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貧民強烈反對修建春熙路

撰文/王笛，歷史學家

從辛亥革命肇始，「革命」成為一個時髦的概念。不但政治思想與政治態度必須與革命聯繫在一起，而且與人們面貌有關的一切、從服飾到髮型都納入了革命的範疇。這種現象與法國革命甚為相似：個人裝飾都從特定方面顯示了對這場革命是支持還是反對的態度。

許多激進的精英提出禁止穿舊式服裝，反對者則稱如此將造成「洋裝」取代「漢裝」，政府不得不採取調和的態度，布告允許人民們己選擇，但滿清官服和制服則被禁止。

這時剪辮成為一種革命的標誌，長期以來辮子都被漢人視為滿人統治的一個象徵，因此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便令剪辮以掃除「陋習」。但是剪辮也經常遭到抵制甚至導致衝突。據《國民公報》報道，一個該報稱之為「鄉愚」的農民在街上被警察抓住勒令剪辮，氣極之下竟將那警察打倒在地，引起眾人圍觀。

這一事件也說明，任何「革命」對不同的對象，便會有不同的反應。不過，在這一時期人們可見五花八門的髮式，有的剪辮，有的留辮，有的既不剪也不留；有的回復古式，有的用布包頭髮；有的戴遮陽帽，有的戴西洋帽。但是，保留辮子一般會受到社會的指責。這些各式各樣的辮子和髮式，其實也是當時社會變遷過程的縮影和真實寫照。

《通俗畫報》1912年上有一幅「假毛跟拜堂」的諷刺畫。「毛跟」為四川土語，即「辮子」（可能「毛根」更貼切一些）。這幅漫畫諷刺了民國初年復舊傾向。題圖曰：「前十日東門某街某板鋪用滿清衣冠拜堂，而新郎之發，又早已剪除，乃縫一假毛辮於冬帽上，公然戴頂子，接新娘。觀者無不笑罵。」

在1912年的《通俗畫報》上的一幅「警世畫」《有毛辮的遭殃》，便生動描繪了辮子給人們所帶來的噩運。這漫畫顯示有辮子的人將招致麻煩。我們看見，不管是在男、女之間，警察和平民之間或者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的爭端，人們都能輕易地抓住男子的毛辮。一人的毛辮卷進了一台機器，另一個人的毛辮纏到了馬腿上，使得他被馬拖著走。這顯然是對那些辛亥革命後仍然保留髮辮的人的譏諷。

像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一樣，激進的政治運動帶來了時尚的變化，即「個人裝飾都從特定方面顯示了對這場革命是支持還是反對的態度」。

茶館裡的「自由」交談，為我們對民眾的想法和他們對社會的態度提供了難得的依據，但其中只有極少部分被記錄下來，從那些難得一見的文字中，使我們得以了解普通人們的思想和當時的社會狀況，一份報紙報導的兩個人在一家茶館的一次談話就很典型：

昨日有兩位老者在茶園坐談。

甲呼乙曰：「親家你見到沒有？近來世界新、潮流新、學說新、名詞新，我們不會跟倒新，又有人笑無舊可守，只好聽他吧。」

乙曰：「我看近來說得天花亂墜，足以迷人睛，炫人目，惑一些血氣未定的青年。稍明事體的，都知道是殼子話，騙人術，你這麼大的歲數，還不瞭然嗎？辛亥年耳內的幸福，到而今你享受沒有？還有不上糧的主張，你記得不？如今卻不去上糧，預征幾年就是了。又有種田的自由，你鄉下的大屋不住，搬到省來，就不敢回去。究竟自由不？熱鬧話，我聽傷了，如今再說得蓮花現，我都不聽。你還說聽他吧，你未免太老實了！」

這真是人們革命後關於現實看法的絕妙記錄。談話的主題是對「新」的抱怨，但透露出「新」後面實質上的「舊」的不滿。從談話中可看出，至少其中之一來自鄉間，也可能是一個城居地主，在鄉下有「大屋」。且不論他們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很明顯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非常不滿，以對令人目眩的「新」事物的譏諷，來發泄他們的忿恨。

報道也確認，這是一個過渡的時代――「舊」的已經被破壞，而「新」的尚沒有建立，大多停留在口頭上。並不是說這些人不喜歡新事物，他們對「新」的反感是由於當權者反覆失信所造成。

以婦女的生活來譏諷當時所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華西晚報》1942年）

一旦清廷倒台，民眾在街頭的政治使命便宣告結束，即使他們也在一些政治場面中出現，也多從表演者變為觀望者。在以城市精英和舊官僚為主的四川軍政府建立之後，竭力穩定公共秩序，並制定了有關規章以限制公共集會：

