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隸書碑刻 篆額題《西嶽華山廟碑》

東漢隸書碑刻。篆額題《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165)立於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一說作於延熹四年。《金石萃編》載：碑高七尺七寸，寬三尺六寸，字共二十二行，滿行三十七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毀於地震。以後該廟所存者為重刻。

四明本原拓整張裱軸

此碑碑文乃記述帝王修封禪，祭天地事。此碑書法於整飭端嚴中饒有變化，為學漢隸者所重。因碑末有「郭香察書」四字，引起歷代學者議論，有認為是「郭香察」書的，也有認為「郭香」察蒞他人之書的，更有唐徐浩《古迹記》直指為蔡邕所書，「察書」(意即檢查校對)者為郭香。但他並未提出充分的證據，說明何以是蔡邕所書。此說一出，影響甚大。如宋洪适《隸釋》、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顧南原《隸辨》以及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等，即均沿徐說。明郭宗昌《金石史》及趙崡《石墨鐫華》乃開始對此說提出懷疑，而認為真正的書丹者當是郭香察。《石墨鐫華》書前目錄中《華山碑》下，題「郭香察書」，《金石史》則直稱《華山碑》為《香察碑》。近世學者，基本上已確認郭、趙之說為是，而以啟功先生的文章論辯最詳(見《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年版)。

此碑與《禮器碑》一樣被譽為漢隸中典範，端雅軌正，沖和遒密，字、行距齊整，波磔秀美，有廟堂之氣，為隸書正脈。明郭宗昌《金石史》稱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清代隸書名家金農曾盛讚「華山片石是吾師」。清代朱彝尊評此碑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一種流麗，一種奇古。惟延熹《華岳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劉熙載也說：「漢碑蕭散如韓敕、孔宙，嚴密如衡方、張遷,皆隸之盛也，若華山廟碑，磅礴鬱積，流漓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藝概》）翁方綱則說：「朱竹垞於漢隸最推是碑。以余平心論之，則漢隸自以《禮器碑》為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藉以觀前後變割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是碑為易見也。使人易見者，非其至者也。」(《兩漢金石記》)

此碑在唐代已被重視，當有其拓本，但未流傳下來。傳世原石舊拓本有四。

一、長垣本，亦稱「商邱本」。因明代曾藏長垣(今屬河南)王文蓀處，入清後藏商邱宋犖處，故有此兩稱。其後為陳崇本、永理、端方所遞藏，後有吳讓之、朱彝尊、宋犖、陳崇本、翁方綱、阮元，何紹基， 翁同龢等人題跋。為宋拓早本，後歸日本中村不折氏。

二、華陰本，亦稱「關中本」。明代曾藏華陰商雲駒、雲肇兄弟之墨庄樓，後歸郭宗昌、清代王宏撰，朱彝尊、端方等遞藏，帖後有郭宗昌、王鐸、翁方綱、錢謙益題跋，現藏故宮博物院，

三、四明本。原拓整張裱軸。 為四明豐道生所藏，藏寧波豐坊之萬卷樓，又歸寧波天一閣范氏，入清先後歸榭山、錢大昕、阮元、端方等人，後歸香港胡惠春。1975年胡惠春捐獻文化部文物局撥故宮博物院藏。裱軸四周有翁方綱、陳崇本、阮元、何紹基等人題記，幾百年來不缺不爛，賴以窺見原碑全貌，為他本所不及。 四、順德本，即金農金冬心藏本，上有金農好友馬曰璐、馬曰琯兄弟「小玲瓏山館」鈐印數枚，故有「玲瓏山館本」之說。惜缺二頁計九十六字。晚清時，廣東順德李文田(1834-1895)督學江西,以三百金俸銀購得，成為他「泰華樓」中的珍品。曾延趙之謙從鉤本中補缺二頁，胡钁又從長垣本中重鉤二頁。光緒末年，兩江總督端方曾用盡心機,想從李氏之子手中收購此帖，但未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此拓本歸香港利榮森先生之「北山堂」，後利氏捐贈此帖,以慶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新廈落成及文物館成立，現藏香港中文大學。以上四本均有影印本行世，另有香港《書譜》所刊貞漢閣藏宋拓本，實系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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