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暴眼南方大廈：金錢、野心和失聯的「老朋友」
原標題：風暴眼南方大廈：金錢、野心和失聯的「老朋友」
作者|徐婷
來源|公眾號「穀雨實驗室」（ID：guyulab）
廣州南方大廈里，住著一群離世界最近、對世界最敏感的人。
土耳其與美國衝突，引發匯率貶值，程勇的集裝箱在伊斯坦布爾的碼頭停了三個月，那是他發給土耳其客戶伊什基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來了，衡陽女搬運工郝紅梅磨得粗糙發黑髮禿的右手指甲顏色淡了一點，她每天不用拉那麼多貨了；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下令從阿富汗撤軍後，孟曉在阿富汗的客戶艾哈邁德再也沒有下單了，對方的顧客就是駐阿富汗美軍。
在中國南部這個小市場里，每個人的財富和情緒，都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與千萬里外語言不通、膚色迥異的另一群人緊密關聯在一起。有人打趣，「身在南大，心憂天下」，這是底層的英特納雄耐爾。即使大多數時候，南方大廈里的世界也是被摺疊的。
實用邏輯
南方大廈外景，已有百年歷史
8月中旬，土耳其貨幣里拉的國際匯率崩盤。在南方大廈里，汕頭商人孟曉緊急撤回一張即將到工廠的訂單，數額達100萬元人民幣。10天前，他的老朋友，土耳其商人奧茲在檔口，品著功夫茶，爽快地簽了合同。
不只是奧茲，「整個土耳其的生意，也許都沒法做了。」里拉暴跌當天，孟曉心裡一沉。過去的兩年，土耳其在他的生意版圖中，佔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一則看似與普通人無關的國際新聞，在南方大廈里他的檔口釀成一場風暴。
南方大廈在世界的中心。一年四季，著白袍戴平沿白帽的阿拉伯人，蓄著絡腮鬍子的巴基斯坦人，以及膚色黑得發亮的非洲人，往來穿梭，在全世界織成一張巨大的貿易網路——路線既漫長又複雜，從商人的故鄉延伸至迪拜、伊斯坦布爾、曼谷以及歐洲、北美。南方大廈是這張網路的心臟。
今年，廣州第一座鋼筋混泥土高樓南方大廈迎來一百歲的生日。嵌在斑駁的騎樓、西關大屋與十三行里，充滿「第三世界」氣質，南方大廈的存在，與我們野心勃勃的時代，有些格格不入。
大廈內部，有年代感的電梯狹窄、逼仄，許多人習慣穿過牆壁污黑、欄杆銹跡斑斑的陰暗樓道。市場燈火通明，與樓道對比，甚至可以說過分明亮。每一層的景觀都差不多，檔口密密匝匝，如同迷宮，即使在樓里工作了十年，依然可能迷路。樓道並不寬敞，你很難避免與來自印度、中東或者非洲的商人肢體碰撞，香水味、食物的香料味混雜著手機殼的橡膠味，撲面而來，又倏忽而逝。
與深圳華強北電子交易市場在國內極客和愛好者那裡聲名遠揚不一樣，南大只在外國客商那裡有口碑。「廣深高速堵車，世界電子市場就要抖三抖」，南方大廈流傳的這句名言，多少透露了他們對外界「只知華強北而不知南方大廈」的齟齬。方圓兩公里的範圍內有22個電子元器件交易專業市場，每年網羅了來自南美、北非、中東、西歐和東南亞的幾十萬中小廠商，是中國最大的電子配件外銷交易市場。在這裡，計量單位是櫃——集裝箱。一個個櫃從廣州南沙和深圳的港口出發，將中國珠三角、長三角工廠里加工製造出來的配件，運往世界的港口公路。
