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復國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原標題：猶太復國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撰文：曹茗然、曲思翰

1

「永遠的外邦人與流浪漢」

公元66年，住在今日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因對羅馬帝國統治下宗教、稅收政策的不滿，發起了反抗羅馬統治的起義。隨之而來的，是羅馬對參與民變猶太人的殘酷鎮壓。在鎮壓中，羅馬帝國不僅處決了數以千計的猶太人，更是摧毀了猶太教的第二聖殿。

第二聖殿

當時，這座聖殿被視為猶太教的象徵，是猶太人群體與上帝連結的紐帶，是猶太人集體認同的核心。在這個「紐帶」被摧毀之後，猶太人大舉從他們的「精神家園」出走，離散至歐洲各地，成為「一群失去了集體認同的孤兒」。在他們眼中，自公元1世紀開始的流亡生活是他們受到上帝懲罰的象徵。

在中古歐洲，因宗教因素而與主流社會分離的猶太民族，政治地位長期受到限制。為王公貴族從事商業活動成為猶太群體的一個共性之一。當時，歐洲的王公貴族們正是看重了猶太人身上的「原罪性」，才放心地讓他們成為自身統治的白手套。一旦國庫空虛，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從猶太商人身上擠出牛奶來。

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可以說很好地刻畫了在這一時期里主流歐洲對猶太人的印象。在劇中，猶太富商夏洛克被視為外邦人、異教徒、房貸者，劇中的基督徒們對夏洛克懷著深深的憎恨。中古歐洲的猶太人即使有著較高的經濟地位，卻為主流社會所不恥，政治上也被視為沒有公民權的客民。

2

成為「歐洲人」

隨著啟蒙運動在歐洲的擴散傳播，近世歐洲史上的兩件重要事件大大影響了猶太人。

一是俄普奧三次瓜分波蘭。波蘭曾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猶太社區，而猶太人在波蘭貴族共和體制下享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寬容和社群自治。到了1795年，波蘭亡國，大批猶太人不得不成為了日漸反猶的沙皇俄國的臣民。

二是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等近代啟蒙理念為口號的大革命讓許多西歐猶太人看到，似乎只要認同這些理念，他們就可以成為和基督徒一樣的，享有平等公民權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公民。

不過，主權在民意識的擴大，也在猶太人中埋下了民族主義的種子，只是這種情緒尚未成為猶太族群的集體意識。隨著啟蒙思想逐漸向中歐傳播，自由主義浪潮不斷衝擊著中歐君主國的專制統治，普魯士、奧地利等國相繼對猶太人公民權予以承認，這給了猶太人成為平等公民的希望。

就連在統治最為反動的沙皇俄國，自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即位後，在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對猶太民族的管制環境也變得日趨寬鬆。許多歐洲猶太人，尤其是那些在各國成為資本家、教授、律師、醫生的猶太市民階層，一度樂觀地認為，似乎只要淡化自己的猶太認同，積極融入民族國家，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政治地位，成為「公民」。

這種情緒在各國猶太人中是廣泛存在的。比如對德意志祖國有著深入骨髓認同的海涅，比起提起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更多地關切著「德意志的自由與解放」。就如同茨威格筆下的描寫一樣，中上層的猶太人在一種潛意識的驅動下，想要「讓自己掙脫或開始掙脫猶太人聚居區強加給他們的各種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氣」，然後「成為普遍人類中的一員。」

3

羅馬與耶路撒冷

1862年，德國猶太人、早期社會主義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羅馬與耶路撒冷》中對這種樂觀主義情緒潑了冷水。他認為，猶太人註定無法融入歐洲民族國家，因為反猶主義已經不僅僅是針對猶太人的「猶太性」——猶太宗教或者猶太文化的厭惡。在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中，種族主義已經成為了反猶主義的基礎，只要一個人有一滴猶太血液，歐洲社會便不願意接納他成為「公民」。

