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愛國者勒貝多：紐約主流文化中的異見者

原標題：美國愛國者勒貝多：紐約主流文化中的異見者

　　我對紐約依然一無所知，我是置身在此地的瘋子中間，還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中間。紐約令人感動得潸然淚下，憤怒得烈焰升騰。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紐約的雨》

《為奶和蜜而獻的血》，斯科特·勒貝多作於2018年，史泰登島Da Noi餐館內。

紐約仲夏的傍晚，我斜跨在「達諾義」（Da Noi）餐館的吧凳上等人。在很多有些戲謔的報道里，我都讀到，那個叫斯科特·勒貝多（Scott LaBaido）的美國民間畫家，是很有點特別的：「哥們就一直男，抽萬寶路、喝馬蒂尼、愛女人們。我就畫星條旗，礙著誰了？那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作品，哥們我心裡的蒙娜麗莎」。

勒貝多是第四代義大利裔美國人，這家意式家庭餐館是他的據點，牆上掛著他的兩幅畫作，明碼標價。其中一幅4500刀，美國國旗圖案被六列新聞照片連綴起來，從獨立戰爭、內戰到一戰、二戰直至朝鮮戰爭和越戰，題目比較抒情，《為奶和蜜而獻的血》。幾乎相同的畫面、材質和手法，不能不讓我想起賈斯培·瓊斯（Jasper Johns）1945年畫的《旗幟》，在現代藝術博物館攢動的人頭之後，不露聲色的，是藝術家酷酷的炫技之作；相比之下，勒貝多是有傾訴欲和情緒的。這個53歲的男人，駕著雪佛蘭越野車，美國五十個州跑過畫過好幾遍。一幅巨無霸留在得克薩斯，2010年的7月4日，在休斯敦霍比機場旁的一家緊固件公司的屋頂，勒貝多獻上了1.5萬平方英尺的「昔日輝煌（old glory，美國人對國旗的昵稱）」 ，兩個足球場那麼大的國慶獻禮讓休斯敦熱情滿懷。

2018年7月16日本文作者與斯科特·勒貝多（左）留影。這輛越野車周身都被勒貝多塗上了星條旗，後窗上寫有他的官網主頁和「愛國藝術家斯科特·勒貝多」字樣，車頂裝置有他環遊美國五十個州時收集的獸角和頭骨等，後輪上部有他標誌性的簽名。

美國很多地方一如得克薩斯，國旗都是愛國主義和文化認同的象徵，總歸是高尚的，至少是安全的。但在紐約，情形微妙了起來。勒貝多畫星條旗二十多年來，光島上就有幾百件幅牆畫，他也因此小獲聲名，是「最知名的島民」；但也備受爭議，甚至十多次被拘捕，但讓他最惱火的還是至今進不了紐約的正規畫廊。

走進來的勒貝多，確實比較荷爾蒙，結實健碩，遠遠地伸出手來狠握了兩下，但不是媒體里一慣見到的怒髮衝冠的樣子，並且拒絕了我為他點馬蒂尼酒，「今天哥不在狀態，我不喜歡自己這樣忒乾淨地和人閑扯。還有，我的狗走了，花了3萬還是永別了。」這個母親和女友都是自由黨人的共和黨支持者，這個沒有孩子把小狗當孩子的紐約人，莫不是有點寂寥了？

一條藍色的裂痕 / The Thin Blue Line

握手的時候，我一眼瞥見他右掌心裡用碳水筆寫著：22。「美國每天平均有22位老兵自殺。每天早晨我都寫一次，提醒自己有多幸運，而這個數字又是多麼可悲和可怕。我太理解這種壓力了，這個國家和它的媒體熱衷報道悲劇，卻不屑於給我們時代的真英雄們三個字。」不難理解，為什麼退伍老兵、現役警察和消防隊員會是勒貝多的數百萬捐款的主要受益人，也是他畫國旗最多致敬的對象。但如此明確的表態在紐約會有向權力獻媚的嫌疑，會因為與《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主流文化中類似反戰、同情弱者等「政治正確」的觀念相左而招致批評。

