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自白：9.18事變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張學良：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流傳說：是蔣介石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但後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都歸到張學良頭上。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這裡專門介紹張學良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台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的真實思想。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台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九十歲生日慶壽，或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誌。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他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的回憶錄捉刀」。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氏夫人于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柜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滙豐銀行這樣的大事。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應張學良之邀，為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教授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詢地問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

張學良為何不放一槍一彈棄守錦州？

九一八乃是國恥，東北軍的「不抵抗」亦眾說紛紜。作為九一八的後續，張學良當年不放一槍所造就之「錦州撤退」，或許是管窺當日中央與地方軍閥之間的抗日博弈的一個極好的視角。

一、南京政府明令抵抗，但東北軍仍不放一槍一彈撤出錦州

如果說「九一八」驟然事發瀋陽，南京及張學良均猝不及防的話，那麼，「錦州撤退」事件，南京與張學良之間反覆磋商逾月，最終仍以不抵抗告終，實可喟嘆。

1、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曾明確要求張學良「切勿撤退」、「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

「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大片國土淪陷，東北軍大部分撤至錦州，張學良亦將遼寧省府遷移至此，錦州之得失，實已關係東北全局。日軍攻佔齊齊哈爾後，即調轉兵力直撲錦州。11月25日，外交部代理部長顧維鈞代表南京政府致電張學良：「近日國聯形勢惡化，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無意進攻，恐不足信。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於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等陰謀必又猛進，關係東省存亡甚巨。且近日傳聞日、俄將有日佔北滿、俄佔新疆之說，如果屬實，例東省全失以後，所有邊患或將次第引起，患隱無窮，關係全國尤大。是以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與今晨外委會討論眾意僉同。頃見蔣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張。」12月5日，顧維鈞再次致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12月8日，蔣介石亦親自致電張學良，「萬急，北平張副司令勛鑒：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復。」

1931年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電令張學良：「張主任學良鑒：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本日決議，對於日本攻錦州應儘力之所及，積極抵抗。據此，應即電令該主任，仰即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域，並將辦理情形，按日呈報，毋稍懈怠，此令。國民政府有戍。」12月30日，南京中央政府又致電張學良：「北平張主任勛鑒：密。艷電並堪日禦敵情形，殊堪嘉許！陳述困難各節，均所深悉。惟日軍攻錦甚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各官吏及軍隊均有守土應盡之責，否則外啟友邦之輕視，內招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俞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日軍攻錦時，天津或有異動，亦須預先防止。總之，望該主任深體政府之意，激勵將士，為國犧牲，是為至要。國民政府卅亥印。」

2、張學良也曾表示「對錦必儘力設法固守」，並前後三次致電南京請求中央援助

據日人關寬治《滿洲事變》一書記載，中國方面在錦州問題上堅決抵抗態度，曾促成關東軍要求增派師團加強力量：「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說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置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於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後，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說，設置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衛而戰鬥。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於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在張學良的角度，亦曾表示過「已有犧牲決心」，並三次致電南京，請示戰和決策及尋求援助。如其12月26日致電南京稱：

「國民政府均鑒：奉有電敬悉，對錦必儘力設法固守。但日軍傾全國之力，我僅一隅之師，彼則軍實充足，器械精良，陸空連接，大舉進犯；我則養饔不足，械彈兩缺，防空禦寒，均無準備，實力相較，眾寡懸殊，凡此情形，諒為鈞府所洞察，戰端一開，非一時所能了；關於補充增援諸項，必須籌有確切辦法。再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同時牽動，關於此節，尤須預籌應付策略；否則空言固守，實際有所難為。良部官兵，已有犧牲決心，但事關全國，深恐無補艱危。且善後問題，不可不預加籌計。良職責所在，誓效捐糜，對此大難當前，絕非有何畏懼。惟念茲事體大，關係全國存亡，情勢所在，不能不據實直陳，究竟應如何處理之處？敬請統籌全局，確切指示為禱！張學良叩。宥酉印。」