一位外國的商人跟電子老闆進行討價還價
在檔口店主那裡，東歐的波蘭或者西非的多哥這樣的國名不只意味著地理區位和國民膚色，它召喚起的是一段獨特的密碼，關於某個一起吃過飯的客戶的臉、待收的賬單和某些特殊產品需求。
賣音箱音頻類產品的檔口老闆孟曉深諳這套對應暗號。他出生於汕頭，在他的故鄉，李嘉誠的故事家喻戶曉。這裡的男孩都有一個「李嘉誠式」的夢想——遠走他鄉，創造財富。
他扎在南大近十年， 潮汕人善經商的基因在他身上已有所體現，每片大陸上不同客戶的喜好他已瞭若指掌。論起外觀偏好，南美、東南亞、非洲、中東的人群喜歡金燦燦的產品，日韓則偏好素凈簡潔。挑剔起音質時，南美人要求高音準，歐美人講究低音要沉。「我們根據客戶的地域、賣的渠道給他推薦貨源，一般他們能20分鐘完成採購。」時間就是金錢，孟曉很為客戶著想。
土著們知道自己手中端的飯碗從哪裡來。檔口老闆、小妹、拉包客、貨車司機甚至穿梭於人流、車流和大廈陰影里送外賣的小哥，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樸素地定義它所連接的世界。
懸掛的地圖幾乎成了棲身於此的生意人未宣之於口的雄心的昭示。它寓意客戶遍及世界，從重慶來到南方打拚的萬州人程勇，願意為之砸下重金。2003年他進駐南大商圈，花了幾萬塊特意給檔口安了全廣州最漂亮的玻璃鏤空地圖。「老外們不知道我叫什麼，但都知道西堤A7，當時整個廣州裝修最好的檔口。」
1998年，程勇從西南內陸的山村村支書任上辭職，隻身南下。在廣深高速之間穿梭多年後，終於在珠江邊的南方大廈落腳。此後十幾年，全球電子市場的潮流變化，在他檔口裡的生意里有了具象。世界地圖是南方大廈流行的癖好，孟曉的店內的牆上也鑲嵌了一幅金底白字的世界地圖，這是拋下故土牽絆在外闖蕩的草莽英雄們難得外顯的浪漫情結。
在熙來攘往的商人眼裡，南方大廈是這張地圖的心臟，是他們旅程的終點，回程的起點，有時候也是幸福或苦惱的原點。
「南大」為遠方的來客準備好了一切。英文是通行語言，檔口小妹們用不甚熟練帶著口音的英文與客人溝通，產品上貼著的3C認證和用來打響認知度的店名也是英文。那些懸掛在牆壁上的插頭多是圓孔和異形結構，偶爾闖進來的國內用戶想要單個購買？行，那就再買個轉換插頭吧。
南方大廈電子城內部環境
在南方大廈，處理與客戶的關係是一門藝術。「Business is business」，「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這是精明的孟曉的原則，因為無法掌控風險。
那些有著黑色或者褐色皮膚的商人，是南方大廈里流動遷徙的候鳥。一位學者曾經在索馬利亞的網吧遇到打算去廣州倒賣「冒牌」電子產品的阿卡，他抓狂地砸著鍵盤，「我根本找不到他們的網站，只有歐美品牌的。」信息壁壘依然嚴峻，南方大廈里的商人，也許只是拿著某位同鄉給的名片，或者循著道聽途說的消息而來。
建立絕對的信任，並不那麼容易，江湖義氣在這裡難以奏效。商人與檔口妹或者老闆的交流模式，有一種鋒利的粗陋。他們記不住對方複雜的名字姓氏，所有的對話，都可以削去委婉客套的鋪墊。檔口妹拿著計算器，用簡單的英語「this money」即可促成交易。
