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日本、蘇聯是如何應對的？

文史 09-18

文 | 諶旭彬

今天是「九一八」紀念日。

對歷史最好的紀念，莫過於撥去迷霧，廓清歷史本相。

一、張學良晚年談「不抵抗」

「九一八」事變，影響中國近代史進程甚巨。東北軍之「不抵抗」乃是事實，然80餘年來，針對「不抵抗命令」從何而來，卻眾口紛紜，莫衷一是。即便是張學良本人，晚年之言辭，亦予人「反覆無常」之感。如1990年，張接受日本NHK採訪時，曾明言：「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稍後，張又對媒體說道：「九一八事變，我輕信了老蔣，成了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

張的這種「反覆無常」，實際上反映的是「不抵抗」一節的錯綜複雜。

按：日本外務省及關東廳情報檔案中，收有蔣介石7月12日致張學良之密電，內有「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之語；還收有同期張學良致榮臻密電，內稱：「此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要求割地賠款，東北萬劫不復，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相周旋。」

略言之：一方面，事變之前，南京及張學良方面，已意識到關東軍可能在東北生事；關東軍方面，亦已偵測到中方應付其生事的退讓立場。另一方面，「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之語，乃是政見交流而非方針傳達，且時間系事變前兩個月，並非針對事件本身的具體指示。

關於「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變的指示，是9月6日張學良致電東北軍方及東三省政務委員會：

「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

據此，將「不抵抗」視作事變前南京與張學良方面的「共識」，似乎也不能算錯。該「共識」之基礎，乃是認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軍方，使衝突不致擴大。故而，事變前夕，宋子文已與重光葵商定，將於9月20日同赴東北，對中日懸案做通盤商討。此前之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開僵局，結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務省確曾阻撓過事變。在獲悉「關東少壯軍官圖迫中國軍隊使其衝突」之密報後，外相幣原喜重郎曾電訓駐奉天總領事，命其取締企圖尋事之浪人，時為9月5日。電報稱：「近來關東軍坂垣大佐，在貴處儲備相當豐厚之資金，策動國粹會浪人，製造中日事變。聞將……在九月中旬作具體之行動。希對浪人，切實取締。」但這種阻撓未能發生實際效果，南京顯然錯估了日本政府對軍方的約束能力。

及至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展開外交運作，對東北局勢仍有挽救餘地。「特種外交委員會」（專為解決事變而設）之最機密報告，對形勢判斷非常準確：

「日本之軍事政策，必定要達到完全佔領東三省之目的，其外交當局……已逐漸追隨軍部行動。」「國聯……此次決不對日作戰，因此不能採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於中方對策，雖「決不先對日本宣戰」，但「軍事犧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對於錦州方面，如日本來攻，只有儘力抵抗，以樹立政府在人民間之信仰……俾中國不至瓦解而亡。」

換言之，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實以錦州為最後底線。蔣介石亦曾多次致電張學良，望其務必堅守錦州。但張最終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為由，不放一槍一彈棄守錦州。

張之所以如此，軍閥心態，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國民政府之分裂、內鬥愈演愈烈，且嚴重波及張，也是其心懷疑懼不願抵抗的根源。

圖：1920年代，蔣介石(左一)與胡漢民(左三)等合影

事變發生前，寧（蔣介石）、粵（胡漢民）分裂，武力相向。粵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東京會見外相幣原，謀以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之「既得權益」，作為購買日本武器的交換條件。事變發生後，蔣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欲謀統一，然粵方誌在倒蔣去張，並無共赴國難之念，如其「外交部長」陳友仁對日方所言：「日本除蔣去張之主張，與粵府毫無二致」，且謂倒蔣成功後，粵府可按「大亞洲主義」與日本謀妥協。

故而，當錦州告急之日，恰是粵方激烈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之時。蔣乃張學良之政治靠山，蔣下野，勢必牽動錦州戰局，粵方絕非不知，然胡漢民恨蔣已深，堅持蔣下野乃和解統一的不可妥協條件，蔣遂於1931年12月15日通電辭去本兼各職，南京政府隨之陷入運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軍兵不血刃佔領錦州。錦州既失，東北局勢遂無可挽救。此後，張學良審時度勢，轉與胡漢民愈走愈近，卻亦屢遭胡之算計。

綜上，當不難理解，張學良晚年對「不抵抗政策」的講述，何以呈現出一種「反覆無常」。

所謂「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實；「九一八事變，我輕信了老蔣，成了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亦非無因，南京方面確實高估了日本政府對軍方的制約能力；而張對唐德剛稱：放棄錦州，與蔣無關，「那個時候，蔣公根本就不負責任，他不負這責任，我也根本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也是事實。

今人重新審視「不抵抗」，須體察當日內政之蕪雜，而不能僅將目光聚焦於蔣、張二人。

注釋

（日）臼井勝美：《昭和史的最後證言——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P72-73。《張學良口述歷史——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台)聯合報2001年10月28日。

蔣指示，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紀錄密電情報關係卷；張指示，見關東廳7月15日上外務省次官電。轉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P114。至晚在8月25日，關東軍還曾破譯過瀋陽市公安局對下屬秘密傳達的「容忍自重、力避發槍」的指示。