3、但東北軍最終仍以「不抵抗」的姿態，退出了錦州

就上述史料大略觀之，似乎南京政府與張學良在錦州是否「抵抗」這一原則問題上並無分歧。其實不然，南京及蔣介石、顧維鈞等人一再要求張固守錦州的電報，並非無的放矢。

與南京相比，張學良對日和談的慾望更為強烈。南京政府曾擬引誘外國軍隊介入天津，以牽制日本天津駐屯軍的軍事行動，亦曾擬派財政部所屬稅警團5000餘人赴津歸張學良指揮。當然，南京方面並未放棄和平努力，曾一再尋求英、美、法公使的援助，希望划出一個中立區，以保障錦州的安全：「倘日本堅持要求我軍撤退，我軍可自錦州退至山海關，但日本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地域內中國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但英美均不願出面擔保，且力勸中國不要採取惡化局勢的行動。有鑒於此，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決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應以實力防衛」，「惟萬一彼仍步步進逼，則自不能不取正當防衛手段」。

張學良也有劃中立區以保錦州安全的想法，且擬越過南京直接與日方談判；其談判條件也遠較南京政府為低。只有兩條：「第一，希望日軍最大限度不越過原遣地點即巨流河車站。第二，須留少數軍隊在錦縣一帶即中立區域內，以足敷防止匪患，維持治安為度。至將來日方如派代表時，總宜舍軍事人員，而用外交人員。」如此，南京政府尋求英、美等國介入，「日本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這類保障條件，張學良未提一字，而排斥英美介入，正是日軍當日對南京政府所提的要求之一。無疑，這說明張學良在劃中立區這個問題上，比南京政府要積極得多。

在南京政府確定不放棄錦州的方針之後，張學良實際上也未作死守錦州的戰略戰術準備，反而自11月底12月初開始，即擬撤出駐紮錦州一帶的東北軍主力，以致於外交部長顧維鈞於12月3日緊急致電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5日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再次勸張：「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但張仍堅持自錦州撤出兩個旅。顧維鈞聞訊再度立即致電張：「惟當此國人視線群集錦事之時，軍隊稍一移動，勢必沸議全國，為兄著想，似萬萬不可出此。……緣日人詭計多端，我退則彼進，彼時新政權統一東北，則不可挽救也。」但這類勸告似乎並無效果，日軍12月27日進攻遼河，逼近錦州，據駐榆關日守備隊偵察，迄31日午間，經山海關的東北軍軍列14列，兵數1萬餘人，馬2200匹。1932年1月1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攻佔錦州之令時，東北軍主力已全數撤出錦州一帶，日軍幾乎末遭到東北軍的阻擊和抵抗；1月3日，幾乎兵不血刃佔領錦州。張學良則致電南京政府：「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仆後繼，死傷蔽野。卒以全力過疲，損失過重，無術繼續堅外持，至於江(三)日失守錦縣。」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軍炮火轟擊北大營三小時後，有準備的日軍步兵衝進北大營。日軍左胳膊以白布條為記號。

二、張學良的解釋：「要玉碎不要瓦碎」

「錦州撤退」是張學良在極其複雜的內政與外交局勢中所做出的極其錯誤的選擇。胡適曾評價張學良「他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實可謂中肯之言。

1、蔣介石的下野，對張學良固守錦州的決心，確實是個不小的衝擊

關東軍進攻錦州，恰逢國民政府內患劇烈之時。12月15日，蔣介石因兩廣派排斥而宣布下野，孫科內閣上台。孫科內閣與蔣介石不睦，亦視張學良為政敵。張氏之所以在對日和談設立中立區問題上遠較南京政府積極，且欲繞開南京自行與日方和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於害怕自己成為南京對日和談的犧牲品——當時日本政友會總裁、與國民黨人關係密切且力主中日親善的犬養毅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預定出任行政院長的孫科在南京與其密使萱野長知展開談判，雙方曾秘密內定任命居正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居正到任後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時改組東北各省行政組織，並按照日方要求查辦張學良，解決中日兩國間所有懸案。

