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歷史學家痛罵的「保守派」御史文悌，看來有些冤枉他了！

作者：金滿樓

戊戌變法中，有位被目為「保守派」官員的御史文悌被歷史學家罵得狗血噴頭，如據清史學者孔祥吉所言：

文悌在京師是那種「媚若九尾狐，巧如百舌鳥」的人物。他隨風轉舵，巧言令色。他先入了維新陣營，而後又背而棄之，且嫁禍於人。

……文悌以人品而言，一無足稱，他為了自己的一官半職，不惜對維新志士栽贓陷害，血口噴人，實在是兩面三刀的投機者。

不過，在同在京城為官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記中，其對文悌卻褒獎有加，稱其「向在戶部有聲，閻文介深重之，學問亦淹雅絕倫。」

在六月初九日（7月27日）的日記中，唐烜再次談及文悌：

「昨晤英鶴齡，談及文仲弓侍御（即文悌）抗疏事，並言侍御近況，清苦殊甚，家中幾於不能自給。

又見鶴齡所持摺扇，皆侍御書畫，書為近作七律二首，閑中雅興句也。末首結句云：明日荒廚無宿米，料應夢不到黃粱。窘乏之狀畢露，而句恰風趣。

侍御因論新進事，改官戶部撰紀恩七律四首，都下一時傳誦，其詞肫贄，蘊蓄怨而不怒，無囂張叫呶之習，可謂今之古人哉！」

由此可見，唐烜及其同僚朋友們對文悌的評價相當高，在其心目中，文悌不啻於兩袖清風的清官、有膽識有節操的忠臣、榮辱不驚的君子；

而其彈章，唐烜的評價更高，曰：「都中人士盛傳誦，以為朝陽鳴鳳，雖不見聽，亦足作中流之砥柱矣！」

對這一彈章，《清史稿》中大段照錄，其大意有以下幾點：

一、康有為所謂托古改制，「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其所謂「尊俠力，伸民權，興黨會，改制度，甚則欲去拜跪之禮儀，廢滿漢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內」等，以為學習外洋即可立致富強，實則引發群爭、各便私利，乃召亂之舉；

二、康有為「私聚數百人，在輦轂之下，立為保國會，日執途人而號之曰：『中國必亡，必亡』」，藉以煽惑人心，更有「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的危險傾向；

三、康有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而「宋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

最末，文悌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

如此看來，文悌及唐烜等官員大體主張穩健而反對康有為式的冒進，而從後來幾十年的歷史事實來看，倒也並非全無可取之處。

那麼，孔祥吉先生對文悌的差評又是從何而來呢？想必是因為文悌曾參與康有為的「保國會」等活動，但後來因為觀點分歧而又「叛出」維新陣營，並進而攻擊康黨所致。

當然，御史本身就有監察之責，其上書言事系其職責所在。

在甲午戰敗、國家危亡之際，文悌為康有為等人所吸引進而參與其活動，也可能是一腔熱忱，並非所謂「偽與康有為相往還，暗中窺探維新派的言行」；

至於說康有為成立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實為亂國」，「保中國而不保大清」，這卻是文悌在彈章中並未出現而是後世史家所總結的。

以情理論，因不了解而聚合，因了解而分道揚鑣，這也是世間的常態，以此認為文悌是維新派的「叛徒」乃至「姦細」，不免失於構陷，是不公道的。

而從唐烜的日記也可以看出，當時京城中的一般官員大體是保守或說穩健的，很可能多數人均以文悌為「是」而以康有為等為「非」，大概也是一般的事實吧。

戊戌年八月二十日（10月5日），也就是戊戌政變之後，唐烜又一次記載了文悌的情況：「文悌仍以知府候補。」

據《清史稿》的記載，慈禧太后宣布訓政後，「（文悌）旋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兩宮西狩，文悌迎駕，擢貴西道。乞病歸，卒。」

二十六年即1900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一行人從京城逃往西安，文悌大概在途中前往迎駕，由此升為貴州的道員。

但是，大概沒有多久，文悌即因病辭官並很快去世。

按傳統的道德觀念，文悌算不上什麼大官，但也算是一個忠臣吧。

參考資料：唐烜：《唐烜日記》；孔祥吉、村田熊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