中央檔案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P67。

東京審判紀錄，P30343。

《特種外交委員會呈送中央政治會議之報告》，收錄於《戴季陶文存》。

日本外務省紀錄（中國內亂關係卷），轉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P140。

《張學良為何不放一槍一彈棄守錦州？》，今日話題歷史版第214期。

二、東北淪陷過程中的「四方互動」

1931年東北淪陷，應該被追究的具體責任人，究竟是誰？

這是一個長期存在極大爭議的話題。

而追究具體責任人的前提，是還原事件發生的真實邏輯。

（1）張學良：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義演。戲散後張見到急電，匆匆離去。凌晨一點，張召集東北軍在北平的高級將領開緊急會議，指示「避免衝突，不予抵抗，……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

會議開了一個通宵。

次日凌晨，張決定電告南京，請中央向國聯提出抗議；下午，張接見日本記者，就事變發表意見，說道：

「昨夜接到奉天報告，知有中日衝突發生，我等無抵抗之力，且無必戰之由，故我已嚴令部下絕對不抵抗，任日本軍之所為。」

對於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張學良晚年的解釋是：

「你責備我不抵抗，我不承認，責備我對日本這件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我自己考慮，日本不可能這樣做，軍人要這樣做，（日本）政府也會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日本的判斷是判斷錯了。」

圖：青年時代的張學良（中）

（2）蔣介石：判斷日本不會破壞《九國公約》

9月18日晚9時半，蔣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綏」號軍艦，前往江西南昌。晚10時20分左右，日軍在瀋陽發動事變。19日晚，蔣接到上海電報，獲知東北出事，隨即致電張學良，鑒於日方誣衊中國軍隊炸毀鐵路，中方對外宣傳應努力闢謠。

21日下午，蔣返回南京。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宣布「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南京方面寄望於尋求國聯的支持來處理事變，而未曾給張學良和東北軍下達過「抵抗命令」。東北軍的「不抵抗」，相當於得到了國民政府的默認。

台灣學者黃自進認為，事變前夕，蔣的基本判斷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壞《九國公約》的大不韙而侵略中國」；而且，事變前夕，蔣正致力於「與日本的陸軍中樞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僅1930年度，國民政府與日本陸軍省之間，就簽署了多達16件武器買賣的契約，其金額佔到了該年度中國對外採購武器總金額的三分之一強，日本已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大武器採購國。鑒於這種關係的存在，蔣認為，「零星的衝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總有轉圜餘地」，所以默認了東北軍的「不抵抗」。

（3）關東軍：懷有對抗政黨政治的心思

據日方檔案，事變期間，日軍僅包括10400名關東軍及4000名朝鮮軍；關外的東北軍則有179500名之多。事變結果，日方在105天內鯨吞整個東北，死傷僅1200餘人。

日本學者戶部良一認為，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目的，「是試圖佔領包括北滿在內的整個滿洲」，而且「試圖通過計謀挑起日中間的衝突，……造成日本的國際關係緊張，形成對外關係的危機。……他們的目標是打倒『腐敗墮落』的政黨政治」。

關東軍既然懷有對抗政黨政治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約束。

故張學良「認為日本政府應該能夠恢復對關東軍的控制」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建立在這一判斷基礎上的「不抵抗方針」，不但不能緩和局勢，反而促成了「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基本得以按照計划進行」。

圖：關東軍少壯派代表、「九一八」事變主要策劃者石原莞爾

（4）廣州政府：尋得一個逼蔣下野的好機會

事變爆發時，中國內部，除南京政府外，還存在一個以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為代表人物，以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李宗仁等為後盾的「廣州國民政府」。胡漢民在國民黨內有「黨魁」的身份，蔣介石是軍事領袖；南京與廣州之間的衝突，實際上是國民黨內部黨權和軍權的爭鬥。

這種爭鬥，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廣東方面借事變向南京頻頻發動政治攻勢，一度將蔣介石逼到要親自「率師北進，與倭寇決戰」，並取消黨治、開放政權的地步——前者是為了儘力保存自己的軍權，後者是為了拆掉胡漢民的黨權。但這種極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蔣介石最終只能選擇在1931年12月15日辭職下野。

蔣的下野，所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張學良不放一槍一彈，放棄了中國軍隊在東北的最後一個據點錦州。張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得到情報，取代蔣介石的孫科政府，雖一再敦促他抵抗日軍，私下裡卻與日本政府達成了「查辦張學良」的共識——實際上，因張學良親蔣，一直被廣州政府視作必須拔除的眼中釘，自事變爆發，即不遺餘力對其進行攻擊。

張學良放棄錦州，意味著東北終於徹底淪亡。

圖：1931年5月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為汪精衛，左四為孫科

注釋

張的具體行蹤，可參見：何世禮，《為歷史作見證：「九一八」之夜張學良在何處》。轉引自：李敖，《蔣介石研究》（下冊）P264-265。《盛成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P29-30。洪鈁，《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

《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NHK記者專訪錄》，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P76。

