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打落水狗」：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與張學良

文史 09-18

原標題：「痛打落水狗」：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與張學良

原創-No.1093

作者：任逸飛

審核：喵大大編排/製圖：花免

蔣介石與張學良的關係一直是民國史中一個備受人關注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兩人關係的好壞決定了整個1930年代中國政局的走向。而在這段陰晴不定的關係史中，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兩人間的交往和互動卻顯得較為隱秘而鮮為人知。

九一八事變作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外患，不僅嚴重動搖了張學良的政治地位，也令正飽受黨內紛爭之苦的蔣介石陷入到更為不利的處境里。在如此背景下，蔣、張二人通過明裡暗裡的相互合作，共度難關，竟成功化解了各自危局，展現出國難之下複雜的政治博弈過程。

一、九一八後的「倒張」運動

1930年11月，蔣介石擊潰了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率領的「倒蔣大軍」，取得了「中原大戰」的決定性勝利。然而，這場勝利的取得卻並非是因為蔣個人有什麼卓越的指揮才幹，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他獲得了張學良「雪中送炭」的支持。

就在戰局陷入焦灼的9月18日，坐鎮東北以觀成敗的張學良突然發布「巧電」，表示擁護南京國民政府。之後，自9月20日開始，東北軍20萬大軍便以每隔三小時發一輛運兵車的速度，駛入山海關。21日，于學忠部抵達天津。

閻錫山與馮玉祥對眼前局勢的快速轉變沒有任何思想準備，隨著張學良加入蔣介石一方對抗「倒蔣陣營」，倒蔣軍隊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之中，中原大戰的勝負至此已不再有任何懸念。

▲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閻錫山、蔣介石與張學良共同商討解決方案

張學良出兵援蔣的決定令他得到了豐厚的報償。中原大戰結束不久，張即被蔣任命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並手握晉、冀、察、熱、綏五省與平、津、青島三市的控制權，而被擊敗的閻錫山晉軍與馮玉祥西北軍在收編之後也都統歸張學良節制。

此時的張學良控馭東北、華北，權勢與聲望都達到了頂峰。然而他不會料想到，僅僅在一年之後，這些榮耀都將灰飛煙滅。

張學良在戰時「拉偏架」，又於戰後坐收漁利、獨霸華北，自然引起了閻、馮勢力極大的不滿與嫉恨，以至於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些從前的北方實力派都將「倒張」置於「倒蔣」之前，視為當務之急。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令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張學良東三省「老巢」完全丟失，實力大減，留駐在華北的東北軍在一夕之間成了無家可歸的「游軍」，這無疑令閻、馮勢力又看到了「東山再起」的希望。

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時任閻錫山派駐「非常會議」天津執行部代表的賈景德便向閻錫山發送數封電報，對張學良失勢的幸災樂禍乃至希望渾水摸魚，取彼而代之的心理可謂躍然紙上：

（註：「非常會議」，全稱為「中國國民黨執監委非常會議」。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於湯山扣押胡漢民，激起了國民黨內部的再度分裂。5月25日，由唐紹儀領銜，鄧澤如、古應芬、林森、蕭佛成、汪精衛、孫科、陳濟棠、許崇智、李宗仁等粵系中委、西山會議派及兩廣地方實力派發表聯名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並於廣州另立中央，以「非常會議」作為最高機關，同時成立廣州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形成「寧粵對峙」的局面。後寧粵雙方經多次談判，於11月初達成和解，蔣介石下野，由孫科出任行政院長組建新政府，廣州國民政府取消，「寧粵對峙」暫告結束。）

「······

（二）副張根據已失，總座可以著手或說話，時機不要遲回審慎；

（三）東北另易長官，外交亦容易辦；

（四）可設法使副張內部崩潰······

總之，外侮之來實以蔣氏招之，先除蔣氏再圖對外。」

「寧粵和議真情若何，此間迄無所知。不審南邊人倒什麼鬼。然以歷史、人情揆度，斷無得利於北方。此時北方似應另有一結合組織。望鈞座熟籌之。」

閻錫山接到賈景德的電報後，雖然也惺惺作態，回電說不應當在國難之時倒張「致招國人不容」，其實其內心早已躍躍欲試：「子志（指張學良）兵數雖多，軍實已亡。但我方亦不輕用武力解決，冒天下之大不韙。外交終有落點，屆時子志必難倖存，再用政治手腕妥為解決。」