《細藍線》，斯科特·勒貝多作於2016年，位於史泰登島奧提斯大道257-317號外牆。

2016年7月5日至6日，美國路易斯安納州和明尼蘇達州接連發生兩起白人警察槍殺黑人男子的案件。7日全國性的示威遊行爆發，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也在晚間舉行了近千人的抗議活動，當時有100名警察維持治安。在示威進行中退伍軍人黑人邁卡·約翰遜（Micah X. Johnson）向白人警察開槍，造成5名警官死亡，後被遙控炸彈機器人炸死。

勒貝多可以想見的旗幟鮮明，反應迅捷而直觀。2016年7月10日他在史泰登島鬧市中心，繪製了一幅巨大的《細藍線（the thin blue line）》，倒置的旗幟上旋轉的線條代表著連綿不絕的淚水。中間深藍色的「細藍線」相當醒目——「細藍線」原是執法用語，象徵性地表明執法是在秩序與失范之間、犯罪與受害之間的壁壘；後來常被警察用來自指或者表達對警察的支持，成為警察和消防隊員的視覺代號。23日勒貝多在去50個州環遊的路上發布臉書，徵集在達拉斯可用於作畫的牆面並得到積極回應，30日就完成了一幅更大的作品，8月1日晚當地警察開著警車列隊，在藍色國旗的牆畫前點燃了蠟燭——「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

「警察的命也是命」是「細藍線」的旗語，是用2014年被一名黑人慣犯槍殺的兩名無辜紐約警察的命（其中一位是華裔警官李文健）換來的，套用了2013年發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口號。但是在紐約，這樣公開的表達是要擔風險的，因而勒貝多的牆畫甚至有些悲壯的意味。難道不是所有的命都是命嗎？一項抗議美國司法中的種族歧視和執法過度的運動，演化成這樣的對立，讓人怎不唏噓？

達拉斯事件是本世紀美國發生的針對執法人員死傷最大的單一案件。集會人群中有二三十人公開攜帶了步槍和手槍，案犯槍響之後，敵我難辨，警方動用機器人殺死嫌犯，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德州當年早些時候公開持槍剛剛合法化，合法持槍的州升至45個；年中即遭遇慘案，「公民的持槍權利」成為民權民主的弔詭辯題。翻閱當年的報紙，可在11日的《紐約時報》上找到時任總統奧巴馬的悼詞，「瘋狂的暴力和種族的仇恨」暴露了「美國民主的斷層線」，但「我們並沒有所見的如此撕裂」（新聞標題）。這說法太修辭了，既然裂痕已然看得見，又如何佯裝親密無間呢？鮑勃·迪倫（Bob Dylan）唱了五十多年：「答案在風中飄搖，答案在風中飄搖。多少人死後人們才能知道，無數的性命已拋？」

不要踩著我 / Don"t treat on me

車停在紐約布魯克林高架線下的巨大陰影里，街對面，塔吊和砂礫堆生硬地袒露在盛夏的烈日里。前面是紐約孟加拉國穆斯林清真寺，門外聚著一群套著素色袍子的男女在敘談，數名哈西迪猶太教徒穿著棉袍戴著厚圓毛帽低頭急行。我略略有些時空恍惚，好在幾個塞著耳機繃緊著細腿褲的白人青年，盯著手機像越過路障一般越過了我；而讓我確知是在當下的紐約和紐約的當下的，卻是面前的牆畫《不要踩著我（Don"t treat on me）》。

