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羅賓遜丨德里達與尼采
原標題：戴維·羅賓遜丨德里達與尼采
轉自：藝術哲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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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達與尼采
戴維·羅賓遜丨文 程煉丨譯
節選自《尼采與後現代主義》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結構主義對於有組織的符號如何產生穩定的意義的說法，遭到一些哲學家的挑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雅克·德里達（Jacque Derrida,1930-2004）。他從索緒爾的見解中搜尋出它們的破壞性結論。如果符號是「任意的」，那麼它們的意義就不可能是固定的，因此在本質上也就總是不穩定的。德里達是一個顛覆性的反哲學家，他對其他哲學家的「解構性」的閱讀揭示了語義的不穩定。德里達並不與哲學家發生任何爭論，而是重新閱讀他們的文本，揭露他們的變化無常的語言永遠不可能擁有一套固定的意義。
解構表明，任何一堆語言學符號總是能產生不同種類的意義，這些意義中有許多完全是使用者本人都沒有意想到的。所有作者，即使是最細心的和最「客觀的」，都是構成他們的思想的符號系統的無意識囚徒，他們不可避免地在他們的作品中留下這種痕迹。對任何文本的創造性再閱讀都將揭示出，在任何二元系統中，某些思想何以「優先」於另外一些思想。如果說差異產生意義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某些差異「優先」於另外一些差異，後者的意義就被「延異」。意義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因此交換時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偏滑」（slip）。當作者與讀者、說者和聽眾之間發生交流時，穩定的意義「出現」（presence）就完全不可能了。因此，不管一個哲學家可能提出的任何關於語言之外或超越語言的永久真理的主張，德里達都對其進行了反對和顛覆。
德里達的結論是，正如尼采指出的那樣，語言總是「比喻性的」。這具有幾個嚴肅的含義。一個是，哲學家不可能「超越」語言，達到某種在他們自己的直接局部歷史和文化之外的客觀「真理」。一個文本永遠不會只有單獨一個意義。語言永遠既不可能洞穿「真理」或「知識」之類概念的內在意義，也不可能確定其「本質」。那種認為能夠洞穿真理或知識的內在含義、並確定其本質的看法，人們常常稱之為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更為極端的是，德里達的結論意味著，人類關於「同一性」的根本信念——A能並總將是A——再無保證。像尼采一樣，德里達大力鼓吹變化和轉換，他批判語言能夠阻止變化和固定思想的想法，他把這種想法叫做「理性中心論」（logocentricity）。相信語言能夠產生穩定的和「完整的」確定性的想法，不僅是危險的，而且也是誤入歧途的。要讓語言做這些事情，只能通過壓制其他解讀方式，排除任何屬於「他者」的東西。實際上，這總是意味著霸權主義的建立，霸權主義將所有那些其價值和信念不符合自己的這種有限、偶然的世界觀的人邊緣化。像德里達這樣的後現代主義者讚美差異，讚美多樣性，讚美邊緣事物，讚美那些在一個多元和寬容的民主社會中發展繁榮起來的東西。
在一篇名為「刺」（ Spurs）的文章中，德里達當然不得不堅持認為「根本不存在尼採的真理或尼采文本的真理這類東西」。不過，德里達對語言意義穩定性的深深懷疑，可以看作是尼采文章「論超道德意義上的真與假」的進一步發展。在尼采看來，語言是一個能夠將「真理」和「知識」之類的有用但虛幻的概念加以凝結的媒介，因為人這種社會存在物需要它們。這些概念是對是錯，無關緊要。這些概念是有價值的虛構，因為它們使得社會能夠持續進化。只有哲學家才愚蠢到認為，語言能夠讓我們進入這些概念的形而上學形體。
德里達的懷疑論立場比尼采還激烈，但他的政治觀點卻沒有尼采那麼等級森嚴。在講求實用的尼采看來不可避免、受人歡迎的必然性的東西，在德里達看來則是很有爭議的。如果意義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那麼所有的信念系統就必然會被當作是「本質主義的」而受到挑戰。倫理和政治學說總是建立在某些關於人性的本質主義神話之上。但語言不能夠建立本質主義「真理」，所以，倫理價值和政治學說幾乎總是獨裁製度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建構。
德里達的哲學總是聽起來非常超現實，有時甚至讓人感到不安，特別是當他宣稱對我們語言使用者來說根本沒有「外部」可言的時候。語言和現實是一回事；我們不可能逃脫文本性和自由漂浮的能指（signifiers）。或許解構的最大弱點是，它永遠只能是否定性的、寄生的行為。它產生的只是批判性的解讀，而不可能是新的非本質主義的、非形而上學的倫理和政治哲學，以取代那些被它搞得破了產的哲學。這就意味著，我們並不清楚德里達如何能夠捍衛他顯然仍然重視的人權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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