製作風盛行，結果「一言堂」壓制了民主，使正確的意見沒有得到採納，等等。
通觀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學術界的研究視角從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當時國家工業化的戰略部署以及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態度三個方面進行探討的研究，鮮有涉及。本文試從以上三個層面，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包產到戶夭折的原因作一新的學術思考。
一、從理論角度分析，包產到戶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找不到相應的支撐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通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考察，和對未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思考，在論述未來社會主義農業的合作化時，多次預言「小農必然滅亡」，大規模合作社生產是向完全的共產主義過渡的中間環節，「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並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的條件下，一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變為多餘的；勞動的這種節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一」。[1](P310)這一理論觀點，也為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建立後領導人民實行農業合作化提供了理論資源，尤其是前蘇聯按照經典作家的論述建立的集體農莊一度顯示出的威力，更為中共大規模實行合作化提供了參考的樣本。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對馬列主義的認識和前蘇聯實踐樣本的基礎上，認為社會主義的農業應該是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於是，也按照前蘇聯的集體農莊模式建立起了高級社。集體農莊和高級社兩者雖然名稱各異，但本質卻相同。如果把1930年3月聯共（布）中央頒布的《農業勞動組合標準章程》和1935年2月頒布的《農業勞動組合示範章程》，與中國共產黨1956年6月頒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進行比較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在計劃管理制度，土地的使用權和使用方式，大型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配原則和方法，管理機構和組織規模等方面，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就明確指出：「我國的高級社類似蘇聯的集體農莊。」[2](P360)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指導和前蘇聯集體農莊模式的榜樣以及示範作用，使得包產到戶這樣一種農業經營模式，成了在新中國初期無法得到推行的理論根源。在這一探索過程中，毛澤東也多次要求我們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走自己的路，並在《論十大關係》中明確提出要下決心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尤其在中共八大會議上，許多中央領導也針對農業合作化後出現的問題，強調要發揮集體經營和社員家庭經營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但是，囿於固有的認識，「家庭經營」的思想卻未能提升到農業方面，而是僅局限於家庭副業領域。這就使得1957年包產到戶興起後因得不到相應的理論支撐，並在反右派鬥爭中橫遭批判而胎死腹中，代之而起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於是，社會主義集體農業與家庭經營進一步被對立起來，並成為1959年中央嚴厲批判包產到戶的重要原因。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農業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為了儘快擺脫困境，許多中央領導轉而支持包產到戶。但是，通過研究不難發現，在當時的思想上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在國家高層領導人中，除鄧子恢外，幾乎無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一種經營方式，在言談主張中也還是把包產到戶與集體經營分離開來。在當時的思想意識中，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仍然是「大而公」的模式，而之所以轉而支持包產到戶，也是因為當時農業嚴重地減產歉收，饑荒已在全國蔓延，而實行包產到戶有利於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所以，包產到戶在當時只是權宜之計，也可看作是暫時的退縮。這就說明當時包產到戶的主張，缺乏強有力的理論說服力和支持力。
在北戴河會議及八屆十中全會上，當鄧子恢提出應讓包產到戶再試一試的時候，「毛澤東用一句話再次說服全黨：家庭經營已經試了幾千年，還不清楚嗎」。[3](P94)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領導人的觀念中，家庭經營被等同於幾千年封建社會中的個體經營，是一種「單幹」，因此它與社會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有的學者指出：「包產到戶之所以一開始就受到懷疑、指責、批判，癥結就在於，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過去沒有完全搞清楚。按照過去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社會主義在農村就是土地公有，而公有土地就必須統一經營、共同勞動、統一分配，不能搞家庭經營。」[4](P130)
由此可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時代和歷史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囿於過去長期經濟文化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所造成的平均主義泛濫、個體價值被忽視等弊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未能突破「大而公」模式的束縛。因此，作為家庭經營的包產到戶也由於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撐和支持力，自然也難以得到中央的認可，而無法推行。
