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於逢春 | 邊疆研究視域下的「中原中心」與「天山意象」

原標題：【邊疆時空】於逢春 | 邊疆研究視域下的「中原中心」與「天山意象」

於逢春

遼寧丹東人，教育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大學特聘教授，現任浙江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環東海與邊疆研究院院長。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邊疆學、地緣政治學、中國邊疆歷史與現狀。

系「中國疆域五大文明板塊論」構建者；是國內最早運用民族主義理論，探討近代中國如何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構築民族國家的研究者之一。

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特別項目等國家級項目8項；主持並承擔國家出版基金項目3項、國家「十三五」出版規劃項目2項。

代表作有《時空坐標、形成路徑與奠定——構築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研究》等。

摘要：古代中原士大夫、文人墨客往往基於「中原中心」思維定勢，通過詩詞等文學作品對西域、遼東等邊疆地域進行豐富的想像和勾畫。這種想像力被運用到西域，結果產生了「天山意象」，即西域被想像成異質的、荒蠻的乃至動蕩的空間。所以，唯有破除「天山意象」， 以邊疆地帶為邊疆研究本位， 站在邊疆的立場體察邊疆， 而非僅僅從中原的視角俯視邊疆，才能將邊疆地域破碎的事和人連綴成一幅相對完整的畫面，進而勾勒出一副包括邊疆在內的比較完整的中國歷史畫卷。

關鍵詞： 邊疆 中原 天山

引言

近150年來，中國邊疆研究總是與國家的危機或昌盛緊緊地連接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擁有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及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

自秦帝國橫空出世至晚清辛亥之役，2000多年來，古代中國的世界帝國體制，輔之以「華夷之辨」、「內中國而外夷狄」的理念，使得中華帝國在政治地緣上始終衍生著一個長久的中心與恆遠的外圍，進而在意識形態上，逐漸生成「中原中心主義」，並長時段地主導著古代乃至近代中國的內政及對周邊事務的政策走向。新中國成立後，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大陸的確立，重視人民 群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強調各民族共同締造中國的理念逐漸確立。但不可否認的是，一些「舊史觀」還或多或少地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之中，隱隱約約地顯現在各種論著里，「中原中心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仍在不間斷地流播。

學術界相關研究主要是從文學視角研究西域，既有研究古代邊塞詩者，如張曉明對整個20世紀以來的邊塞詩研究，作了比較翔實的介紹與評論。也有研究清代西域邊塞詩及西域詩中的天山意象的。當然還有學者從區域史視角著眼，提出了重構「天山史」的嘗試 。本文主要探討「中原中心主義」產生的脈絡。在此基礎上，考察它對古代中國邊疆觀的影響，以及透視古代士大夫、文人如何通過詩詞等文學作品勾畫了「天山意象」，並將「天山」等地名塑造成「邊疆」的代名詞。最後，談談我們應如何將邊疆與內地、將居於內地的多數族群與居於邊疆的少數族群統合到現代民族國家框架之中、從而平穩地加快現代化國家建構之路等議題。

「中原中心主義」產生之根源及表現形式

「中原中心主義」胚胎於「華夷之辨」理念。 而「華夷之辨」思想則肇始於殷周時代中原農耕民與北方農牧獵采混合經濟人群在農牧交錯帶上的資摞爭奪之戰。特別是自春秋以降，伴隨著北方游牧經濟形態的逐步形成，一些游牧部族開始強 盛，中原諸侯國因感受到威脅而產生了同仇敵愾心理，並由此自然衍生了華夏一體感。於是，「尊王攘夷」便成為中原諸侯國相互支援，向北拓展防衛圈的口號，」內諸夏而外夷狄「上升為意識形態，進而凝結在保護與壟斷中原農業資源的農牧交錯地帶上。

迨至戰國晚期，伴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原，中原農耕文明力量因聚合而處於上升態勢。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了漢武帝時代趨於鼎盛，而武帝也順勢承接秦始皇帝之餘緒，使漢帝國勢力在東亞終於「達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態地理極限，以及 帝國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極限」。

基於對秦始皇與漢武帝不世之功的評價，有兩種產生於戰國時期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兩漢時 期最終形成。這就是「王者無外」的「大一統」思想與明體現在成書於西漢時期的《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繁露》二書之中。

