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唐朝滅亡的終極原因還是朝廷而非藩鎮
作者｜彭華
編者｜陳露
編者按：對於唐朝這樣的秦制帝國而言，中央的決策往往會牽動地方政局。在藩鎮問答的最後階段，答主終於觸及這一核心問題。以唐代中央問題為切入點，剖析唐代藩鎮割據問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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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後期政治與中央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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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把唐代藩鎮林立的局面歸於唐安史之亂的單一產物，但其實安史之亂只是表面上的催化劑，因為唐代藩鎮的產生與當時各種社會矛盾和各方面複雜因素有密切聯繫，其淵源何其之深又豈是一個安史之亂可以解釋的。
在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後期，軍閥得以割據的根源雖有很多，但是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沒有中央政治的混亂，地方便不會有割據的可能，同樣，如果中央一塌糊塗，則就算沒有藩鎮割據同樣會出現新的割據方式，一味地著眼於地方的經濟政治狀況去研究藩鎮雖然是必要的但絕對是片面化的。
唐朝中後期的政治制度採用的是中書門下體制，由於統治形勢的變化，導致地方體制和中央行政體制的變化，尚書六部直接領導地方的體制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不適應。
影視作品中的唐代宦官形象
首先最為後人詬病的便是宦官掌權，其實宦官專權獨斷的問題絕非李唐王朝獨有，早先的東漢王朝、日後的大明王朝都存在宦官弄權，把持朝政的問題。
只是，李唐王朝後期宦官專權程度，筆者認為卻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專橫，他們把持朝政、獨斷專行，甚至連皇帝都唯宦官馬首是瞻，更有甚者在後期宦官弒君、廢君、立君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有如兒戲。
傅樂成《中國通史· 隋唐五代史·第十三章〈唐帝國的滅亡〉》中說的頗為露骨，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與李訓和鄭注發動甘露之變，密謀誅殺宦官，但群臣失敗被殺。而後宦官團結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埋下晚唐時期藩鎮和宦官直接衝突的種子。
關於這個觀點自然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唐朝宦官沒有廢立皇帝。在唐朝唯一最接近廢立皇帝的宦官是劉季述，但是劉季述廢立皇帝仍然失敗了，唐昭宗很快複位，劉季述被殺，而且宦官權力目前還在學術界有爭論，不過可以成為公論通說的是宦官專政著實對於唐代政治及中央政令產生了極大負面影響。
文臣朝堂之上也並不太平，皇帝和文官集團只是宦官軍閥的一面旗幟而已，可是皇帝和文官集團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經常鬧朋黨之爭，而且還看宦官不順眼，企圖奪取軍權。
唐宋的黨爭都是士大夫內部派系的紛爭，漢明的黨爭卻是士大夫與宦官的對決，甘露事變如果是朝臣成功，很有可能會產生新的權臣。關於牛李黨爭，如果有興趣的文史愛好者可以讀讀陸揚先生的《唐帝國的瓦解及遺產：一個老問題的新思考》。
牛李黨爭的開始是由進士考試而起，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長安舉行考試選拔人才，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在考卷里批評了朝政。考官認為兩個人符合選擇的條件，便把他們推薦給唐憲宗。
這件事傳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親）的耳中。李吉甫見牛僧孺、李宗閔批評朝政，揭露了他的短處，十分不利，遂向唐憲宗哭訴，要求嚴懲這些舉子。後來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
誰知這件事卻引致朝野嘩然，爭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忌賢妒能。迫於壓力，皇帝只好於同年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另命宰相，這樣朝臣之中分成了兩個對立派。
這兩個黨派最後不斷內耗對於中央朝廷政治的生命力確實形成了不小的影響，士大夫政治在文宗朝無可置疑地已經根深蒂固，千年大業正是牛李兩黨的勃興而鑄就，文宗本人就曾哀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李吉甫