摩西·赫斯

於是，赫斯呼籲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猶太先民曾經居住、耕作過的巴勒斯坦更適合未來的猶太人國家。他認為，在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猶太人將會「通過土地贖罪（Redemption of the soil）」，建立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

因為猶太人對自身同化融入歐洲懷有強烈的希望，所以他們對該著作反應冷淡。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被無政府主義者暗殺，而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三世作為反猶主義者，任內默許了針對猶太人的「騷亂（pogrom）」常態化，俄國猶太人的「好日子」從此一去不再復返。

同年，俄羅斯猶太人彼列斯·斯莫棱斯金（Peretz Smolenskin）指出，因為猶太人之間沒有「和平與團結」，也沒有民族榮譽感。在未來，如果猶太人想要主宰自己族群的命運，就必須回到以色列。他給出了如下六點理由：

1.那些對祖先有著強烈記憶的猶太人會很樂意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定居。

2.以色列（巴勒斯坦）離猶太定居者現在在歐洲的住處並不遠。

3.所有移民可以在這片土地上按其傳統生活。

4.那些已經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人（阿拉伯人）可以被注入一種「新精神」，他們便可以從懶惰散漫中獲得解救。

5.並不是每個猶太人都會從事農業，巴勒斯坦三洲通衢的便利交通可以讓他們繼續從事跨國貿易。

6.猶太移民者可以利用當地的沙質建設玻璃廠。

上面的六點中，一方面很清楚地體現出了錫安主義（即「猶太復國主義」）者們對回到「祖先的土地」的心心念念；另一方面，字里行句之間卻透露出一種來自文明社會的歐洲人的自我優越感，在他們眼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住民文化落後所以導致經濟發展不彰，而猶太人「帶著上帝的使命和眷顧」，是可以建設繁榮的巴勒斯坦的。

在接下來的五十年中，許多猶太人選擇離開反猶主義日趨高起的俄羅斯，其中將近200萬猶太人前往美洲，24萬人前往歐洲。而前往巴勒斯坦的4萬5千名猶太人成為了第一批身體力行的錫安主義者。

4

錫安主義思潮的擴大

在猶太人社會政治地位較高的法國，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徹底刺激了歐洲的猶太人。讓猶太人逐漸認識到，即使自身一門心思同化融入於歐洲的主流文化，自己還是被視作歐洲民族的他者。

在普法戰爭戰敗之後的法國，法國猶太人往往被與和德國侵略者勾結的叛徒畫上等號，整個法國社會陷入了反猶狂潮之中。這個時候，蓬勃發展的報紙成為了反猶主義散播的重要媒介。法國發生的反猶浪潮引起了全歐猶太人的關注，因為法國作為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之一，是歐洲猶太人生活環境的晴雨表。

德雷福斯上尉是一名有著猶太血統的法國軍官，在總參謀部任職的他被毫無理由地指控為德國間諜（諷刺的是德雷福斯出生在被迫割讓給德國的阿爾薩斯）。在證據不足的前提下，德雷福斯依然被判處無期徒刑。這一現實大大刺激了猶太人，催化了猶太人錫安主義情緒的發展。

德雷福斯上尉

作為奧地利維也納《新自由報》的作者，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列席了對德雷福斯的審判。當他目睹了人們對德雷福斯的公開羞辱之時，他覺得整個人都被刺痛了。他意識到猶太民族即使再努力地力圖融入歐洲，歐洲人也不會視他們為歐洲人。他的民族永遠會遭受到苦難、仇恨與屈辱。既然隔離不可避免，那還不如同歐洲隔離開來，如果猶太人沒有家鄉，那就乾脆建設一個猶太人的家鄉！

受此刺激之下，赫茨爾兩年之後出版了一本叫《猶太國》的小冊子，在小冊子中他提出了更為具體的猶太建國方案。

在《猶太國》中，他指出，鑒於所有國家都被反猶主義控制，猶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國家，這種想法「既不是不可能，也不可笑（neither ridiculous nor impossible）」。具體的步驟需要由猶太協會（the Society of Jews）和猶太公司（Jewish Company）執行。