▲1931年4月，甫升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的張學良與蔣介石合影

除了閻錫山以外，其他政治勢力對九一八後的張學良也同樣抱持著「推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的想法。

廣東「非常會議」方面積極聯絡閻錫山推進「倒張」計劃，由於中原大戰後，蔣介石與張學良關係緊密，粵方人物認為「倒張」必然能推動「去蔣」；而「非常會議」中汪精衛一派人馬，雖則已與蔣介石暗通款曲，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蔣汪合作」鋪路，然而汪精衛在「倒張」上與閻錫山等人意見一致，因為此時「去張」就等於削弱了蔣介石的勢力，足以保證其在「蔣汪合作」中處於上風。

更可悲的是，竟然連蔣介石陣營內部也充斥著一片「倒張」聲浪，賈景德在致閻錫山的電報中便透露道：「張群昨（9月19日）告危苞濱雲，子志恐站不住，不如勸其下台。」而蔣介石的把兄弟黃郛在同張公權討論東北問題時也明白表示：「應設法使張漢卿速解職。」

用「四面楚歌」一詞來形容此時的張學良實在不為過，其倒台彷彿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正如賈景德所說：「子志已為全國所共棄，子志不去，津亂不會停止！」

二、二次下野前的蔣介石及其對張學良的態度

九一八之後的蔣介石，情況並不比張學良好太多。黨內的分裂沒有因為突如其來的國難而終止，如果說各派勢力對於「倒張」尚且還停留在計劃層面的話，那麼以蔣的下野來結束「寧粵對峙」已然是一項板上釘釘的政治交易了。

九一八的爆發同樣是超出蔣介石預料之外的，即便是事變發生的前幾天，蔣最焦急的事情也根本不是如何提防日人在東北的陰謀，反而是憂慮其嫡系武力中央軍因為陷在江西的剿共戰場，沒有餘暇應付廣東「非常會議」方面正在展開的軍事進襲。

他甚至在構思要通過佯裝對粵求和，表示願意下野，來騙取粵方主動退兵（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18日）。事變的爆發，打亂了蔣的上述部署，不過也令他能從前面左支右絀的窘境中抽身而出，間接為其爭取到了與粵方周旋和討價還價的時間。

東三省的迅速淪陷使得蔣介石的政治聲譽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都認為正是由於蔣向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才會招致九一八國恥的。雖然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材料證明「不抵抗」是張學良自己做出的決定，然而正如黃自進所指出的，上述說法依然無法洗脫蔣、張二人對關東軍動向出現重大戰略誤判的責任：

「蔣介石認為中國東北的緊張局勢是可以控制的······換言之，既然兩國政府無意開戰，零星的軍事衝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總有轉圜餘地。所謂『不抵抗政策』就是衍生於此一判斷······

面對東北危局，以避戰為首務卻是蔣介石與張學良的共識。是以無論關東軍如何挑釁，東北軍皆低調回應，不得將爭端擴大······這些指示自然成為9月18日事變當晚，東北軍應付時局的準則。」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張學良的「不抵抗」是貫徹了蔣介石的意旨也並不為過。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赴齊齊哈爾

但是東北淪陷的結果畢竟無法讓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措置感到滿意，況且這麼多年來，東北的大小事務都完全是由張學良一個人在主持。

1934年12月，蔣介石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了一篇討論中日關係的重要文章《敵乎？友乎？》，在此文中，蔣便一再申述，認為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國府是有責任，但對東北丟失，則不需要負責：「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責任」，因為「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

不過氣話歸氣話，事已至此，看到各方輿論對張學良「痛打落水狗」的情形，蔣介石不可能不清楚，其中多半都是「倒張」其表、「倒蔣」其里，如果自己也冒冒失失加入到這波討伐聲浪裡面，不惟無利反而有害。這不光是因為保全道義的考慮，更重要的還在於張學良倒台只能是加速蔣介石自己在政治上的敗北，並使粵方人馬漁翁得利。