《不要踩著我》，斯科特·勒貝多約在2010年首繪，2012年修復，2016年後再遭塗鴉。位於布魯克林區麥克唐納德大道677號亞麻倉庫外牆。

真蒂萊（Gentile）先生有一處亞麻倉庫，也許是覺得這個街區太過老舊沉悶了，他請勒貝多在外牆上畫了星條旗，差不多12米長7米高。2012年5月14日凌晨1點，監控顯示一名穿著套頭衫的年輕人在國旗上噴上了黑字：「愛國主義讓我生病（Patriotism Makes Me Sick）」，漢語真還想不出這種說法（估計連這樣的念頭也從未閃現過），硬要解釋，倒是可以套用一句網路流行語：「一看到愛國主義，我整個人都不好了。」《布魯克林日報》23日發了配圖新聞，下面的跟帖紛雜，大致兩派：反對派說「這該不是佔領華爾街的那幫傢伙派出的游擊隊吧？他們太熱衷反對國家了。那些"白左"怎麼就那麼討厭祖國非要搞什麼全球化呢？」支持者也義正言辭：「這個塗鴉幹得好！他"破壞"什麼了？我的國滿世界地轟炸婦孺，屠殺平民，屁民還在允許政府通過國防授權法案這樣的荒唐大單，這就"愛國主義"了？」

在紐約，「愛國主義」的確是個有爭議的詞語。比如紐約是美國眾多的「避難所（Sanctuary）」之一，所謂避難所，是指這些州、縣、市制定了本轄區的法律或法規，阻止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針對嫌疑人員的任何執法。認為「非法移民是個非人道的概念」、「國境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移民是人身自由的天賦人權」的紐約客，在這個觀念激蕩的大都市裡不乏其人。既然地理的國界線是荒謬的，那麼思想中的愛國主義自然就是愚昧了。

然而，也有紐約百姓比如倉庫老闆，他的愛國幾乎是本能的；也有勒貝多這樣覺得愛國是責任和義務的「鬥士」。污損他的國旗激怒了他，2周以後，勒貝多在牆畫的左上角添上「不要踩著我」，在右上角加上了進攻中露出毒牙的巨型響尾蛇。這兩筆頗有來處：「不要踩著我」曾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格言，它壓在一條盤曲著準備襲擊的響尾蛇身下，印在正黃色的旗幟上，那是以加茲登（Gadsden）將軍的名字命名的美國最早的軍旗。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響尾蛇還是沒有起到震懾作用，它的身下又被人塗上了黑字，從所寫的「卡佩尼克（Kaepernick）」推斷，應該出現在2016年後。卡佩尼克是現年31歲的橄欖球運動員。他在2016賽季的第三場季前賽前演奏國歌《星條旗》時，被發現沒有站立致敬；第四場他改為跪下而不是像之前那樣坐著：「我不會起立向一面壓迫黑人和有色人種的旗幟敬禮。」需要說明的是，卡佩尼克本人的生母是白人，生父是黑人，他從小被一對白人夫婦領養長大，卡佩尼克就是養父的姓氏。對卡佩尼克發起的「國歌抗議活動」，評價高度分化：2018年大赦國際組織授予他「良心大使獎」 ，更多的橄欖球星開始效仿他，號衫熱銷；而同時，看到效仿者跪下和舉起拳頭，有觀眾離開賽場，電視直播的收視率下滑，包括勒貝多倡議的針對國家橄欖球聯盟的抵制活動激增。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在各種講法、說辭、組織和運動的人間風暴里，連不少美國人都驚覺，對這面旗幟公開的明確的憎恨開始流行了；而宣洩著同樣熾烈的愛與恨的，也都是美國人民。

第四十五任美國總統（POTUS 45）

在歐美國家，教育水平較高、生活在大城市的優渥青年多少都有些理想主義，比較容易認同全球主義乃至嚮往社會主義；而文化精英及其主導的主流媒體又樂於將其立場過度投射，以致輿論虛幻高蹈；而對很多老百姓而言，自家的柴米油鹽和自己國家的事情才更關痛癢。紐約作為美國的教育文化之都，理所當然是藍色（代表民主黨）的大本營，有趣的是，史泰登島卻是一塊紅色（代表共和黨）飛地，滿大街的星條旗就是紐約別處看不到的景緻。

