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卓：凝練人文精神 賡續學術傳統

2018年5月，南京大學徐有富的學術散文集《南大往事》出版。該書不僅是對南大中文系自創立以來學術精神與人文傳統的一次回顧和追憶，也是對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里，南大中文系未來美好發展的一次展望與憧憬。關於這本散文集的書寫初衷，徐有富曾指出：「退休後，想以《南大往事》為題，學寫學術散文。目標是通過一些老師和學生的教學與科研活動，來探討與揭示南京大學人文學科的優良傳統……從中略可窺見南京大學人文學科，特別是中文學科的發展軌跡，以及各位老師在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學科建設等方面的特點與成就。」由此可見，這本散文集主要是對南大學術精神與人文傳統的一次回顧和總結，作者通過對一些曾在南大中文系執教過的老教授治學經驗以及相關軼事的梳理與回顧，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門。

教育報國與重視學科建設

徐有富的《南大往事》給人最直觀的印象，便是作者在著文中將南大（及其前身）中文系那一批先哲的思想凝練為教育報國以及重視學科建設。比如文中的《開頭的話》《風雨豁蒙樓》《讀〈酈亭詩稿〉》等篇章中，都可以讀出南大中文系的前輩先賢們，那骨子裡面的教育報國以及重視學科建設的思想。

應該指出，立志報國是當時南大最早的前身三江師範學堂代監督以及兩江師範學堂監督李瑞清等先生，之所以將教育作為終身奮鬥目標的根本原因。李瑞清當時在致張謇等人的信中就說到：「中國前途，除辦學外，更無第二條生路。就社會，舍教育外，更無他法。惟一二英傑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富貴思想，即名譽思想亦不可有。」正是在草創之初秉承了這種教育報國的思想和理念，使得這種愛國報國的思想也深刻影響到了當時學校的在讀生。為此，沈祖棻就曾在《自傳》中回憶到：「在校時，受汪東、吳梅兩位老師的影響較深，決定了我以後努力的詞的方向，在創作中寄託國家興亡之感，不寫吟風弄月的東西，及以後再教學中一貫地宣傳民族意識、愛國主義精神。」而我們從沈祖棻後來創作的《涉江詞》等詞中主題，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條愛國奉獻的敘事線索。

另外，重視學科建設也是南大中文系的傳統之一。早在李瑞清時代，他不僅注重對外籍人才的引進以及本土人才的培養，而且還十分注重學術梯隊建設。早在兩江師範學堂創立之初，李瑞清便設立了圖畫手工科，並將「所培養之美術人才納入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的軌道上」，此舉培養出了呂鳳子、姜丹書、李健、張大千等著名畫家。而這批學生畢業之後，除了自己創辦了首批學術專科學校之外，還在全國各地的院校開堂授課，培養出了潘天壽、豐子愷、李苦禪以及俞劍華等大批書畫名家。再比如重視人才的引進方面，1921年9月，陳中凡先生被國立東南大學聘為國文教授、系主任後，他便從北京大學請來吳梅先生來東大任教，開始詞曲課程；直到1958年成立戲曲研究室，1959年引進曲學家錢南揚，先後培養出了吳新雷、董健等一批戲曲人才。再比如1978年的夏天，當時擔任南大中文系副主任的葉子銘教授，受到南大匡亞明校長的委託到武漢大學請來了著名學者程千帆教授。而當時的程千帆先生已經65歲，並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成為了一名街道居民。當葉子銘向程千帆先生轉達關於南大中文系求賢若渴的信息並問其有什麼條件的時候，程千帆先生激動地說：「我要工作！」由此，程千帆先生就這樣回到了母校任教，並開啟了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史專業的新篇章。

注重原著與重視人才培養

徐有富在《南大往事》中梳理南大中文系學術傳統的第二個層面，主要集中在對於培養模式的探究。具體而言是對原著的重視，以及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這幾個方面。為此，我們在書中的多個章節如《大教育家柳詒徵》《吳梅改作業》《黃侃讀書法管窺》《陳中凡與南京大學戲劇專業》《竺可楨的詩學修養》等篇什里，都可以窺見徐有富力圖從多角度以及多層面，來概括和總結出南大中文系老先生的人才培養理念以及培養模式。

首先，關於培養學生的模式和方法，徐有富在書中便列舉了中國著名學者黃侃（字季剛）先生在南大中文系任教的一些軼事。黃季剛培養學生的重要方法之一，便是強調對原著的品讀。為此，陸宗達後來曾撰文提到：「季剛先生指導我研治《說文》，他的辦法很獨特：首先要點三遍《說文段注》，他說：『一不要求全點對，二不要求都讀懂，三不要求全記住。』頭一部規定兩個月時間，點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問題，擱在一邊，讓我再買一部來點。這樣經過自己鑽研、比較、體會，三遍下來，理解加深了，有些開始不懂的問題也豁然明白了。」這種做學問的方法，後來也被沿襲下來。除此之外，在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方面，徐有富將其培養方法總結為狠抓學生科研的每一個環節，並在這個過程中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書中舉出了柳詒徵的具體實例，他之所以能夠培養出胡煥庸、鄭鸖聲、趙萬里等一大批傑出的史學家，就在於其教學方法。