文化、語言、宗教與身份的隔閡，是不可逾越的鴻溝。商人與商人之間，也很難有任何的交集。如果一位巴基斯坦的商人，向一位西非人介紹自己叫「海珊」，對方多半會瞪大眼睛，嚇得立即跑開。他或許會視之為伊拉克的前總統或者他的鬼魂，這聽起來有些誇張，卻並非不可能。商人們獨來獨往，在南方大廈擦肩而過，入夜時分，散入廣州的大街小巷。
蝴蝶效應
在南方大廈，早期的淘金者是成功的。比如程勇和孟曉，朋友和生意都遍及天下。在廣州，他們按照中國的禮儀招待客戶，「他們也會邀請我出國，考察他的生意，參觀他的商店。」程勇嘴角洋溢著得意的笑容。半年前，他和妻子去過東南亞，機票是當地的客戶訂的。
但事情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伊朗商人默罕默德欠了程勇數十萬的款項後，再無音信。「我沒有去過迪拜，但迪拜那裡好幾個人欠我錢」， 他已經是迪拜人的債主了。
突然消失的客戶也許與當地的局勢有關，「大家都想好好做生意，長期合作，無故不會突然失聯。」一位敘利亞的商人，回國後在街頭被流彈擊中身亡，這樣的故事在南方大廈流傳。國際新聞總會變成檔主們能感知到的真實事件發生，而每一次匯率漲跌和金融危機背後，一定有一個又一個讓人糾結不已的故事。
四月份以來，伊朗本國的貨幣匯率一蹶不振，從中國發出去100萬元的貨，由於匯率激變，到了德黑蘭就會變成300萬元。孟曉的客戶開始違約，一些客戶4月底下單，5月份臨到要發貨的時候，對他說，「取消，全部取消。」
敘利亞動蕩之後，孟曉在當地的客戶，另一個穆罕默德，選擇把貨停在了國境外。交通線被切斷，這位大馬士革的穆罕默德用螞蟻搬家的方式，消化集裝箱裝里的音箱。他的賣貨方式也變得原始，走街串巷，像極了中國幾十年前出現在農村裡的賣貨郎。「雖然打仗了，但老百姓還是要過日子啊。」談話總是以檔口店主們對千里之外苦難的悲憫結束。
蝴蝶效應在這裡總會應驗。經過重重傳導，美國總統的一句話就可能在幾個月後變成某個港口遲遲無人提貨的訂單。
結果是，南方大廈的土著們比誰都在意這些世界大局——誰是一個國家的新任總統、關稅政策以及匯率如何波動，或者全球捅馬蜂窩的特朗普總統又在推特上叫囂要對哪個國家發起制裁。
外國商人佔據了南方大廈電子城客戶絕大部分
相比檔口老闆，拉包的搬運工們眼中的世界，大部分時候被簡化成了黑白般簡單。幹了十幾年的拉包客，郝紅梅老家湖南衡陽，從廣州回家要坐六個小時火車再轉一個小時汽車。她不懂英文，看不懂每天拖拉的包裹上的複雜代號，膚色和打扮成了她區分外來委託者的唯一方式。「黑人喜歡討價還價，白人更大方，有些外國人中文非常好，會說白話，還有人甚至會說湖南『吃飯』。」
很多時候，郝紅梅的肩背和手指甲狀態，就能反映市場里的變動。五年前最忙的時候，她從早到晚一天要拉十幾單，手指甲都磨禿了。不是修剪後的禿，而是整個指甲蓋長期被鈍物磨擦後的乾枯泛黑，肩背入夜後也時常酸痛。今年以來，她發黑的指甲顏色正常了一點，肩背酸痛也變輕了。不用拉那麼多貨，她反而不開心，「年成不好，沒生意嘍。」
有過一個段子，一個外來者闖進南方大廈。他路過洗手間，在嘈雜的環境中，世界貨幣匯率波動的財經播報的聲音高得有點突兀。聽到匯率波動預警時，裡面隔間里爆出了一句粗話，「X，還漲，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這種草根階層太過接地氣的庸常與宏大敘事之間的反差，讓南方大廈里的日常披上了一層濾鏡，餘味無窮。
叢林法則
如果你不是商人，也許永遠不會踏進南方大廈。