本律稱集會者，凡以一定之宗旨，臨時集眾，公開講演皆是。集會關於政治者，稱政治集會。

組織任何諸如此類的集會，都必須事先向警察報告目的、時間、地點、背景、組織者的地址以及參加的人數等等。非政治性集會也得預先申請。新章程規定和尚、道士、中小學教師和學生、婦女、未滿18歲的男子、有犯罪前科者、文盲等等都不得參加政治集會，這實際上剝奪了相當大一批人的政治權利。

該規章還賦予警察控制公共集會、包括解散集會等極大許可權。警察可以監視和調查這類活動，如果發現任何有關宗教、煽動或「有傷風化」等內容，警察都可以強制停止。

革命所許諾的「光明未來」從未實現，而且人們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這使他們將憤怒轉向精英改良者、革命家和政府「新」旗幟下的一切事物。對社會現實的抱怨，表達不滿和忿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民眾從對現實的不滿轉而成為社會批評甚至不同政見者。

澡堂老闆劉師亮便是一個典型。他關心窮人的疾苦，以揭露成都社會的黑暗為開始，最後演變為與地方政權的較量。他以諷刺作品為武器，寫了許多對聯、詩歌和竹枝詞批評時政。

劉師亮所編書中的諷刺畫

例如他用女人穿大鞋的小腳來比喻當今的共和的實質仍然是專制：

腳穿放鞋近來多，

裹腳纏它做甚麼？

好似方今新政體，

內頭專制外共和。

他指出所謂革命和共和未給民眾帶來安定和幸福，而是更多的災難：

幸福人人說共和，

共和偏著淚痕多。

迭遭兵燹逢饑饉，

無限蒼生喚奈何！

他揭露軍閥爭權奪利對人民的危害：

你征我伐事誅求，

說起方方有理由。

只有無辜小百姓，

事齊事楚總堪憂。

並抨擊人民遭受壓迫、沒有權利的事實：

幾多雜幣紙銀元，

吸盡脂膏是四川。

軍閥太肥民太瘦，

大家空自說民權。

因此，所謂「共和」、「自由」、「幸福」、「民權」都是開給人民的空頭支票，人民沒有從革命中得到任何好處，而是更多的災難。另外，民眾不僅反對帶給他們遭難的政治系統，對那些更直接的地方社區的領袖濫用職權也深懷不滿。

在清覆沒後，街正改由民選，但有人「假公眾之名」而企圖操縱選舉，甚至使一些地痞也混跡其中。據報道，外東街的街正便被稱為「痞棍」，曾以賭博和販賣鴉片而數次被捕。一次，通順街的百餘「街民」上書政府指斥其街正是當地「流氓」。因此，衝突不可避免在普通居民和社區領袖之間產生。

對城市公共空間的使用也可造成市民與地方政府的直接衝突，20年代許多貧民強烈反對修建春熙路便是一例。從總府街到走馬街一大片地過去是布政衙門，但清覆沒後被荒棄。

今日春熙路

許多窮民不斷遷移到這一地區搭棚暫住，接著一些小店開辦，逐漸形成了一個小巷。1924年，四川省長、軍閥楊森主持一項改進成都街道的龐大計劃，其中包括修築春熙路，楊森派軍隊搗毀席棚、房屋和店鋪，迫使人們搬遷，由此造成民眾的反彈。

其他街道的改建也使民眾惶惶不可終日，許多房屋面臨被拆除的危險，許多茶館、商鋪不得不關門。這個計劃激起了眾怒，如茶館的店主們籲請行會提供援助，以罷市作抗議。由於這次拆遷的打擊，商會舉辦的每年一度的春節慶祝活動也被迫擱置。在春熙路完工後，劉師亮寫了一付對聯表達民眾的憤懣：

馬路已捶成，問督理，何時才滾；

民房已拆盡，願將軍，早日開車。

此對聯有若干雙關語，「才滾」是指鋪路後要用石滾壓路，但這裡卻暗含「滾蛋」的意思；「開車」是指「駕車」，但這裡暗含「滾開」的意思。這付對聯暗中貼在鬧市鹽市口，由於表達了人們要楊森儘快倒台的願望，在兩天之內便散布全城。

這或許是街頭文化如何被轉變成街頭政治的另一個例子。與1911年革命期間不同，當時地方精英領導了這樣的轉變，而這時民眾則在街頭政治中自覺地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或許表明了他們與地方政治更深層的牽連。

這一時期，每當全國或地方政治的關鍵時刻，學生總是上街遊行，表達其政治主張，「警醒國人」，如1919年要求收回山東半島、1920年四川自治以及1921年中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等。每年重要事件的紀念日，學生也總是組織宣傳隊上街演講。