同上，P77。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華文出版社，2010，P45-61。

馮筱才，《「不抵抗主義」再探》，《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

（台）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153-156。

（日）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四十三號》（1932 年3月24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原件。轉引自：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台）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戶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爭まで》，收錄於《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近代史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P239-242。

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P49-54。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P20-24。

三、「九一八」後，斯大林如何算計中國？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蘇聯將如何應對，立即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且無論中外，幾乎一致認為蘇聯不可能放任日軍在東北為所欲為。

畢竟，僅僅兩年前，蘇聯還曾為保住其在東北的特殊利益，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大打出手，釀成「中東路事件」。其強硬立場無疑令人記憶猶新。

事實上，「中東路事件」以張學良慘敗落幕後，斯大林針對東北，還曾有過更激進的政策。1929年10月，在給莫洛托夫的一封密信里，斯大林指示，應該在東北扶植武裝力量，以「起義」的形式，「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

「中國將出現麻煩……我覺得，我們該轉到組織滿洲起義的革命運動方面來了。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務，我們向滿洲派遣了一些隊伍，這當然很好，但這不夠。現在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我們要組建兩個由兩個團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國人組成，向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機槍等)，讓中國人當旅長，並把它們派到滿洲去，給它們的任務是：發動滿洲軍隊起義，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其餘士兵遣散回家，預先要解除指揮人員)，擴編成師，佔領哈爾濱。積蓄力量後宣布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搞垮地主，吸引農民，建立城鄉蘇維埃，等等)。這樣做是必要的。我們可以這樣做，並且我認為也應該這樣做。這樣做不違背任何『國際法』。大家都會明白，我們反對同中國作戰，我們的紅軍戰土只守衛我們的邊界，不想進人中國的領土，而如果滿洲內部發生起義，那在張學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事情很重要。」

「前鑒」如此，自不難理解，何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內主流媒體，包括《中央日報》、《大公報》在內，均曾一度引頸企盼蘇聯的介入。

令人失望的是，雖然在事變之初，蘇聯發表了一些同情中國的言論，但其實際執行的，卻是堅定的「不干涉政策」。非但「不干涉」，《真理報》甚至直接以社論的形式，向日本當局喊話，建議雙方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對東北地區中國抗日武裝力量的求援，蘇聯也一概拒之門外。

譬如，1932年4月，聯共（布）中央嚴厲責成外交人民委員會：

「向我國駐璦琿領事米哈伊洛夫同志指明，如果他膽敢在今後再送來馬（筆者註：馬占山）或者其幕僚哪怕一個請求，並且不拒絕與馬進行任何談話，他將被追究嚴重責任。」

再如，1932年7月，斯大林指示：對前來求援的中國抗日將領，「要把他們視為挑動（蘇日）戰爭的人，不管他們的客觀情緒如何。」據此做出決議：「必須把他們遣返中國，不與他們進行任何談判。」

圖：1929年中東路事件，蘇軍展示繳獲的東北軍戰旗

同一時期，南京國民政府也在積極與蘇聯進行接觸。基本訴求，是恢復兩國正常外交關係，並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蘇方對南京的用意洞若觀火：

「我們認為，南京做出這一決定，基本上是因為擔心我們與滿洲國接近。恢復外交關係，而且還要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途徑，目的在於制止我們與滿洲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關係。」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後，蘇聯念茲在茲，想要與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對象，乃是日本，而非中國。

不過，在斯大林看來，與南京的談判，恰好可以作為向日本施壓的籌碼。故而，他指示莫洛托夫：

「如果日本人確實想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那麼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想以此破壞我們與中國人就簽約舉行的談判。看來，日本人很相信（中蘇）會簽約。因此，我們不應中斷與中國人的談判，而是相反，要繼續並且拖延談判，目的是以我們可能與中國人接近的前景嚇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們急於與蘇聯簽訂條約。」

為了刺激日本人，斯大林還授計：「不妨在報紙上刊登關於王（南京政府代表王曾思）求見科茲洛夫斯基並已得到同意的簡短消息。」斯大林告誡蘇方談判代表，雖然根本不可能與南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仍要注意談判技巧：

「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到日本懷抱。……如果日本靠了我們對待中國人的過分克制和失禮，把南京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那麼日本對蘇聯的進攻將會加快並有恃無恐。所以，對待南京，……不應使他們對（中蘇）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鑒於此，應該儘可能給王禮遇。」

斯大林最終未能如願壓迫日本人與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不過，其「軟弱退讓」，刺激了日本在東北一再增兵，並公然製造出了偽「滿洲國」。

蘇聯對偽「滿洲國」的縱容（允許偽滿在其境內設立領事館），更刺激了日本憤而退出國聯（國聯以44票贊成、1票棄權、1票反對的壓倒性優勢，否決了偽滿的合法性）。戰後，日本政府檢討其外交失敗的起點，即是：不該讓「九一八事變」發展到「滿洲國獨立」的程度，更不該因為「滿洲國」問題而退出國聯。退出國聯，意味著日本自絕於歐美，走向了外交孤立。

在這盤大棋中，斯大林所付出的代價，是將東北境內的中東鐵路，廉價賣給了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