唐朝後期中央朝廷一方面面臨著宦官專權問題，牛李黨爭、文臣之間也有不少矛盾，另一方面君主的才能也是頗為值得質疑的，本文無意將王朝滅亡歸罪於二者，僅是舉例說明當時朝廷之混亂。
另一方面確實直到最後李黨牛黨相爭結束時，王朝復興之勢日漸勢衰，宦官集團又一次權盛，唐朝中央正再次洗牌時，民變已漸多。養寇自重，藩鎮趁勢再次坐大，當民軍與藩鎮雙雙膨脹後，朝廷的三派勢力再也無法扭轉局面了。
一個王朝的魔咒周期大抵如此，首先王朝弊政積多造成內外朝領袖湧現，出現了朝廷派系林立引起了黨派競爭及黨派蛻化，隨著內耗勢力下降，外來力量打破平衡最終改朝換代，歸根結底每個朝代還是滅亡於王朝內部本身，滅秦者秦也。
中央之亂——藩鎮割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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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藩鎮割據，是唐史研究繞不過的話題，張國剛先生經典論述將其分了四類，其中河朔藩鎮是割據狀態，而唐朝依靠江南藩鎮的財富來維持京西北藩鎮和神策軍，依靠中原藩鎮和河東地區藩鎮來扼制河朔強藩。
在此基礎上，不難發現所謂「藩鎮割據」其實一開始並沒有學界公認的如此嚴重，況且河朔強藩的政策是「奉朝廷禮藩鄰，則家業不墜」，換言之只是要求朝廷承認其可以世襲罔替，並沒有取而代之的願望，所以各藩鎮之間形成了一種局面，有能力造反的不想造反，想造反的沒能力，唐朝則可以從中取利，維持正統地位。
這樣的一種局面如何被打破，方才是藩鎮割據的真正根源，拋開這些去談藩鎮割據問題，所討論的最多的不過是藩鎮如何產生及中央經濟政治缺失問題。
按照時間推算，中央與藩鎮的平衡被打破是在僖宗時期，黃巢之亂徹底打破了這種平衡，而在此之前中央對藩鎮政策，也有一個形成、演變的過程，絕不僅僅是用兵與姑息這樣簡單的兩極對立。比如憲宗、武宗、宣宗時期政治上的分黨分派，與其政策的變化也都會有不小的影響。
另一方面，前代遺留下的政治問題也不少，最大的莫過於河北政策問題，「安史之亂後，河北三鎮實際上脫離了中央的控制，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在安史之亂以後中央一直未能以兵力制服河北三鎮，同時，也由於文化上河北地區的鄙野與中央的文雅發生脫節的現象，文化的脫節也造成了河北地區與中央政治的不協」。
胡化現象在河北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比如唐末幽州繼續保持自己的胡化趨勢，從而也在政治上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最後還造成了燕雲十六州被契丹侵佔嚴重後果。
總的來說，藩鎮的產生、藩鎮勢力發展及藩鎮割據壯大，都在一步步的影響國家統一，也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統治者雖然都力圖採取對策解決這些問題，也或多或少產生過一系列效果，但總的來說也正是由於政策失誤導致了更嚴重的後果。
趙翼對藩鎮問題追根溯源，探究其演變及其規律，得出結論「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唐朝由盛到衰以至於滅亡，形成五代分裂局面「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
藩鎮終結者趙匡胤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趙翼將其與北宋收藩鎮之權以及推行重文輕武政策對比：「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後天下漸得蘇息，歷代因之，皆享國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枉席哉！」可見其認為兩宋沒有大的地方之亂，沒有藩鎮割據，是與其經濟文化政策分不開的，認為「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是導致「姑息之政」的根源。
然就具體帝王來說，情形雖有不同，但總體來說正是因為中央出現了種種朝政不穩才導致了藩鎮之亂難以平息。
藩鎮的設置之初或許沒有太引人注目，但是隨著藩鎮設置的內地化，中原地區的「大郡要害之地」紛紛設置節度、防禦諸使以治軍戎，逐漸形成藩鎮「相望於內地」之勢，不少雄藩巨鎮「連州十餘」，至少也「猶兼三四」，其問題之嚴重才被人重視。
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朝廷的政策失誤，原本只管「軍戎」的節度使，攫取了地方的行政、經濟、監察諸權，成為「權盡歸於一家」的地方一元化核心。在藩鎮勢力不斷崛起後，唐中央雖多次出兵但最終不得不妥協，使得朝廷權威遭受重創。
如果中央一開始就採取有效的措施，想辦法在軍事上、經濟上遏制藩鎮日漸形成的尾大不掉之勢，唐王朝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實在令人難以想像。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否認中唐時期名相們遏制藩鎮勢力膨脹的方案。
比如說政治上析置藩鎮、遷轉藩帥、構建直隸州；經濟上財稅「三分」；軍事上組建神策軍、宦官監軍以及屢試不爽的「以藩鎮御藩鎮」等策略。