「最窮的人將最早前往並耕作土地。他們也要建設道路、橋樑、鐵路和電報站，治水，並建設自己的社區。他們的勞力將創造貿易、貿易創造市場、而市場將會吸引更多的定居者。屆時，所有人都會自願地前往。」

赫茨爾與《猶太國》

與之前兩個著名的錫安主義者不同的是，他的計劃還提出了說服奧斯曼蘇丹的辦法——猶太人，利用自己高超的商業技巧，可以幫土耳其管理經濟。而之後，猶太人將在亞洲樹立「一座保護歐洲的牆（a wall of defense for Europe in Asia）」，「文明面對野蠻人的前哨站（an outpost of civilization against barbarism）」。而聖城耶路撒冷，因為對基督教的重要性，將會成為國際共管區域（international extraterritoriality）。

在赫茨爾的方案里，他一樣沒有提到伊斯蘭教或者當地的阿拉伯居民。在他眼裡，猶太人是先進的「歐洲人」，而東方的阿拉伯居民們都是落後的野蠻人。所以他們的平等公民權在他的著作中也是缺席的，被忽視的。

在很多年後，茨威格回憶起當時維也納猶太群體的反應，「當時維也納的市民－猶太人階層普遍有著怎樣的吃驚和憤怒。他們滿不高興地說：這位平時那麼聰明，風趣，有教養的作家哪根筋不對勁了？他在幹什麼，寫什麼蠢事？為什麼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的語言是德語，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家園是美麗的奧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治下，我們過得不是好極了嗎？我們不是獲得體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職位嗎？難道我們不是有平等權利的國家公民，不是這座我們深深熱愛的維也納城土生土長、忠貞不貳的市民嗎？難道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的時代，所有的宗教偏見在幾十年以內就會蹤跡全滅嗎？為什麼這個自己也是猶太人，想要幫助猶太人的人，就在我們每一天都與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內在地聯結在一起的時候，卻要替我們最惡意的敵人提供論據，要把我們分化出去？」不無諷刺的是，在四十年後，奧地利的猶太人就會因為「德意志世界」而大禍臨頭。

在奧地利猶太市民階層對赫茨爾的《猶太國》冷嘲熱諷之時，他的小冊子卻在那些生活在俄國、波蘭和加里西亞的貧苦猶太無產者中獲得了強烈的反響。千年的彌賽亞夢想，在這數百萬受到資本家和封建貴族階級壓迫剝削的猶太無產者中點燃了。

5

未來的隱患

一年後，在第一屆錫安主義大會（First Zionist Congress）上，赫茨爾作為主席，制定出了一個錫安主義式的方案。歐洲猶太人中的一部分精英們，開始認認真真地考慮猶太民族返回「精神家園」的計划了。

可以說，在歐洲各國構建民族國家、發展國族身份之時，一開始使猶太人燃起了成為「歐洲公民」的希望。但是，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少部分猶太精英們意識到：融入並不能徹底解決猶太人在歐洲的處境。當歐洲人始終視猶太人為「異邦人」之時，猶太人的現代國族身份就慢慢確立起來。

猶太國族身份的確立，一方面建立在對千年彌賽亞理想的重構與解釋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對歐洲近世以來國族身份發展的一種借鑒。更多的，還是和猶太人長期以來被視為歐洲語境中的他者分不開的。當一個族群長期被視作國家主流文化中的他者，難免滋生出富有領土訴求的民族主義情緒。

不過，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以赫茨爾為代表的猶太錫安主義精英們，始終是以「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觀看待問題的。帶著這樣的思維，錫安主義者們並沒有考慮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感受與處境。

當幾十年後，猶太人終於在兩千年後再一次在自己的「精神家園」擁有自己的祖國之時，他們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視作他者。只不過，這次受苦受難的不是猶太人，而是阿拉伯人。錫安主義者們的傲慢最終導致了巴以衝突，直到今天都無法解決。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