10月29日，蔣介石電邀張學良南下赴京協商東北的善後問題，這個舉動立刻引起各方的不安，對於其真實動機也有很多猜測，有人認為「漢卿目的在取得調人資格，固地位，增聲譽」，亦有人認為「蔣恐張無家可歸，致與粵政府及馮等合作，促張赴京會面，借觀張之情形。張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對內對外均唯命是聽。蔣亦允繼續協助東北軍餉。」

總之，物傷其類，一方面，丟城失地的張學良需要緊緊抓住蔣介石這唯一一根救命稻草；而另一方面，夾在日人與粵方中間，蔣介石也意圖先穩住張學良，不使局面更形惡化。兩人共進退的局面已經隱然可見。

▲1931年「寧粵和談」期間的孫科、胡漢民與汪精衛

11月初，寧粵雙方上海和談達成最終默契：蔣介石必須下野，雙方各自召開四全大會推選中委，再合開四屆一中全會組織統一的新政府。在這樣的形勢下，蔣的去職已成為時間問題。12月15日，蔣發表下野通電正式辭去國府主席、行政院長等本兼各職。九天後，他在日記中這樣反思此次下野的原因：

「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余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歷史，允納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偵探，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以賣國而未之預知。」

這段文字足見其對粵方人物的痛恨態度。

蔣的驟然去職，使東北危機的善後再添變數，由粵方人馬組成的南京新政府，在處理張學良的問題上自然不會像蔣介石這般優容了，事態的發展再度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三、粵方的對日交涉與「錦州撤守」前後的蔣、張互動

九一八後，國民政府在對日交涉上的無所作為一直為後世史家所詬病。其實，這種「無所作為」是由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所決定了的。

主觀上，由於寧粵分裂、中樞搖動，蔣介石隨時面臨著下台的風險，這使得他無法對關東軍的行動採取積極的對策，而不得不倚賴國聯的調停；而客觀上，九一八事件是關東軍少壯派軍人策劃的一場突然行動，日本政府事先也並不知情。

因而事變爆發後，日本本土對於事變的看法亦相當分歧，如果日本政府都沒有能力約束關東軍在海外的軍事行動，那麼即便國府直接展開對日交涉，成功把握恐怕也微乎其微。

▲1932年1月，若槻禮次郎與犬養毅（右）在東京

蔣介石在日記中怒斥孫科、伍朝樞等人「勾結倭寇以賣國」雖為憤激之語，卻並非空穴來風。實際上，粵方人物在蔣氏下野之前對東北局勢的解決就持有一種非常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東北問題完全是張學良一手造成，所以只要懲辦了張學良，再以此為基礎進行對日交涉，事變解決是大有希望的。

恰好在此時，日本國內政局同樣發生了變動，與國民黨素有淵源、並且力持中日親善政策的犬養毅於12月13日奉命組閣，擔任首相。犬養毅於上任後的第二日，即派遣友人萱野長知作為密使，前往中國進行謀和活動。日本政府就此和粵方人馬組建的國民政府搭上了線。

萱野的對中交涉頗為成功，在12月24日發給犬養毅的電報中，他表示：

「中國政府為解決滿洲問題特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任命居正為主席······委員會的任務是改組東北各省的行政組織，整理行政事項，維持秩序，查辦張學良······解決中日兩國間的所有懸案。所有事務將委託居正一人全權處理······居正到任以後，中日兩國立即商訂日本撤兵等事宜。」

從萱野的上述交代中可以看出，孫科的南京政府打算徹底拋棄張學良，並通過新組織一個名叫「東北政務委員會」的機構，將國府的行政組織長足插進東北。這樣一來，國府既能在名義上保全對東北的主權，又能夠通過在日本僑民「商租權」等問題上的退讓，滿足日人的要求，平息事態，最終換取關東軍的撤兵。

「居正萱野協議」無疑是粵方「倒張」方針的延續，一旦此協議果真達成，國府尚能徹底終結東三省作為張家父子「半獨立王國」的歷史，在外交上不可謂沒有收穫。然而這樣的結果對於張學良來說絕對是不可忍受的，此時蔣介石已經下野，張學良「朝中無人」，為了免遭政治失敗的厄運，他開始考慮採取極端的方法。