二、從經濟角度分析，包產到戶有悖於當時國家工業化的戰略部署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包產到戶歷經坎坷，終究沒能獲得合法地位。恩格斯曾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5](P741)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我們考察包產到戶在當時合法地位缺失的緣由，也需要聯繫到當時新中國的國家工業化的戰略部署進行探討。
新中國成立後，走社會主義道路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理念，也是國家工業化的客觀需要。土改以後，廣大農村出現了汪洋大海般的個體小農，這與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很不適應。集體經營和個體經營究竟哪個更能夠發展社會生產力，中央也曾進行過探討。薄一波回憶說：毛澤東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2](P191)當時，由於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及其崇高威望，其「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的主張，便迅速成為黨中央的決策和共識。
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經濟格局的變動，固然是一種歷史遺傳和多種現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並表現出國與國之間不同的發展傾向。但是，以農民的利益為代價，以農業積累的增長為啟動國家工業化的初始資本，幾乎是世界各國工業化的共同經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更是如此。
實現工業化需要雄厚的資金，然而新中國卻一貧如洗。以抗日戰爭爆發前的20世紀30年代為例，按1933年國民收入的價格計算，中國人均大約為15美元左右，排名在世界之末；其積累率為5%左右，僅為低收入國家平均積累率的1/3；並且幾乎有2/3的產值來自農業，而來自工業的不足1/5；大多數工業產品都是用傳統手工業方法生產出來的，以現代工業方式生產的產值還不到總產值的10%。連年的戰爭使異常脆弱的經濟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1949年的社會總產值，按當年價格計算僅有577億元，其中農業產值為326億元，占58.3%；工業包括建築、運輸業在內僅有163億元，占29.3%；商業為68億元，占12.2%。[6](P29)重工業幾乎是一張白紙。這種積累的嚴重缺乏，使新中國的工業化發展舉步維艱。
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工業化的實施就不得不「工占農利」，即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原材料和勞動力的絕大部分，都由農業提供。當時也參照前蘇聯的做法建立起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體制，以便有效地獲取農業「剩餘」，然而當時中國的農業「剩餘」卻無法與前蘇聯相比。中國農產品的產量遠遠低於前蘇聯。「因此，當蘇聯有可能考慮如何最好的確保國家對歷年都有的農業剩餘產品進行控制時，中國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想方設法使農產品能有剩餘，並增加這種剩餘，然後才能掌握分配剩餘物資的權利。」[7](P320)那麼，如何才能使農業增產以增加這種「剩餘」呢？於是中央選擇了合作化的道路。對此，陳雲曾進行過論述：「農業增產有三個辦法：開荒，修水利，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據以往的經驗，平均產量可以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並且只有在農業合作化以後，各種增產措施才更容易見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錢少、收效快的增產辦法」。[8](P23-238)毛澤東也同樣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在於「保證增產」，以「和國家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9](P538)毛澤東還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對此作了詳盡的說明：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於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10](P432-433)
由此可見，國家工業化戰略旨在依靠農業提供積累，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的農業生產力的水平卻很低，因此，農業的規模經營特別是統一的集中化的管理調度勢在必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分散的家庭經營為特徵的包產到戶，便與國家工業化的戰略方案合不上拍。
於是，持反對意見的認為包產到戶會削弱政府對農民的控制，難以做到勞動力、生產工具等方面的統一，不利於農業規模經營優勢的發揮；而持贊成態度的人有時也不得不承認，如果做得不好，確實保證不了勞動力、生產資料、分配等的統一，而且政府對農民的管理也難免會失控。
事實也正是如此。為實現「工占農利」，確保國家工業化的順利實施，1953年我國對主要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但這項政策一開始就受到農民的抵制，促使中央一再加快農業合作化的步伐。如陳雲所說：「我們面對著這樣為數眾多的個體農戶，在糧食的統購方面和統銷方面，是遇到了困難的」。「主要的是對這樣眾多的農戶，要估實產量，分清餘缺及其數量，很不容易」。所以，「應該積極而穩步地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把一億一千萬農戶組織到農業合作社裡來」。到那個時候，我們的統購統銷工作就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8](P276)
正是因為以上原因，中央在合作化實現不久又號召建立人民公社，「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加強政府對農民的控制」。[3](P92)包產到戶後，確實出現了如反對者所說的那種情況：「有些生產隊定產偏低，加上社員自打自收，把糧食搞到自己家裡，定產也繳不齊，因此集體掌握的農產品大大減少，不但安排生活有困難，不得不降低口糧標準，而且徵購任務也無法完成。社員手裡超產的東西雖然不少，但不願意賣給國家。特別是有些地方把徵購任務事先分到了戶，國家要一戶一戶地催，頭緒太多，既增加了工作上的麻煩又增加了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矛盾。」[11](P561)這主要是因為包產到戶這種以家庭為主的分散型經營形式，不符合規模經營的要求。