來自潮汕、重慶或者什麼地方的檔口老闆、世界各地膚色各異的商人、中年搬運工、青春貌美的檔口妹是南方大廈里的主角。生活蒸騰熬煉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關乎焦灼、財富慾望、生存的艱辛以及樸素的世界主義。
在這裡，對財富的渴望與青春奮鬥的熱情，曾經生機蓬勃。
2005年，最早來到南方大廈的淘金客，有台灣人、香港人以及部分從深圳循著商機而來的內地人。「台灣人帶來了一切。」早年，他們可能只是港資、台資廠里的普通工人，掌握技術、生產管理流程之後，在西鄉鹽田或者龍崗開辦了自己的工廠或作坊，不甘心只賺取製造的利潤而來到南方大廈。
程勇是淘金者之一。他的故鄉在重慶萬州，那裡曾因三峽移民而染上了一層哀傷的色彩。三峽截流後的第二年，他離開萬州，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南下深圳淘金，幫妹妹管理西鄉鹽田的工廠。工廠只有6個人，與小作坊無異。工人們住在廠里，沒日沒夜地加班，一天能做三四千個手機殼。
2003年，程勇揣著5萬元來到廣州，在南方大廈旁邊的中百電子城開了一家5平米的檔口，次年搬到南方大廈另一側的西堤數碼港。正春風得意，程勇花了3萬元裝修，地板選用浮誇的透明玻璃，「像魚缸一樣，但裡面沒有魚，只有世界地圖」。
一年之後，程勇將檔口遷往南方大廈。那時，社會財富正在洗牌，改變命運、實現階層躍遷，一切皆有可能。南方大廈是一片江湖，魚龍混雜，充滿草莽氣息。在這裡，程勇們不懼怕與昔日仰望的台商、港商短兵相接，「就像發生在東莞和深圳的故事一樣，台灣人和香港人離開了南方大廈」。
那是他們的黃金年代，「珠江啤酒一箱一箱地往宿舍搬」，程勇至今念念不忘那段日子，「有酒喝，有錢賺」，帶著成捆的現金衣錦還鄉。
2009年，年輕的汕頭創業者孟曉來到南方大廈時，已經看不到港台人的身影了。大學畢業那年，父親告訴他：「你去做生意吧，不要給別人打工。」他背著包去了深圳，在親戚的工廠里當起「學徒」。兩年之後，他開辦了自己的工廠，生產「山寨手機」。這些可以插兩張Sim卡、待機14天的手機，會通過華強北、南方大廈的某個檔口，由國際「倒爺」，運往非洲、中東的某個國家。
檔口老闆始終是南方大廈的「上層」，他們可能是億萬富翁，但在人群中，依然難以辨認。對於他們而言，關於南方大廈的記憶，就像一壇打開太久的酒，流逝的歲月消解了它最為清鮮的味道與明麗的色澤，剩下泛著年代感的寡淡與從容。
在南方大廈的樓道里，搬運工總是沉默不言，行色匆匆，他們需要為下一單生意爭取幾分鐘的時間。哪怕在車流如織的馬路上，他們也總拖著兩米高的貨物飛奔，罔顧危險——即使一單只能賺40元。在摺疊的南方大廈里，他們處在最底層。
大廈外的拉貨工人隨時等待著商機
沒有生意的時候，郝紅梅和同鄉們躲在樹蔭里，靠在小推車上，打撲克、聊家長里短，或者看著來往的行人發獃。對於女搬運工，偶爾有人會投來略帶驚詫與同情的目光，但隨即收回。這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片刻理解與溫存。
郝紅梅們有著類似的身世，來自湖南衡陽，或者河南某個農村，初中畢業甚至肄業，便來到珠三角的工廠打工，隨後回到老家，結婚生子。他們的孩子成為中國數不清的留守兒童中的一員。為了生存，郝紅梅們回到廣州——沒有技能，沒有青春，只剩下最基本的體力活了。
