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 | 以史經世：史學良知的當代之旅——陳旭麓傳（節選）

原標題：周武 | 以史經世：史學良知的當代之旅——陳旭麓傳（節選）

陳旭麓先生

一個人的學行志業總是與他早歲的經歷、境遇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陳旭麓先生遭逢的是一個「將死」和「方生」交織的大時代。這個時代裹挾了億萬蒼生的命運，也左右和主宰了那一代知識人的追求。

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3月31日，陳旭麓先生[1]誕生於湖南省湘鄉縣一個名叫白源灣的鄉村裡。[2]那是一個風雨如晦的年代，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湘鄉地處「山國」，但仍不免受時局影響。先生祖上多以經商為業，曾祖父一輩家境頗為富庶，但到父親一輩，已家道中落，常常入不敷出。因此，先生年幼時常跟姐姐到田裡拾稻穗，他的母親亦因營養不良而患貧血，因貧血而在先生5歲時早逝。先生的父親雖非經營長才，但經商甚為得法，盈利頗豐。先生7歲時，家中已無溫飽之虞。湘鄉是理學之鄉，重教是當地的一個傳統。大約在1926年，白源灣開辦了小學，先生遂入學發矇，隨習國語、算術、圖畫、音樂、體操諸課程。不久，學校停辦，先生乃轉入舊式蒙館，課本亦由「大狗叫、小狗跳」變為「學而時習之」。後先生又轉學到一所層次較高的私塾，隨私塾先生學《左傳》、《詩經》、古文、唐詩，以及《近思錄》和《昭明文選》等，開始系統地接受傳統經史詩文的熏陶。

1934年秋，先生離開了湘鄉，負笈省城長沙。自清季以來，長沙就已逐漸成為湖南的新學中心，這裡有不少新式學校，傳授新學課程，如數學、英語等。但此前先生一直就讀於私塾，所學與這些新式學校相去甚遠，或許因為這個緣故，先生抵長沙後並未入新式學校，而是進了「孔道國學專科學校」。

陳旭麓先生手稿

長沙孔道國學專科學校，是一所倡導「尊孔讀經」的學校，校長是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師多為前清舉人、秀才，思想比較守舊，但國學確有造詣。學校課程設置凸顯國學教育，雖亦有哲學、小學、地理學、音樂等學門，但哲學課程並不教西洋哲學，而是講授宋明理學；音樂課不教五線譜，授課樂器也不用鋼琴、風琴，而是用古色古香的七弦琴。在這種波瀾不興的靜謐氛圍中，先生在研讀經史子集之餘，曾與十來個同學組織了一個詩社，名叫「一社」，取古書上「天下定於一」之意。每當三月陽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學，登嶽麓山，游天心閣，聘目暢懷，分韻賦詩。這些詩作後曾結集石印，名曰《一社集》。據先生自述，其內容多為舊體詩，也有少量文章，基本上是風花雪月、感時傷世之作。

雖然孔道國專與那個劇烈變動的時代的整體氛圍頗不協調，但對先生而言也並非一無所獲。至少他深厚的舊學根底主要就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他的喜歡填詞賦詩與「一社」的活動也有著顯而易見的聯繫，更何況先生也並沒有完全置身於時代潮流之外。實際上，先生博覽舊籍之餘，也接觸了不少新學論著，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陳獨秀的《獨秀文存》等。這些新學論著在30年代已不是什麼新鮮的書籍了，但對於一直浸潤於經史子集的先生來說還是足以振聾發聵的。孔道國專自以倡導國學為務，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國學在外患迫來的時代興起，本身就寄寓著一種昂揚的民族精神。據先生回憶，當時國專里有位姓趙的老師，是康有為的學生，他每出作文題，不是論歷史上的外患入侵，就是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類命題。先生的作文，時常得到他的稱賞。有一次，他還在先生課堂習作後批了一首七言詩，最後兩句是「心有陰符誰可授，圮橋坐得到天明」，詩中以圮上老人自況，將學生比作張良，已由平日的稱賞變為殷切的期待了。

書架前的陳旭麓先生

在長沙孔道國專的那段歲月，給先生留下了難忘的回憶，特別是那些名山勝水更成了鼓舞他前進的力量之源。後來，他曾在一篇散文中深情地寫道：

衡山、嶽麓、湘江、洞庭，故鄉這些名山勝水，是天下皆知的。我在青年時代，常倘佯於湘江之濱、嶽麓之巔，山上的森森古木，江中的爭流百舸，是多麼熟悉。我原名修祿，嫌太俗氣，十幾歲時到長沙讀書，改名旭麓，名字與嶽麓山也發生了聯繫。可我多次從衡山腳下走過，卻沒有去爬祝融峰，我在洞庭湖不遠的長沙生活了好幾年，也沒有去湖上舟。