再比如在《吳梅改作業》一文中，作者寫到：「吳梅上詞曲課總要求學生練習寫詩詞……他雖逼得緊，批改起來卻認真，朱墨鮮明，連圈點也一筆不苟，和印出來一般。唐圭章《回憶吳瞿安先生》一文也稱『學生一學期有幾次作業，先生都替他們一一批改。先生才思敏捷，批改得又快又好，學生們無不欽佩』。」除此之外，吳梅還在學生中組織了一個潛社，每次集會都要求寫詞，自己也躬親修改，幫學生答疑解惑。吳梅不僅以此提高了學生們的詩詞曲的寫作水平，還在精神層面上給予學生鼓勵和愛護。程千帆與沈祖棻皆為吳梅先生的學生，後來程千帆移硯南京之後，也十分注重對學生基礎的培養，比如十分重視為學生批改作業。

文獻為基礎與綜合研究視野

對文獻材料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整體學術視野的培養，是徐有富在《南大往事》中總結和凝練南大中文系先賢治學方法的重中之重。為此，徐有富在文章中回憶到：「程千帆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學、武漢大學開過校讎學（也即文獻學）。1952年實行教學改革，該課程被取消了。程先生在《校讎廣義敘錄》中談道：『一九七八年，我重新出來工作，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生。考慮到如果要他們將來能夠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則校讎學的知識和訓練對他們仍然是必要的。』於是又重新開了校讎學。這門課程本來是為他的三名研究生開的，但是系裡系外，校內校外不少研究生與中青年教師都來旁聽，教室里總是坐得滿滿的。」程千帆先生開設此門校讎課程的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打破研究中的壁壘，開展綜合研究也是徐有富在這本《南大往事》中總結凝練出來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誠如徐有富在文中所言：「目前學術界分工過細，文、史、哲涇渭分明，各學科內部還分成許多條條塊塊。」為了克服這種不良學風，周勛初根據我國文史不分的學術傳統，主張綜合研究。在周勛初看來：「無論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見，抑或目錄、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實際知識，都可以兼收並蓄，融合滲透。後來我把個人堅持的這一治學特點稱為綜合研究。」進而言之，只有具備寬廣的學術視野，才不至於在做學問的路上故步自封，一葉障目而不見森林。

周勛初先生綜合研究的觀點，其實不僅僅適用古代文學以及古典文獻學，而且對我們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中國哲學、中國近代歷史的學者，同樣具有很深的啟發以及指導意義。譬如一直以來，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近現代歷史之間處於一種互不搭理以及各自為政的境地，如何將二者之間關係理順，陳寅恪提出的「詩史互證」的學術思想便是一種打通文學與歷史之間藩籬的新創舉。就文學研究的本身而言，也需要我們對與其相關的歷史、人文以及風土民俗等各個方面進行一種綜合考察。正如徐有富在書中所言：「就文學而言，即使是分析一首五言絕句，往往要涉及到作者生平、寫作背景、文獻真偽、版本差異、音韻訓詁、詩詞格律、詩學理論等各類知識，因此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知識是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由此可知，周勛初先生提出的綜合研究背後，正是基於一種對文學研究本體論的深層思考以及規律探索。不僅如此，徐有富還在書中列舉了周勛初在文獻學方面的心得體會。在關於材料方面，周先生還指出關於材料的出處方面，還需要注意另一種情況：「當我們閱讀王國維、陳寅恪等名家的論文時，不能直接從他們的論文中摘引他們的『引文』。他們有時候只是斷取，或概括大意，甚至是部分改寫，並非原書的文字。在他們的那個時代，還承清人遺風，並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嚴格的學術規範。」進而言之，周勛初在這裡提醒了我們在做科研的時候，遇到材料尤其是需要引用的時候，一定要找到這則材料的最原始出處，以免以訛傳訛。這不僅在對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的時候適用，對兩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的研究亦具有啟發作用。

總體而言，作者從一些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教學與科研等活動入手，深入探討並且揭示了南大中文學科之所以生生不息、薪盡火傳的根本原因：那便是立足於教育報國基礎上對學科建設的至高重視；其次在培養學生方面的多重措施並舉以及躬身示範；最後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對文獻基礎的重視，以及培養具有綜合性學術視野的專門人才。在某種程度上，通過閱讀徐有富的《南大往事》，我們對具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南大文學院，及其在各個時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湧現的前輩學者，有了一個更為直觀全面且立體的了解。閱讀《南大往事》不僅僅是捧讀一本好書，更是一次與先哲對話令人身心愉悅的精神之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社會啟蒙與文學思潮的雙向互動」（16JJD750019）階段性成果、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史研究」（13ZWA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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