其實，中央領導包括毛澤東在內對包產到戶的績效並非一無所知，但工業化的戰略與農業的績效在當時條件下，就像魚和熊掌一樣不能兼得。在此過程中，「國家曾嘗試過使工業化戰略和農業的效率都得到實現，但工業化目標是一種更急的目標，是一個對國家來說更能實現租金最大化和產出最大化的目標，因而也是國家最偏好的目標」。[12](P112)事實證明，合作社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至少是在客觀上為建國後30年「工占農利」提供了制度保障。有資料顯示，僅人民公社化期間，我國農村為工業化建設提供了約5400億元的資金，年均高達210多億元。[13](P109)而高度組織化後農民的義務勞動，節約了國家的費用，同樣為工業化積累了可觀的資金。例如，農民僅在「二五」時期義務進行水利工程建設、開荒、改造耕地、造林等等，用工資計算，勞動折價約在500億元左右，這是一筆很大的投資。[14](P418)
所以，儘管包產到戶有顯著的績效，並深受農民的歡迎，但因與國家的工業化戰略部署發生了矛盾，所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除了對包產到戶等「單于風」進行了深入批判外，還正式通過了《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其中特彆強調指出：「農業的集體化，提供了農業發展的極大可能性，比起『單幹』，還是集體經濟的力量大，還是集體化能夠適應社會化的工業化。」[15](P732)這一詮釋非常透徹地說明了工業化需要規模經營，作為「單幹」的包產到戶在當時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發展的要求。
三、從領袖個人因素分析，包產到戶沒能得到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認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包產到戶在中國農村雖暗流不斷，但終未形成燎原之勢，若從領袖的因素考慮，就在於沒有獲得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認同。
毛澤東反對包產到戶的原因，大體上有以下幾點。
第一，為了佔領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典型的小生產形式。他十分贊同列寧關於「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觀點。[16](P181)認為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私有制度，乃是封建制度的源泉，而且甚至成為孕育資本主義的溫床。「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17](P357)為此，還在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過程中，毛澤東就於1955年10月11日撰寫了《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文，明確提出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絕資本主義的來源」。毛澤東認為只有集中生產資料，實行財產公有、集中勞動，才是社會主義。搞包產到戶就是單幹，而單幹就是搞資本主義。
在合作化運動後不久，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儘快地富強起來，但是由於違背了客觀規律，良好的願望不但沒有實現，反而造成了重大損失。之後，中央也進行了調整，以消除人民公社體製造成的弊端。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公社是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理想之路。雖然在實施之初過分強調「一大二公」，出現了不少失誤，但總體上這種體制還是好的。經過不斷的調整，特別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的確立，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農村經濟形勢也會很快地好起來，用不了幾年就可以恢復，前途還是光明的，至少也可以說大部分是光明的。但是，在調整的過程中，包產到戶又在許多地方重新抬頭，而且愈演愈烈。再加上鄧子恢、陳雲、田家英等高層領導和身邊工作人員不斷以形勢嚴峻為由，贊同搞「一小二私」的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強調說這樣做有利於恢復經濟，這一切使毛澤東逐漸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為了「佔領社會主義陣地」，他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調整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認為「調整到這個程度就是符合實際、腳踏實地了」。[4](P121)概而言之，「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毛澤東調整農村政策的最後底線，如再進一步調整，搞包產到戶什麼的，就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8](P68-69)
第二，反擊帝、修、反的攻擊和責難。朝鮮戰爭以後，中美關係尖銳對立。美國千方百計遏止中國的發展，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極盡嘲諷、污衊之能事。這使毛澤東進一步增強了辦好人民公社的信心。
1958年11月10日，新華社編印的第2504期《參考消息》刊登有美國的電訊，嘲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一種冒險的計劃」，「中國的饑荒，幾乎成為司空見慣的事」，[19](P130)等等。從不屈服於外來壓力的毛澤東揮筆寫下了唐朝詩人劉禹錫的一首詩：「高髻危冠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有力回擊了美國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進行的無端指責。11月14日，《參考消息》在第2513期上，又刊載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西雅圖商會上發表的一個演說，其中對中國的集體勞動和公社化進行了直接的攻擊。毛澤東立即在其各段內容前重擬了幾個標題，其中便有「杜勒斯批評我國的人民公社」，「表示他對我國的『大躍進』感到恐慌」等，並指示將其印發八屆六中全會的與會者進行討論反擊。此後，毛澤東又指示文學家何其芳搜集材料，編輯出版《不怕鬼的故事》一書。並號召全黨頂住壓力，辦好人民公社，回擊美帝的污衊，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