他們的子女，也許還會重複這樣的命運。郝紅梅的女兒，在南方大廈做檔口妹。和其他人一樣，塗抹著鮮艷的口紅，用生澀的英語招徠生意。在這樣的氛圍里，年輕女孩經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偶爾，有南非或某個國家的商人攜帶了中國女孩做翻譯，一些流言蜚語便在私下傳開，「他拿著大把美元，兩人的關係肯定不簡單。他們需要一些年輕的女孩，排遣在異國他鄉的寂寞」。
「你讀了書，又會英語，你去開檔口吧。」郝紅梅的一位同鄉不無艷羨地對我們說。在他們的觀念里，檔口老闆，是這個「世界」地位更高的人。
黃昏是南方大廈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時刻。夏日裡，暴雨總是如期而至。雨水的氣息，玉蘭花開敗的香味，食物腐爛的氣味，搬運工身上汗水的氣息以及貨物里的灰塵，充斥著南方大廈一樓的甬道。人民路高架橋遮去一半的天空，霓虹燈在雨水中，愈加曖昧。
準備離去的中國老闆、中東人、非洲人與小攤販、湖南女搬運工擁擠在屋檐下躲雨。這是南方大廈里，所有人都「平等」的時刻。
「中國製造」
百年南方大廈周邊的居民樓也隨著一起老去
從人民中路轉入西堤二馬路，抵達南方大廈，將會途經「白宮酒店」。它的招牌掛在滄桑的騎樓上，生活於此的人們對「山寨感」已經習以為常。
「品牌」在南方大廈，依然是奢侈品。順著電梯上二樓，人會淹沒在五彩斑斕、型號各異的手機殼的海洋里。它們掛滿了檔口的每一面牆壁、櫥窗，每一款都可以在另一個樓層找到同款。據說新款出來後兩三天，「山寨品」就上市了。
在這裡，「山寨」是一個沒有太多道德評判的語詞。程勇與孟曉，從山寨機里賺到過第一桶金，他們並非個案。2007年，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共生產了1.5億部山寨手機。那段「中國製造」的歷史，很多人已經羞於提起。主流話語中，大牌廠商恨透了深圳工廠的模仿能力，批評它們設計能力匱乏，「借鑒」低成本，「打假」困難等。
南方大廈的跨國商人們，從不糾結這些。畢竟，發達國家的設計並不關心日均生活成本在1.25美元以下的市場。如果按照那套富有道德感的商業邏輯，他們就沒有機會了。
一位檔口老闆回憶那段「瘋狂」的年代，在諾基亞的時代，一個製作好的手機後蓋，只要能卡住保證手機不會散架，就會被來自迪拜、非洲的商人們搶走。他們甚至經常能聽聞這樣的消息：大西洋或者印度洋上，貨輪的集裝箱爆炸了，裡面裝滿從廣東運出的電子產品。
早在十幾年前，東非商報的某位專欄作家，就曾詬病這種「欺騙」行為：「天才曉得怎麼區分『Citizien』和真正高質量的『Citizen』手錶的區別，『Sekico』和『Seiko』手錶。」同理，還有「Nokila」和「Nokia」,s「Sory Ericsson」與「Sony Ericsson」。
「壞消息」阻止不了商人們來到南方大廈的熱情。那些在聯合國貧困線標準以下地區輾轉的商人們，很少會為顧客去買真正的品牌手錶和手機。在廣州的街頭，我們就曾遇到一位肯亞女商人，她花了2000元，買了四部手機，一部pad 外加一個按摩器。直至今天，山寨貨依然是非洲大陸備受歡迎的產品。不管怎樣，它們為無數貧窮的人帶去了音樂和信息。
一名外國商人在電話裡頭低聲溝通。中國老闆用簡單的中式英語外國友人交流順暢，而外國面孔在他們看來已經不是新鮮事