後來的幾十年，賓士在外，湘江、嶽麓始終好像親人的身影，縈繞胸際。嶽麓山的雲麓宮一副對聯：西南雲氣來衡岳，日夜濤聲下洞庭，曾成為我夢魂中追蹤衡山、洞庭的嚮導。我也每每從地圖上、遊記里和詩詞中貪婪地領略衡山、洞庭的風姿。

童年，常聽長輩說某某「出湖」了，那是說他有了出息，出了頭。但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叫「出湖」，詞源何來？過了許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洞庭波送一僧來」，八指頭陀出了湖；《洞庭湖》雜誌創刊，湘籍留日學生出了湖，湖南的名山勝水，就是這樣鼓舞著她的兒女前進。

……

人對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懷。儘管年光流逝，乘腿腳尚健，一有機緣當再渡洞庭，品茗君山；還想攀登祝融峰，以償平生未了之願；也很嚮往張家界的千岩萬壑。我愛故鄉的名山大川，更愛那裡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著豐富的生活，還有自己童年的足跡。[3]

這篇情文並茂的文字里，浸透著先生對青年時代的回憶，更寄託著先生對故鄉綿綿無盡的一灣深情。受孔道國專和故鄉名山勝水的陶鑄，又熟見近代三湘志士在湖山之間留下的足跡，先生於苦學之餘，遂有追躡前賢之想。立志「出湖」，也就成了他生命的渴望和坐標。

由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持整理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

抗戰爆發後，聽說武漢有一個抗日工作訓練班招生，先生立即風塵僕僕前去報考，但一到武漢，先生就病倒了，只好拖著病軀返回長沙，治了十多天才能勉強起床，因此而錯過了參加抗日工作訓練班的機會。病癒之後，先生繼續潛修學業。由於孔道國專並未在國家教育部立案，文憑自然亦未得權威部門認可，先生乃棄孔道國專，轉而投考剛剛內遷到長沙的無錫國學專科學校。無錫國專由著名教育家唐文治主持，在教育界有不低的聲譽，前往報考者有50餘人，先生考分名列前四，並受到唐校長的特別約見。考取無錫國專，對早已熟讀經史的先生而言，不過是對歷年所學的一次檢閱，實際上，無論是孔道國專還是無錫國專，都已無法滿足先生的求知慾望，他渴望深造，更期待挑戰。

也就在這個時候，由於戰局的逆轉，大夏大學為時局所困決議遷校，與復旦大學聯合辦學，分設聯合大學於廬山及貴陽。[4]不久，東南局勢阽危，廬山恐將不保，乃再間關跋涉，輾轉遷於崇山峻岭之貴陽。從廬山到貴陽，途徑長沙，先生由湘鄉同學引見，得識大夏大學秘書長王毓祥。在王毓祥的支持和幫助下，1938年，先生離開無錫國專，前往貴陽，入大夏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就讀，一年後因故轉入歷史社會學系。[5]這一選擇，影響了先生後來一生的命運。

大夏大學立校的歷史不長，內遷之時僅十餘年時間，但由於創校諸老和王伯群校長治校有方，精英雲集，在上海時就已聲譽鵲起，並躋身上海八大名校之列。先生選擇大夏作為自己的進學之所，並非就地取材，而是基於大夏本身清新形象和不俗業績。由於先生此前一直就學於私塾和國專，從未進過新式學校，初入大夏不免新奇和陌生，但他敏捷的才思和厚實的舊學根底，很快就使他從同學中脫穎而出，1942年10月在貴陽文通書局出版了第一本書《初中本國史》，次年又在一家文史期刊上發表了洋洋三萬餘字的畢業論文《司馬遷的歷史觀》，並貴陽等地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隨筆和時論，成為公認的大夏高材生。先生文字中所展露出眾的才思，頗得大夏文史前輩的嘉許和賞識，時任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謝六逸先生更對他另眼相看，不僅經常為他排憂解難，還特地安排先生到他主持的文通書局編輯所兼任編輯幹事。