1920年代的成都已不再有聲勢浩大的反洋運動，但突發事件也時有發生，如在一次反日示威之後，二百多被日本人稱之為「暴民」的人搗毀了日本領事館。學生對國際國內政治的反應，反映出成都與其外部世界之間的日益密切的聯繫。

當然下層民眾也並沒有退出街頭政治活動。如果說學生考慮的多是國家的命運，那麼一般民眾則為自身的生存和經濟利益而鬥爭。如紡織工人在三皇會和工人行會組織下，在財神會和百神會支持下進行罷工，要求提高工資，但地方政府出告示嚴禁，罷工工人在街頭高呼口號，警察指控其擾亂公共秩序而予以阻止，並以嚴懲相威脅。

茶館業在其行會組織下，也為保護自己利益而採取了集體行動。過去茶館和劇場按規定每月的一天收入用於慈善事業，後各劇場相約拒付此稅，指出慈善捐款應出於自願。

民眾經常抗稅與政府對立，如因警察強迫徵收茶稅並毆打、拘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會發動罷市要求減稅，並派出代表與警察談判，此舉得到廣泛的支持。

《時事周報》曾發表一篇題為《五月的成都》的文章，列舉了在這一月內發生的政治反抗：先是商人反對提高印花稅而罷市並得到各業支持，然後是各商店罷市抵抗新的印花稅並要求釋放被捕的商會會長，隨之又爆發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的示威。因此該文的作者稱這是「革命的五月」，並指出這是成都工人自我意識覺醒的表現。

1920年代，勞工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以爭取共同的利益和權利，這些組織包括「南門勞動自治會」、「印刷界勞動互助團」、「勞動界愛國十人團」等。這些組織證明成都工人開始逐漸意識到組織起來的重要性。

一些下層民眾的組織雖然看起來「不倫不類」，但仍然展示了其政治色彩。例如，一個道士宣稱他在夢中受命於唐明皇去拯救世界，他與其追隨者還準備了「中華天正國」的旗幟。

一次，一個女扮男裝的小孩被抓住，據稱是被「邪教」派來收集情報以準備起事；一個住在南門的黃包車夫聚集百餘名青少年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棒棒會」，參加者每人出五元錢購匕首。

這些組織反映了在動蕩社會中，下層民眾的不安和躁動，說明他們也力圖以其可能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和表達自己聲音。

成都的大眾反抗呈現出各種形式，包括散發揭貼、公開講演以及政治示威。有的則是以個人行為表現出來，但反映了其所在社會集團的願望和要求。

在過去成都的街上匿名揭帖很為普遍（今天網上的那些傳播廣泛快速帖子也具有類似功能），大多是那些蒙冤受害者貼出。20世紀初此方法亦為各社團所採納，用以表達其政治聲音。有人對這一現象提出批評說：

省城近日或開一會，結一社，無論其理之曲直，事之虛實，而無名揭帖到處高張，意存衝突、破壞而後已。……每於揭帖之末，籠統署曰「某界同人」，或曰「全體公啟」，驟聞之非不駭人聽聞，而實按之，竟多虛張聲勢。

雖然這個批評可能反映了一些社團「虛張聲勢」的事實，但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人們的政治覺醒。人們知道怎樣利用宣傳工具去擴大自己的或自己所在社會集團的政治影響，去吸引社會的注意。

人們的政治訴求推動了公開演講的日益流行，甚至有如「四川演講總會」、「女子教育演講會」這樣專門化的組織出現，這些演講會動則吸引數百人參加。

《通俗畫報》（1912年）上的「四川講演總會」

公開演講成為政治動員的象徵，並且能夠在民眾中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精英們成功地將他們的政治思想灌輸到民眾的頭腦之中。

毫無疑問，在民初的成都，個人行為逐漸形成集體行動，這不僅改變了街頭生活，而且改變了城市的政治文化。懷有政治目的集團力圖控制民眾的街頭活動，在這個過程中，街頭文化獲得一些新因素，但同時也就失去了它的一些舊成分。

雖然民眾運動不再具有像保路運動那樣大的規模，但是街頭政治活動的擴散，卻反映了普通民眾對新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中國知識分子和改良精英參與政治一般是為他們的理想和事業而奮鬥，而下層民眾加入政治鬥爭則通常是改變自己的處境和生活條件為直接目的。

因此，下層民眾捲入政治的程度將視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為轉移。民眾街頭政治鬥爭的頻繁和活躍，從一個則面反映了人們生存環境惡化的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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