作為漢代今文經學派的主要經典之一，《春秋公羊傳》對「大一統」思想做了精闢的闡釋，對後世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於夷夏觀， 《公羊傳》有一段精影的概括：「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 。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昂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而「自近者始」者，乃「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也就是說，「諸夏也好，夷狄也罷，均被納入統治體系之中，以往的內外之別，而今演化成遠近之別、施政先後之分而已」。

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中對大一統思想與夷夏觀的闡釋，也是藉助對《 春秋》的詮釋 。董仲舒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名言是：「《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同誼也。」當然，董仲舒並非空喊口號，而是將公羊家的大一統思想納入其建構 的「天人合一」思想體系之中，並推演出真正的「大一統」之君主，即成為真正的王者的前提是「愛及四夷」的結論。這是他利用《春秋》的外殼 ，但將其中的種族、族群之間的華夷之辨，置換為文化上的華夷之辨，最終達到泯除華夷之辨的高妙之處。這高妙之點，具體體現在以下的鎮密的邏輯論證之中：「春秋元通辭，從變而移 。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庄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也就是說，在董仲舒那裡，衡量「夷狄」與「華夏」之標準，已不在種族本身，而在於文化屬性 。

但在整個古代中國的儒教世界裡，高舉「夷夏之防」的大旗，批判秦皇漢武者居多。這種傾向及思想主要始於西漢中後期的夏侯勝，中經西漢末年的揚雄，最終成熟於東漢時期的班固。

夏侯勝認為，「漢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泰奢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楊雄則認為，「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漢武帝雖然屢屢興師，每次以數十萬計，前後數十年征討，「然而未肯稱臣也，……真中國之堅敵也， ......未易可輕也」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估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所以對匈奴應「羈靡之，計不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

至於班固，他更認為漢武帝征「外事四夷之功， 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為此，班固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 、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夷夏之防」理論：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 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 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 。 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 ，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這種「夷夏之防」理論，後來被歷朝廣泛地運用到對邊疆地域及邊疆民族的政策之中，形成了所謂的「羈靡之策」。這種政策的過度實施，必然縮小絕對君主制控制的郡縣地域，擴大半封建制的土司、封建制的屬國的範圍。如五代與北宋放棄了漢武帝開拓的中南半島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所管轄的廣大領域，明朝最終放棄了漢武帝開拓的朝鮮半島北部的樂浪、臨屯二郡大部、玄菟郡一部分領域，分別將其變成屬國領域。

對於秦漢時期「王者無外」和「夷夏之防」政策的產生與衍化，學界多有論及，而邢義田深得其趣旨：「概略言之，當中國國力豐厚，充滿自信的時代，如漢、唐、明、清之盛世，以天下為一家的理想往往抬頭，使中國文化或政治力量有向外擴張的傾向；當中國國力不振或遭受外來的威脅，如唐安史之亂以後，兩宋以及明清易代之時，閉關自守、間隔華夷的論調又會轉盛 。」

關於「中原中心主義」的研究，在歐美世界，1960年代以降，經過費正清等人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個風靡於歐、美、日，乃至於中國的結論，即清代中後期的中國之所以保守與自大，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中國-中原中心觀」或「中國的世界秩序」理念。該觀念或理念直接來源於大體上肇始於戰國時期，成熟於秦漢時代的「天下觀」。這種「天下觀」大體上呈同心圓(政治中心)形式，像水波一樣一圈一圈地向外圍擴展，水波越來越小，浪花越來越弱，最後形成了中心區域(內圈)、半邊緣與邊緣區(外圈)。內圈文明而外圈野蠻，內圈先進而外圈落後。這種同心圓式層級統治構造，使得秦漢以降，無論是華夏-漢人建立的中原帝國實施「內諸夏而外夷狄」政策也好，還是游牧-漁獵民族建立的北方帝國實施的「內北國而外中國」 方略也罷，均預設著一個內圈，一個外圈。

「內諸夏而外夷狄」之思想，以及由此而來的「中原中心主義」，恰恰是「天山意象」形成的內在源泉。

中原中心主義映襯下的「天山意象」

這裡的「天山」，代指西北邊疆，有時會轉化為整個古代中國邊疆的代名詞。從先秦至清末，西北的天山、西域、樓蘭、青海、隴頭、隴右、祁連山、昆崙山、大漠、玉門關、陽關、嘉峪關；北部的大 漠、燕然山、賀蘭山、教勒川、陰山等，都成了中原文人墨客及普通的人們比擬、隱喻、幻象異域風情、苦寒他鄉、雄渾造物、塞上景物，或建功立業之所；進而將其作為思念中土的襯托之物、中原「先進文化」的輻射之地、中原中心主義的參照體系。凡此種種，本文概稱「天山意象」。這裡的「意象」，是指創作主體藉助於客觀物象，抒發自己的情感，進而創造出一種藝術形象。