先生在大夏的讀書生涯，首尾五年。五年中，先生不僅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學業，而且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開始對「進步書籍」－－諸如《論持久戰》、《資本論》等著作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甚至在與同學交談或論辯的時候，也頻繁地借用這些著作中的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觀點，開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對立統一」，閉口就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先生還因此而得了一個綽號－－牛克斯。先生本不是好辯之人，但目睹山河破碎，國事日非，不免憂心忡忡，並由憂心而生憤激。1941年春，國民黨特務竟然在大夏大學校門口製造慘案，開槍打死一無辜女生，先生目擊慘案，悲憤難抑，立即寫了一篇義正詞嚴的評論文章，貼在壁報上。學校當局如臨大敵，命訓導處職員揭下，直送國民黨貴州黨部，並揚言要嚴懲作者。後經謝六逸先生斡旋，先生才得以免遭不測之禍。

陳獨秀墓前的陳旭麓先生

大學時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多夢的季節。在這個多夢的季節里，先生曾將自己的抱負寫在對未來的規劃之中，那就是要創辦一所中學，或者一家出版社，先生後來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回憶說，他那時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文教界打下一片江山。先生所作《黔靈山寺中戲著袈裟攝影》一詩頗能反映他此時的抱負和理想：

會首前程笑拈花，儒冠今欲換袈裟。

眼中一滴英雄淚，要渡蒼生百萬家。[6]

「出湖」，並不僅僅是走出湖南，「要渡蒼生百萬家」，才是先生立志「出湖」的本意。帶著這個豪邁的志向，1943年2月大學畢業後，先生應聘出任貴州修文縣立中學校長，可是，在那荒僻之區，先生非但無法一展懷抱，反而因拒絕在校內討論蔣介石《中國之命運》而被有關當局視作「共黨嫌疑」。僅一個學期，先生就無奈地辭職了。

早歲哪知世事艱，先生一踏入社會就切身感受到這句詩的深刻含義。1943年夏，先生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並受聘於湘鄉私立起陸中學。先生選擇回鄉任教，主要是基於盡孝，可以就近照料病中的父親。但是先生的孝心並沒有挽救父親的生命，這年冬天，父親還是去世了。1944年春夏之交，日軍攻佔長沙，進逼衡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湘鄉地處長沙、衡陽之間，自是一派兵荒馬亂。先生攜家人，一路逃難，經邵陽，且住武岡山門。到1945年3月，湘鄉一帶戰事稍平，先生乃送家人返鄉，自己隻身一人，出湘西，順烏江，入四川，在抗日烽火中顛沛輾轉，尋找安身立命之所。

從大學畢業到離湘入川，三年中，先生在個人的事業方面幾無尺寸之進，似乎離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但漂泊的生活也使先生對社會的現狀和民間的困苦有了更切近的了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先生在入川途中，口占《烏江船上》一詩，就強烈地發抒了這種感受：

雜花猶繞樹，江上已春殘。

水急千尋石，雲深兩岸山。

居民無完服，破屋每三間。

休道風光好，西南物力艱。[7]

1945年5月，先生抵達重慶後，借住在一個同鄉的商店裡，後經兩個大夏同學介紹，到贛江中學任歷史課教員兼訓育主任。

贛江中學系旅渝江西同鄉會所辦的中學，設在離重慶市區60里的冷水場的一個廟裡，有300多學生。當時，形勢動蕩，校紀蕭然，高年級學生中不少是袍哥的成員，常常無端滋事，酗酒鬥毆。先生既兼任訓育主任，自然對校紀校規負有責任，因此先生到任後，即著手整頓校紀校風，嚴厲訓斥那些無惡不作的學生。但被訓斥的學生卻不買賬，懷恨在心，公然在校內貼出大標語：「打倒陳旭麓」。校方對此置若罔聞，先生一怒之下，辭去教職，返回重慶。

辭去贛江中學的教職，先生再次失業。就在先生為生計奔波之際，先生得知當年曾經薦舉過自己的王毓祥先生正在重慶辦理大夏大學的「複員」手續。王毓祥先生此時已是大夏大學的副校長，先生立即給他寫了一封信，並附寄了一首詩，語多問候，實系自薦。王先生本來就十分欣賞先生的才華，接到來信後，便急召先生，委以校長室秘書之職，協助辦理大夏大學返滬事宜，參與編纂《大夏周報》。