1959年1月，美國在其報刊上再次嘲笑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搞糟了」。蔣介石集團也在台灣大造輿論，攻擊共產黨和「三面紅旗」運動搞得一塌糊塗，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20](P743)面對敵人的嘲諷，毛澤東則堅持大政方針不變的政策，予以回擊。該年7月上旬，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訪問莫斯科，在回答塔斯社記者問時攻擊中國的「三面紅旗」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導致的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人間災難」，而赫魯曉夫也附和著尼克松的腔調，說中國的「三面紅旗」搞過了頭，搞糟了。與此同時，蔣介石在台灣配合美蘇發出了「反攻大陸」的叫喊，叫嚷要趁中國大陸「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有利時機」，「團結民眾，配合國軍，一舉推翻共產黨」。[20](P755)更重要的是，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省一個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對「公社」大放厥詞，說公社的建立「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指農民群眾的覺悟）」，因而「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21](P232)7月28日，胡喬木將這一情況彙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的這篇演說是抬出馬克思的原則當法寶，並指示將它在《人民日報》發表，「使全國人民都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22](P504)為反擊赫魯曉夫，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宣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21](P327)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是毛澤東當時的思維方式，既然帝修反反對人民公社，那麼我們就一定要捍衛人民公社，並且要把它搞得更好。而包產到戶是與人民公社格格不入的，為捍衛其理想的社會主義，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理論為工具，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包產到戶持批評態度。
第三，為了實現共同富裕。農民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毛澤東深感農民生活之苦，他早年深受《大同書》的影響，希望把中國建設成一個處處富裕、人人飽暖的人間樂園。他關心人民疾苦，痛恨兩極分化。自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出現以來，他最多同意小範圍試驗，始終不同意在全國推行。堅持搞包產到戶的鄧子恢、陳雲、田家英，為此都受到過他最嚴厲的批評。僅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就幾次告誡大家包產到戶的危害性。8月5日，毛澤東找鄧子恢等人談話，明確表示反對包產到戶。他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23](P1238)在8月9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他又一次說：一實行包產到戶，「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佔，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23](P1242)他特別指出：「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23](P1186)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正是擔心廣大農村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才不同意實行包產到戶的。因為，各個家庭情況千差萬別，有勞力多的，也有勞力少的，更有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的。如實行了包產到戶，必然助長農民自私自利之心，這對我們黨鞏固群眾基礎是不利的。而大集體生產，大家可以互相幫扶，共同過上幸福生活，這符合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宗旨。
由於以上原因，包產到戶被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對包產到戶持堅決否定的態度，最終使這一制度無緣在中央決策中獲得通過。
綜上所述，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農業經營方式和生產組織形式，是在新中國初期經濟困難時期，一些地方的農民為了渡過難關，自主和自發的一種農業經營行為。在當時，包產到戶也許是農村克服困難的有效辦法，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強有力的支撐，因而在現實實踐中無法獲得「通行證」，這是導致其流產的理論根源；而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又迫切需要國家對各種資源和勞動力的統一調配和使用，包產到戶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影響了國家工業化計劃的順利實施，並與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戰略要求不太合拍，這也是導致包產到戶無法推廣的客觀因素；再加上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強調農村集體化，認為包產到戶會產生資本主義，導致兩極分化，同時也為了反擊帝修反對我國人民公社的攻擊和責難，以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因而對於「單幹風」的分田到戶並不支持。多種原因的相互交織，致使包產到戶在新中國初期雖然萌芽並得到初步發展，但是最終沒能得到貫徹和實施。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落實黨的農業政策、發展農業生產，成為了中國農村工作的中心。在落實農村政策，推動農村改革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度在我國農村實行過的生產責任制，包括包產到戶逐步又得到落實和推廣，這一探索過程可謂艱難曲折和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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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文章信息
* 姜建芳，河南許昌人，長安大學人文學院教師，博士。
* 原文發表在《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第17-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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