2009年，敏感地覺察到山寨手機即將成為明日黃花，程勇與孟曉同時開始激流勇退。2010年，iPhone4發布，小米成立，手機市場的洗牌拉開了序幕。法律也開始向山寨產品施壓。在華強北，經常能看到這樣的場景：「警察來了！」狹窄的樓道里，傳來一聲尖銳地叫喊。情急之下的檔口老闆，直接將整箱山寨機從窗戶口拋下樓。
程勇踩著大屏手機的風口，推出了一款3D手機膜。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賭博，他從日本購買原材料，在台灣加工，再運回「南大」銷售。市場的手機貼膜價格在幾塊錢的時代，他冒險將成本12.5塊的商品推出來，包裝好後以25塊賣給全世界的客戶——他賭贏了。
這款手機膜讓他嘗到了甜頭，卻也飽嘗「山寨」的苦果。沒過多久，南方大廈里，同款保護膜已經鋪天蓋地。得益於強大的中國製造能力，成本價降低了一半。他的「台灣製造」則只能躺在黑暗的倉庫里。無奈之下，程勇最終將那些滯銷的產品贈送給一位迪拜的朋友。
他們需要重新思考知識產權、秩序、設計的附加值的意義，即使他們曾經以冒犯這些規則為生。
一頭扎進剛剛起步的藍牙音箱的孟曉，同樣感受到過程勇的窘迫。客戶們並不能從產品區別是出自他的檔口，還是其他人的，「我需要一個有辨識度的品牌」。
「波迪卡」的名字，是一個巴基斯坦人的創意。在程勇聽聞波迪卡（Body Guard）的意思是「保護盾」後，欣然接受了。思前想後良久，孟曉給自己的音頻音箱檔口命名為「Apollo Music」。這位古希臘神話中的神祇除了是太陽神，還掌管音樂，現在它成了一位中國商人的產品守護者，「外國人都知道Apollo」，孟曉認為這貼合他的生意。
他們就像是從水下拔節而出的荷葉，渴望沐浴在陽光里。就像中國製造對高端與科技的渴望一樣，程勇與孟曉開始喜歡一些「新鮮」的商業辭彙：「做原創」，「定位中高端」，「與歐美的產品競爭」。
顯然，這並非易事，那是CBD精英們設定的遊戲規則。二樓轉角的檔口裡，一位小男孩動作熟稔地將背面描繪著花朵、鑲嵌著假鑽石的手機殼裝入透明的塑料袋中，他的父母也在一旁埋頭勞作。類似的家庭作坊在南方大廈依然常見。一個月後，這隻手機殼可能會漂洋過海，裝在曼谷或巴西的某個女孩的iPhone上。
往來珠江南北的擺渡船，觀光窗外看到的南方大廈已回不去昔日的光景
兩個世紀前，這裡的景象則完全不同，官方唯一合法的窗口十三行與南方大廈相去不過百米，世界首富伍秉鑒在這裡將中國商人的謹小慎微和長袖善舞展現得淋漓盡致。南方大廈往東兩條街區便是沙面，民國鼎盛時期，那裡聚集了十餘家外國領事館與四十餘家洋行。在那段歲月里，作為高端百貨公司的南方大廈屬於富商和他們的家眷，領事以及夫人們。他們四散而去後，這裡只剩下一度熱火朝天的場面和一直口口相傳的歷史往事。
眼下，對這個小王國的所有人而言，最緊要的是如何度過急轉直下的外貿寒冬。
伊朗「朋友」默罕默德失聯後，程勇與孟曉開始嘗試互聯網內銷渠道了。8月底，與世界同此涼熱的市場里，有人來催他們學直播，「蚊子再小也是肉，熬過去就好」。就像他們之前度過的一個又一個悲歡交替的周期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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