陳旭麓文集

40年代的重慶，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各種政治勢力在這裡較量，各種政治思潮在這裡激蕩，各種政治活動在這裡展開。在這種氛圍中，先生的思想日趨激越。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即「舊政協」）在重慶召開。重慶各界為促成會議成功，每天晚上在滄白堂集會，邀請政協會議代表報告會議進展情況。先生常前往聆聽，其中王若飛、郭沫若等人的演講，以及國民黨特務的現場搗亂，均給先生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日後回憶說：「王若飛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現在我的腦子裡，而特務們的怪叫和飛石，更增加了我對國民黨的卑視和憤慨。[8]」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萬餘人在校場口隆重集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取得成功，國民黨當局卻派遣特務、黨棍，衝擊會場，搶佔主席台，毆傷大會主持人和演講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復亮、馬寅初、章乃器等60餘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校場口血案。先生恰好在場，目睹當局的暴行，義憤填膺，連夜疾草《目擊者》一文，刊諸重慶《民主報》，發抒了一個血性青年的愛憎和憤鳴。事後，先生擬以此為題材撰寫一本專書，並擬定了書名和提綱：書名為「勝利了以後」，提綱共分十章：（一）勝利的鞭炮；（二）所謂「受降」；（三）毛澤東到了重慶；（四）雙十協定；（五）內戰！內戰！內戰！（六）赫爾利走了；（七）學府的血；（八）政治協商會議；（九）滄白堂與校場口；（十）歷史往哪裡走。這本書後來雖沒有寫成，但從先生擬定的書名和提綱可以看出，先生的個人立場與思想傾向已開始趨向激越了，以致於連他在贛江中學的同事都以為他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9]。

先生在重慶前後不足一年半，但對先生而言，這是一段艱難而又異常關鍵的年月。說它「異常關鍵」，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先生此後的人生走向。因此，先生始終對這段時光懷著複雜的情感，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住在重慶一年多，街道的坡度和灰塵，宿舍里的耗子，酷暑的夏季，雖然是勝利的司令台，人們終究不易懷著濃厚的好感；可是一旦要離開了，總有些莫名的悵惘和眷戀；何況在艱難的歲月里，有許多天真的面龐和純潔的友誼，給你打發了多少寂寞的日子！『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在離別的須臾，怎不叫人神往！[10]」

陳旭麓（右）與黎澍

1946年9月，先生隨大夏大學全體複員教職員一起乘華泰公司的輪船順江東下，沿途開開停停，直到10月24日才駛抵南京。26日清晨，改乘火車抵滬。一個多月的旅程，先生寫下了許多詩句，後來又以《江上秋風》為題，詳細地記錄了沿途的見聞和感受，有「細剝核桃數浪花」的悠閑時分，更有「和平安得戢兵氛」的沉痛嘆喂！茲錄其中兩首七言詩：

船泊奉節

茫茫湖山道路賒，眼穿望不到京華。

東風吹皺一江水，秋雨羈留八月槎。

心伴馬頭雲出峽，人同雁影渚為家。

看書睡起渾無事，細剝核桃數浪花。

船自三峽下泊武漢重遊黃鶴樓

衣冠幾輩濁難分，樓閣依然滿夕曛。

胸底險翻三峽浪，眼前幻接十年雲。

江山合有詩人藻，竹帛空談革命勛。

中原血淚民力盡，和平安得戢兵氛。[11]

從重慶到上海，對大夏而言，是複員；對先生而言，則是初來乍到。到上海後的最初一段時間，先生的身份仍是校長室的秘書，具體負責聯繫畢業同學，起草各種普通文書，[12]看起來很平凡，但復校之初百廢待舉，頭緒紛繁，校長室肩負溝通上下、聯絡內外之責，工作並不輕鬆，單補發文憑一項就夠頭疼了，[13]更何況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事上的纏繞！當時大夏校長是歐元懷，副校長為王毓祥，歐王間有矛盾，先生處境比較微妙。[14]大概從1947年初，先生被聘為講師，不久擢升副教授，講授「中國通史」、「社會發展史」等課程。1949年2月起兼任聖約翰大學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秋季開學，先生同時在大夏大學和聖約翰大學講授「社會發展史」，但身份不同，在大夏是副教授，在聖約翰則是教授。而在時人心目中，聖約翰是上海頂尖的名校，大夏遜其遠矣，在彼為教授而在此僅為副教授，於理不通，這可能是由於歐、王之間的矛盾所致。儘管如此，上海畢竟為先生提供了一個可以揮灑才智的廣闊空間。

注釋從略

本文節選自《史魂——上海十大歷史學家·陳旭麓傳》，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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