以西域為例，從先秦時期開始，此地便成為中原人士寄託夢境、發揮想像力之地。到了前漢張騫鑿空西域以降，直至今日，該地始終在中原人的現實與想像中交替呈現，有如幻影，進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天山意象"。

東漢時代的班超於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給漢和帝所上奏摺稱：「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人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遙想班超當年，為了謀生而代人抄書，後在西域活動30年，仍念念不忘回到中原故鄉。

南北朝時期，西域、遼東仍系中原王朝或割據王國的版圖，但羈旅北朝的庚信，已將其作為遙遠而朦朧的想像的空間，而不是現實中的家園。其組詩《擬詠懷二十七首》中多有此類詩句：

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第3首)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胡茄落淚曲，羗笛斷腸歌。(第7首)

悲歌度遼水，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荊卿不復還。(第10首)

日晚荒域上，蒼茫余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疎勒歸。(第17首)

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不言登隴首，唯得望長安。(第22首)

到了唐朝前中期，不但今新疆，即使今新疆迤西至鹹海之地，一時間也被納入大唐版圖。中唐邊塞詩人李益曾推崇東漢馬援、調侃班超、讚揚初唐薛丁山：「伏波惟願裹屍還，定遠何鬚生入關。莫遣 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但唐人對「天山」的想像未必能逃脫前人的窠臼。唐朝大詩人李白曾經寫有一首傳唱千古、描寫天山的《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

其《塞下曲》(六首)等大量詩詞大都傳遞了同樣的感受。耐人尋味的是，李白素來以仗劍走天下，四海為家著稱於世。況且，有學者考證他出生於西域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 ，四歲時才隨父遷至劍南道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但李白詩中的「天山」還是透漏出對邊僻、遙遠邊疆的異樣想像，顯然已將故鄉做他鄉了。

當時描述天山的詩詞大多如此，如盧照鄰有「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回。因風入舞袖，雜粉向妝台。匈奴幾萬里， 春至不知來」；高造有「蕃軍傍塞游，代馬噴風秋。老將垂金甲，閼支著錦襲。雕戈蒙豹尾，紅旆插狼頭。日暮天山下，鳴笳漢使愁」等，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當然，將玉門關、陽關代指「天山意象」的更多，如王之渙《涼州詞》之「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例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之「渭城朝雨泡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更是千古絕唱。

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後，曾邀請邱處機相伴左右。可能是出家人之故，邱處機行至輪台之東，曾賦《詩贈書生李伯祥》，歌詠天山，其中倒少了幾分鄉愁：

三峰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繞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

岩深可避刀兵害，水眾能滋稼穡干；名鎮北方為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

即使是元朝文人筆下的西域，也多是對景物的描寫，對大自然的讚歎，仍在某種程度上視其為異域空間。到了明朝，其勢力一時間曾伸展到哈密，旋即大踏步後撤，玉門關、陽關傾圮，嘉峪關代之而起成為明朝與西蒙古之間的界限。西域由元朝的轄區，變成明朝的異域。明朝人的「天山意象」與大一統的唐元時代又有所區別。如陳棐有「馬上望祁連，奇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元青雲」之句，顯然是從不同角度描繪大自然的瑰奇與大漠里的雄關，真的將西域作異域了。