但此一秘密協議，並未能取得日本軍、政兩界的認可，亦為張學良所偵知。張氏在日軍大規模進攻錦州前夕，即無視蔣介石、顧維鈞及南京政府的敦勸，執意將守備錦部隊悄悄撤至關內，與此當不無關係。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命令稱：「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張氏不抵抗放棄錦州之意，已瞭然無疑；其26日致電南京聲稱「「已有犧牲決心」，不過是外交辭令罷了。」

2、南京之援助不可仗恃，也是張學良對死守錦州無信心的緣故之一

對南京的援助無信心，也是張學良不願死守錦州的原因之一。東北淪陷後，張學良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蒙受重大損失，南京三次命其「死守錦州」，張氏則三次請援，雖有以援助脅迫南京之意，但東北軍彈藥不充裕，也是事實。南京曾於12月26日明確表示軍援「迅即籌發」，29日又改稱「款項械彈」補給「妥密交各主管機關迅速辦理」，到31日，東北軍尚無「無一彈一錢之助」。「東北軍下級軍官」亦以此聲討南京：「乃自一中全會開會之後，三次轉電中央，請發彈藥接濟，無一應者，是中央抗日能力，僅於一紙電文，數張標語」（12月31日）；「對東北前線將士之呼籲，迄無一彈一錢之助」。「六日以來，數電中央，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回視槍中炮中則彈藥僅存數發，而中央所持為死守者，又只電文數紙……」（1月3日）奉命守備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更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

3、張學良對東北軍內部辯解：「要玉碎不要瓦碎」

錦州之不抵抗，張氏不但須向國人交待，亦須給東北軍將士一個解釋。據東北軍將領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記記載：「漢公表示『不為瓦碎』主張。他說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所謂「玉碎」，是指全國抗戰而言，所謂「瓦碎」，是指東北或錦州的單獨抵抗而言。換言之，張學良堅持認為：只要南京國民政府一日未能發動對日全面抗戰，則東北軍一日不能誓死抗敵，決不「瓦碎」。張的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 的不抵抗理論，在1932年汪精衛親赴北平促其出兵抗日時，被再次提出，張拒絕汪的理由即是「政府（對全面抗戰）是否具有堅決的決心，有無相當的準備」。「全面抗戰」與否，成了張手裡用來對付南京的一面極有效的盾牌。張氏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的理念，其實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就已明確說過：「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拚。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它全國的兵力可以遠遠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必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錦州撤退」時，張的觀點仍未改變：「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倖之理」；也就是說單憑東北軍的勢力，根本無法與日本侵略者抵抗，孤軍奮戰其結果可能是全軍覆火，為了保存實力只好放棄錦州。

張學良放棄錦州，在保存自身實力方面，還有更深層面的考慮。當時關內局勢，韓復榘、閻錫山環窺東西，平津等地反張運動方興未艾。有論者謂：設若張氏九一八之前未將東北軍勢力拓展至華北，則張氏多半勢必率東北軍奮起抵抗。但張氏既有華北為其根據地，則在對日抵抗問題上，不免多有猶疑。

當時日方的分析，也認為張學良放棄錦州的最大的原因，是要保存自己實力：「從軍事上說，他可能可以這樣認為，他無論如何也敵不過關東軍的武力，因而企圖保存實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則是，張學良當時在華北的處境要比想像的更不順。錦州之戰是與張學良關係很深的蔣介石正在下野期間發生的，所以張學良既沒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沒很好地控制華北將領，如果稍一馬虎，乘其兵力用在錦州之時，勢必要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反張運動。徹底抗戰對張學良來說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也許是實際情況。 」。

錦州撤退，張學良有置軍閥利益於民族利益之上的嫌疑，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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