這些舉措，不僅穩固一度搖搖欲墜的帝國大廈，而且還使王朝一度呈現「中興」之兆。遺憾的是迴光返照終究是難以長存，隨著中央宦官問題，牛李黨爭問題，皇室爭權問題的爆發，朝廷政策漸漸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加之不少錯誤的決斷，使得問題日益嚴重化。
在這一點上，究竟是藩鎮滅唐，還是唐朝廷推動了藩鎮發展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就筆者個人觀點而言，是主張唐助藩鎮的。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正是因為唐朝中央的混亂，決策逐漸失誤，民怨四起，才逐漸導致藩鎮壯大，進而黃巢起義後一發不可收拾。
歸根結底，黃巢起義也是朝廷中央政策失誤導致的民眾起義，而藩鎮割據也是在朝廷政策不得當前提下愈演愈烈，拋開這個前提去談節度使制度、募兵制與府兵制、吐蕃與叛將等等終究只是關於藩鎮為什麼產生和為什麼強大，誠然這些問題都很關鍵，但都是藩鎮可以割據的條件與背景，並非是藩鎮割據的根源 。
後記
唐史研究，重前輕後，重內輕外。唐代前期，由於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出現，一百餘年間，典章制度、社會經濟、文化體系均非常健全，並保存了系統的文獻史料供後人研究。
而唐代後期，卻史料網如，七零八落。政治、社會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文獻史料的連貫性和系統性。因此，研究唐代後期歷史，難度可想而知。但是，並不是說唐代後期就完全沒有研究的價值和必要。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創業容易守成難，安史之亂以後，大唐帝國卻繼續維繫百餘年，忽視了這段歷史的研究是令人心痛的。對於藩鎮的研究，如果一直著眼於安史之亂以前，定然是不全面的。
目前學術界關於唐代藩鎮問題的研究，已知最早為民國年間的馬其昶在《民彝》雜誌上發表的《唐代藩鎮論》一文。而系統性研究則始於1946年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紀軍閥》，作為一部概述性著作，自該著問世以來，唐代藩鎮問題逐步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不過日野的研究雖具拓荒之功，但稍顯粗略。
此後，台灣學者王壽南先生髮表了《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從中央的角度去看藩鎮，該書有開創之舉。
筆者最為推崇的是張國剛先生的《唐代藩鎮研究》，堪為唐代藩鎮研究的經典力作，作者以專題研究的形式探討了唐代歷史上藩鎮的「真相」、藩鎮的形成、肅代之際的形勢與藩鎮割據之關係、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藩鎮的類型、藩鎮動亂的特點、藩鎮的存續之原因、藩鎮與宦官監軍制度、藩鎮的進奏院制度、藩鎮的辟署制度、藩鎮與中央財政收入分配等諸問題，幾乎涵括了關於藩鎮的各個方面。若有志於研究藩鎮的讀者，此書必不可少。
關於本文提到的藩鎮類型，如果只談張國剛先生的稍顯乏力，事實上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根據藩鎮對中央的態度將其劃分為跋扈型、叛逆型、恭順型的三分法與張國剛先生《唐代藩鎮的類型及其動亂的特點》根據藩鎮的功能和地域特點將其劃分為河朔型、中原型、邊疆型與東南型的四分法大同小異，感興趣的讀者不妨一讀。
而王援朝的《唐代藩鎮分類色議》根據藩鎮對朝廷的政令執行、官吏任免、財稅徵集的不同，將其分為長期割據型、一度割據型、京東防內型、西北防邊型與南方財源型這一五分法，更為有趣。
關於唐代政治問題的研究，己經問世的著作、論文極為宏富，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三論》三著堪為唐代制度層面研究的經典著作。
此外，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沈任遠《隋唐政治制度》、楊樹藩《唐代政制史》、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張國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何燦浩《唐末政治變化研究》、李錦繡《唐代制度史略論稿》等。
對唐代地方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是陳志堅的《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述諸文舉凡唐代政治制度以及相關問題均有精深的研究，但是這些著作更多地將筆墨集中於中央層級，而關於唐代藩鎮政治問題雖有一定的篇幅探討，但並不佔有主體地位，不過對於研究藩鎮問題而言，中央政治同樣具有舉足輕重重要性。
當然，想要了解藩鎮問題研讀唐通史同樣重要，關於藩鎮問題的研究，幾乎所有通論性著作均有篇幅涉及，數量極為龐大。其中比較重要的著作包括岑仲勉、呂思勉、楊志玖、傅樂成、章群、吳楓、韓國磐、王壽南、王仲蘋、吳宗國、李樹桐諸家的著作，讀者各取所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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