清初，青海、西域分別由蒙古和碩特部、準噶爾部控制，清廷經常出兵西北，烽火連天，鼓角相聞。故鄂爾泰《送查大冢宰領大將軍敕出嘉峪關》之詩中有「宣麻西下領諸侯，小駐籌邊望戍樓」，「 旌旗一變思汗羽，撾伐重光問虜酋」等句，將「天山」當作戰場來描寫。清乾隆帝徹底擊敗準噶爾部以降，西域被正式納入清朝版圖，中土通過河西走廊與西域之間相通連氣，嘉峪關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驛站而已。所以，此時的清人詩詞對天山、嘉峪關的描述，雖多側重於自然風貌的描摹、關城雄姿的讚美， 但「天山意象」之痕迹仍然很深，如裴景福有「長城高與白雲齊，一躡危樓萬堞低。鎖鑰九邊聯漠北，丸泥四郡劃安西」 、鄧廷楨有「迭嶂摩空玉色寒，人隨飛鳥入雲端。蜿蜒地干秦關遠，突兀天梯蜀道難。龍守南山冰萬古，馬來西極石千盤。艱辛銷盡輪蹄鐵，東指伊州一笑看」 ，等等。「天山」「峪關」等在被流放者眼中，雖然心中總有幾分惆悵， 但也有著與尋常中原士大夫大致相同的感受，如洪亮吉《天山歌》中有「地脈至此斷，天山已包天。日月何處棲，總掛青松巔」，林則徐有「長城飲馬寒宵月，古戍盤雕大漠風。險是盧龍山海險，東南誰比此關雄」等句。晚清阿古柏侵擾南疆，陝甘總督左宗棠從嘉峪關出發收復新疆。其幕僚施補華的「暮宿嘉峪關，別酒破蕭瑟。凌晨出西門，送客施旗密」一詩，又將「天山」喚回了戰場。即便是左宗棠平定阿古柏、西域無事後，周達武詩中有「防邊自古建雄關，聖代於今卧鼓閑」，「風騰瀚海鯨鯢吼，月冷荒城劍戟環」、新疆布政使王樹相詩中有「漢家明月人胡天，塞外中秋一樣圓。立馬天山看北斗，故鄉回首獨凄然」等句，在描述西域粗獷而奇異的同時，仍將西域置於荒涼的境地、異域的想像之中。

不獨在動蕩的時代，中原人士將邊疆想像成一個異質性、野蠻性與動蕩性社會。即使在國家一統的清朝文獻中，同樣不乏對西域表達出「殊方絕域」的感慨，這其實反映了「中原中心主義」的局限，也顯現出內地對西域或缺乏基本的了解，或出於偏見。而天山「作為亞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脈」，「就是內地與『絕域』的一道地理分界線」。對此，拉鐵摩爾經過親赴現地考察認為沿著長城、天山一線 的東西大通道交織著大漠游牧、黃土高原農耕與西域綠洲文明，及其各種力量的博弈。總而言之，「上述諸地帶，有一種地理上的協調：即一區有變動，其它地區必都受其影響」。在戈壁之北，地多沼澤，「其西為阿爾泰區。再次則為天山北麓地區及南準噶爾區，位阿爾泰山、天山之間，形成游牧民族與天山南麓綠洲民族的過渡地帶。以上所說諸區，地理上並無截然的界線，乃系犬牙相錯之地。其最重要者，山脈約皆在各區中心，故在歷史上，不僅為分界障阻，實也攻守的焦點」。並在以下兩種情況下引發歐亞社會的劇烈變動。其一，游牧民族主動西征或在入主中原的道路上受阻，於是「向西北行， 初遷於俄屬中亞北部荒原，繼移於近東及俄國東南部」；在乾旱氣候漸增時，如在長城塞上遇到任何有效的抵禦，「必能迫使蒙古地區游牧民族，向西遷徙，另覓新地」「遂沖入俄屬荒原，然後復分為數途，散佈於中亞西部、『中部東方』(Middle East) 、近東、俄羅斯及歐洲諸邦」。

結語

以新疆為中心的中亞處於東西交通、商業與文明的連結地帶上，既是中土人士眼中遙遠的「西域」，又是西方人士心中揮之不去的神秘的「東方」， 從而使得它在東、西方歷史敘事中，只是些邊緣地帶的零零碎碎的事和人。但今天，通過天山一一長城這一歷史「主軸」或許能將這些破碎之人與物勾勒成一幅較為完整的畫卷 。因為恰恰是這些「非漢非胡」的「過渡地帶」人群，是勾連東西方文明的主體。

古代中原地帶不但創造了「大一統觀」、「華夷同源」譜系等理論，同時也伴生了「中原中心主義」。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是在山河破碎、主權部分喪失的前近代的多民族帝國基礎上，即在「邊疆」時空流變之中實施的。而「邊疆」概念在文化意義上的不斷流變，又與「中原中心主義」密切相連。所以，唯有破除「天山意象」，以「天山」、「遼 東」、「大漠」、「雪域」等邊疆地帶為邊疆研究本位， 站在邊疆的立場體察邊疆，而非僅僅從中原的視角俯視邊疆，才能將邊疆地域破碎的事和人連綴成一 幅相對完整的畫面，進而勾勒出一副包括邊疆在內的比較完整的中國歷史畫卷。

【注】文章刊登於《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01期。

責編：李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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