至1931年末，自東三省潰退的東北軍麇集錦州，錦州扼守關內外咽喉要道，成為當時張學良在關外能阻滯關東軍進犯的最後據點。對於是否要防守錦州，蔣介石在下野前一日曾特意召見王樹翰，並囑其給張學良發去電報，表達自己的意見。

王樹翰向張學良報告稱：「頃謁蔣，再陳錦州吃緊，戰則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國，中央又無人負責；退則國人又將加以罪名。二者俱極困難。蔣言戰則既無好結果，於退一層，則不言。翰再三催詰，蔣言日方若不對人，專對事，余定有辦法可以設法了結······」

蔣介石的這番說辭實在是意味深長，所謂「日方若不對人」的「人」，顯然指的就是張學良，然而若是按照「居正萱野協議」的處理東北善後的思路，條條都是在「對人」；至於要不要守錦州，蔣的「不言」，更是明顯令人感到有慫恿張學良撤守的意思。儘管我們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是蔣介石授意張學良棄守錦州的，但張學良在收到王樹翰轉達的訊息後，必然心中已有所決斷。

為了避免被粵方拋出，充當政治「犧牲品」，1932年1月1日，張斷然下令東北軍棄守錦州，全部撤往關內，錦州的失守使國內輿論大嘩，指責張學良的聲浪再度高漲起來，黃自進感嘆此舉盡顯張學良的「軍閥本色」，但這個突然的舉動背後蔣介石的默許無疑是一個最重要的誘因。

▲1932年1月4日，日軍在佔領錦州後高呼萬歲

張學良的「錦州撤守」在某種程度上為蔣介石的再度出山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由於蔣介石在下野之前多方布置，由孫科擔任行政院長的新政府在上台伊始便面臨重重困難，特別是財政方面遭到宋子文的杯葛，竟至於到無錢可用的地步。

而對於解決東北危局，新政府也同樣一籌莫展，張學良的錦州撤守，助長了關東軍和日本國內主戰派的氣焰，犬養毅的對中謀和工作無形停頓，「居正萱野協議」亦告無疾而終。在內外交困、諸事一無可為的情形下，1932年1月10日，孫科托孔祥熙、何應欽致電蔣介石，懇請其出山，主持中央工作。

蔣介石對錦州撤守後張學良的境況也十分關注，在聽聞北方又在鼓動張學良辭職之後，蔣介石於1月8日急電宋子文，表示：「此時以鞏固漢卿兄地位為惟一要旨。魯、晉政治分會如有必要，中亦無成見。如此漢卿兄能不辭職，務請勿辭。」在蔣的全力支持下，張學良的地位暫告穩固。

1932年3月1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張學良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陳銘樞、陳濟棠等人分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張學良總算再度保住了作為「一方諸侯」的體面。對於蔣、張來說，在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如此大的變故後，上述安排對於兩個人都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四、一場複雜的共謀

▲1934年3月，時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張學良陪同蔣介石視察，照片中的兩人已顯貌合神離之態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幾個月里，面對共同的政治對手（北方晉閻、舊西北軍、粵派「非常會議」），蔣介石與張學良為了挽救各自的政治前途，互為奧援、共同進退，為此，蔣介石沒有在「牆倒眾人推」之時再追究張學良丟失東三省的責任，保住了其政治生命；而張學良更是在胸有成算的情況下，不惜以「錦州撤守」的極端方式破壞粵方組織的南京新政府的信用，間接扶助蔣介石重新上位，二度再起。

兩人這種複雜的共謀關係著實令人嘆為觀止。

然而俗話說的好，「可同患難，不可同享樂」。蔣、張二人能夠在九一八後上演一段「兄弟義氣」的戲碼，本質上還在於蔣此時在黨內並非「一言九鼎」，與張學良之間也始終存在著利益交換的可能。而隨著此後他在國民黨中的領袖地位漸臻穩固，張變得不再是一個需要稍加遷就的角色了。

1933年，張學良丟失熱河，蔣介石立即令其放洋出國，而到了1936年12月12日，昔日的副帥更要對蔣委員長來一個「刀兵相向」。

「兄弟情」弄到這步田地，世事之難料實在亦莫有逾此了。

（原文為豆瓣書評，此次發布稍有改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