《第四十五任美國總統》，位於史泰登島哈里斯大道665號。斯科特·勒貝多（右）在2018年8月6日該藝術裝置揭幕時與本文作者留影。

8月里，因為勒貝多，我接受了一次美國人民的「再教育」。6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勒貝多的電郵，「快來，6點半我要搞個藝術裝置，你一定會更感興趣的！」等我趕到這個以白人工人階層為主的街區時，一個差不多7米高的特朗普畫像已經被豎起來了，他環抱雙臂，T恤上寫著「第四十五任美國總統」，勒貝多標誌性的國旗圖案赫然勾勒出「2020」字樣。「這就是哥的意思，他必須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勒貝多的這種做派很多人看不慣，里士滿歷史古鎮博物館的哈里館員就當面對我說：「他的政治表達走得太遠了，畫也算不上藝術，走過路過心不跳。」不過，這邊的鄰居似乎心跳了，都趕來幫忙，兩位光著膀子赤著腳從泳池邊跑過來，「我覺得還應該再大些，太酷了。」「他是啥黨我不管，反正他的推特我都看得懂，不像那些傢伙盡玩虛活兒。」一問，一個是開垃圾車的清潔工，一個是修下水道的。

一名中年白人戴著海軍帽從對街走過來，「失業率是不是降低了嘛？我才不管他們要造多少種廁所呢？我只管我要付多少種賬單！我就是願意"讓美國更強大"。」他指著特朗普腳下小丑式的人像，「這丫腦子被打壞了吧？」出演拳擊題材的《憤怒的公牛》獲得過奧斯卡獎的唐納德·德尼羅（Robert De Niro），在6月美國戲劇界托尼獎頒獎典禮上，高舉雙拳，「現在不是要打倒特朗普，而是要操他媽的。」後半句的粗口被他重複兩遍，不少同行起立歡呼。老實說，在看電視新聞時我是有難以名狀的尷尬的。

勒貝多和德尼羅以及我遇到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和踐行者。一眾德尼羅式的美國精英和主流媒體把特朗普說成是美國所有不幸的罪魁禍首，我一直就頗為懷疑；我更願意相信本然的事實可能就是，美國種種的衰敗以及非理性的爭鬥，促成了特朗普當選總統的可能性。與其說是勒貝多們選了特朗普，不如說是特朗普加入了他們；你再去問問紐約的白領和公務員，有多少人投票給了特朗普卻說是投了希拉里，就會明白這座城裡有多少同樣確鑿的虛偽與需求、主張與猥瑣、激情與撕裂。

最近正巧讀到同校政治系劉擎教授的新作，請允許我抄錄在這裡：「有人想消除身份政治來建構公民政治的共識，有人想避開民族主義來重申世界主義，這些思路用心良苦，但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可能事與願違，不是化解分歧而是加深了裂痕」。

斯科特·勒貝多作於2008年（約），位於史泰登島格里夫斯巷道145號鐵路沿線。

你看星條旗是不是還在飄揚？ O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修車對阿方斯·達利亞（Alphonse D" Elia）而言，愛好多於生意。這個第三代義大利裔美國人，高中一放學就跑到修車行兼加油站做幫工，等老闆退休，他索性把鋪子盤了下來，一晃他已經六十多歲了。十年前，他叫勒貝多在車行的後牆上畫上了國旗，那是這個信譽極佳的車行僅有的固定牆面，因為靠著鐵軌，來修車和加油的人其實完全看不見它，「管他呢，我就是喜歡。」他的弟弟湯姆在不遠處看管著一家洗車鋪，8月里，阿方斯又給勒貝多打電話，「來，再給畫一個。都畫上，多少錢我無所謂。」我去一看，哇，因為裝有自動噴淋洗刷系統，那面牆足有五十米長，酬金相當於中學老師一個月的薪水！「管他呢，我就是喜歡。」勒貝多在牆上畫好虛線，夏雨斷續，等到天晴，他站在扶梯上刷子滾筒輪番上，幹了兩三天，湯姆時不時跑出來：「你想喝個啥？」

2018年8月9日，斯科特·勒貝多（中）在史泰登島阿姆斯特朗大道522號阿姆斯特朗洗車行創作牆畫中，左為洗車行經理托馬斯·達利亞（Thomas D" Elia），右為本文作者。

阿方斯熱情直爽，邀我到辦公室喝杯咖啡，「不是冒犯你哈，咱美國人的加油站都有這標配」，我一看，牆上兩大件：殼牌石油的大壁鍾和大幅的裸女掛曆，還有他兒子畢業時送給他的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插圖畫《離家而去》，懷舊、熱辣、美國！「你問我為啥畫那些個國旗？我就是喜歡。你喜歡幹啥就幹啥，不喜歡別人也拿你沒轍，這就是美國！那愣頭青就願意畫個旗子，也能活得杠杠的。」始終闖不進紐約主流文化圈的勒貝多，在平民百姓里倒是很有人緣。

史泰登島的東南海岸有一座洛雷托山，一百多年前，德拉古戈爾（John Drumgoogle）神父在那裡創建了紐約最大的孤兒院兼農場，現在仍是史泰登島天主教慈善會的所在地。曠遼的原野中間是當年《教父》的拍攝地聖約阿希姆和聖安妮（Saint Joachim-Saint Ann）教堂，當我轉到後山時，發現了一個標準集裝箱，一眼就認得出上面的星條旗是勒貝多的手跡。後來問到他，說是2012年10月，桑迪颶風掀著5米多高的浪頭肆掠史泰登島，島上遇難者人數超過紐約遇難總人數的一半。慈善會當即募集救援食品和衣物，裝在那個集裝箱里運往受災社區，「我是個藝術家，我得做點兒啥，我給風雨中的人們畫了陽光下的國旗。」 最是柔情催人淚，洛雷托山像泊在拉里坦灣里的古早駁船，教堂的尖頂是它高聳的桅杆，完成了使命的集裝箱披著旌旗，靜卧在荒草叢中，彷彿壓艙石一般。

斯科特·勒貝多2012年繪於集裝箱上，現位於史泰登島洛雷托山天主教慈善會營地。

這些天我總會想，勒貝多為什麼要那麼糾結於進不進得到紐約的畫廊呢？他的星條旗在屋頂，在街道，在風雨里，在陽光下，與街坊鄰居在一起，與生活的故事在一起。畫廊本就不是民間藝術生長出生命的地方，而紐約本身也並不只有一種生命。紐約不只有《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美國也不只有紐約，儘管它們很多時候代表著美國。

只要走進平民百姓，你就會察覺，美國其實有很多人樸素地喜愛著他們的國旗。在阿迪朗達克山區的一家農家樂，收銀台上掛著星條旗，旁邊寫著：「我們的旗幟是自由與解放的標誌」。人身自由與思想解放，作為意志的旗幟，自然是人人都心嚮往之；但它們的具體含義，每個人的理解未必相同，實現它們的路途也可能南轅北轍。在這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年輕國度，人們為之有過論辯與征伐，有過實驗與犧牲，直至當下的很多時候我都會感到，儘管是在相同的旗幟下，美國不同社群之間仍舊有著痛徹的撕裂乃至殘酷的鬥爭，但這也是新大陸奉獻給人類歷史的值得珍視的教訓與經驗；而這樣的實踐仍然道阻且長，一如美國國歌的結尾一再問到的：「在這自由的國度、勇士的故鄉，你看那星條旗是不是還在飄揚？」

作者註：本文圖片拍攝於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9月6日調研期間，。斯蒂芬·加利拉（Stephen Gallira）先生多有幫助，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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