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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死後,為何沒有被清算?

原標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死後,為何沒有被清算?



圖:佛朗哥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短史記


ID:tengxun_l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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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潘沙


1975年11月20日,死神帶走了佛朗哥,32位醫生組成的急救團隊,面對心臟病引發的肺氣腫、胃腸出血與腹膜炎,束手無策。


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1936年的11月20日,法西斯長槍黨創始人、多次被佛朗哥表彰為「壯烈殉國」的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死於槍決。


許多人認為這不是巧合。長槍黨煞費苦心,刻意將佛朗哥的生命勉強維持到這一天,目的是希冀藉助兩位「大人物」忌日重合的神秘力量,保住右翼黨徒的榮華與地位。


無論是否真的存在這層用意,佛朗哥死了,「留在佛朗哥時代」這種願景,似乎已是天方夜譚。


國王接班獨裁者


在獨裁者統治的末期,民主化的閘門已經鬆動。接過大權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已在為開啟新時代躍躍欲試。


西班牙內戰結束後,佛朗哥宣布西班牙是君主國。1948年,他把把10歲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讓他以王子的身份,在自己的國家接受傳統王室應該接受的教育。佛朗哥曾與卡洛斯一世的父親胡安親王會面,討論他的大學教育和軍人訓練。胡安親王希望兒子在國外上大學,然後回西班牙讀軍校。但佛朗哥不同意,鑒於西班牙軍校中大都是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他希望卡洛斯一世先做為同齡人與他們建立同袍之誼,接受了國內的軍事訓練取得軍銜,再去完成大學教育。胡安親王最終選擇讓步。正是佛朗哥的決定,讓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軍隊當中擁有了自己的班底。


也正是因為上述淵源,國王接班獨裁者,令一些民眾對西班牙的民主前景心懷疑慮。

在登基之日的宣誓儀式上,胡安·卡洛斯一世鄭重承諾將為祖國意志與公正秩序而奮鬥。權力的交接風平浪靜,國王的政治選擇也毫無新意,他確認了阿里亞斯·納瓦羅的首相地位。自詡「典型保守派」的納瓦羅,是佛朗哥親自圈定的首相人選,並不受那些要求不民主改革的民眾的歡迎。納瓦羅的同僚評價他,說他是一個沒有政治幻想與深遠想像力的人,未必會成為民主化的障礙,卻也鐵定不是銳意進取之人。


納瓦羅是一個「平庸的舵手」,他完成了權力的平穩過渡,也邁出了開放黨禁的第一步,未立大功,亦無大過。但在後佛朗哥時代,要求變革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各方勢力對「平庸的舵手」,是沒有耐心的。


1976年7月1日,納瓦羅向國王請辭,將舞台留給了阿道夫·蘇亞雷斯。


擺在蘇亞雷斯面前的,是一個亂局。國王之下,保守派首領弗拉加、將軍梅利亞多、紅衣主教塔蘭孔、老長槍黨人希龍、流亡在外的加泰羅尼亞領袖塔拉德亞斯與共產黨人卡里略,都各懷心思蠢蠢欲動,巴斯克分裂勢力也在暗處觀望,伺機攪局。


蘇亞雷斯明白,要告別佛朗哥時代,贏得政壇領袖的支持,遠比獲得民眾的歡呼更為重要。


在國王支持之下,他打破成見,大膽接觸反對派,調解各方訴求,「協商」成為了新政府的關鍵詞。《政治改革法》的順利通過,是對他的努力的最佳褒獎,它意味著民主化程序啟動,多黨競爭的格局勢在必行。


1978年,民主憲法在全民公投里獲得88%的壓倒性優勢。西班牙迎來了曙光。



圖:王子時期的胡安·卡洛斯


佛朗哥並未遠去

1975年底,西班牙就出現了清算佛朗哥體系的呼聲。


鐵腕人物遠去,出現撥亂反正的聲音順理成章,但清算佛朗哥的呼籲並非毫無阻力。不是所有人都擁抱變革,至少,僵而不死的右翼勢力對此不以為然。「懷念佛朗哥時代」,並非小眾思潮。


對多數西班牙人而言,佛朗哥時代充斥著強權與鎮壓,但也意味著秩序與進步。《發展計劃》和《穩定計劃》,讓1960年代的西班牙,迎來了近代史罕見的「黃金時代」。年均7%的經濟增長率、傳統工業復興造就「新經濟帶」、旅遊業令外匯滾滾,國民擺脫了內戰以來拮据生活的陰影。


習慣了王權統治的西班牙人,也沒有太多政黨合作的經驗。喬治·奧威爾那本著名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里,細緻描繪了大敵壓境之下,派系林立的共和派內鬥不止、清洗異己的荒唐往事,人們擔心這一幕會在後佛朗哥時代重演。巴斯克分裂者不時製造恐怖事件,甚至於1973年炸死了首相布蘭科,似乎也在說明,鐵腕統治對西班牙而言仍是不可或缺。


大銀行家、企業家與地主,多是佛朗哥時代的獲益者,他們掌控著經濟資源,唯恐變革會觸及自身利益。在國家命運的十字路口上,自動向右轉的人不在少數,他們不斷提醒民眾,改革一旦節外生枝,內戰時代的恐怖回憶就不會太遠。無論是既得利益的右翼,還是擔憂時代向後退的民眾,都在某種程度上習慣了佛朗哥時代,缺少擁抱新世界的勇氣。


不止如此,佛朗哥死後,他的黨羽依然盤踞在軍隊、警方與國民警衛隊里,超過10萬名長槍黨人仍能合法持槍。這對民主化無疑是巨大的威脅。新國王登基後,召見的第一位政壇人物,就是長槍黨領袖希龍。


短暫出任首相的納瓦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佛朗哥的崇拜。他曾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宣稱:


「只要我還在這裡,或在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就永遠不會放棄自己作為絕對的佛朗哥主義永恆傳人的身份,絕不會有其他立場!」


卸任後,他也曾多次拜謁佛朗哥陵墓,坦言自己很希望能從冥冥之中請回元首的靈魂來主持大局。


納瓦羅只是眾多從舊時代過來的官僚們的縮影。佛朗哥數十年來在西班牙留下的印跡,短時間內是難以抹去的。某次選舉會議上,首相蘇亞雷斯穿過人群,一位老長槍黨人忽然挺胸收腹,肩膀一振,腳跟併攏,「啪」地應聲立正,用老式語言大吼一聲:

「長官,卑職在此聽令!」


這「老派」的一幕,足以說明佛朗哥時代的烙印之深。


保守者可以依靠的核心堡壘是軍隊。國王敦請自由派將軍梅利亞多入閣,各派右翼勢力就自覺地向軍隊保守派靠攏,羅織對梅利亞多不利的材料。政府與軍隊的齟齬顯而易見,雙方明裡暗裡不停角力。蘇亞雷斯將首相辦公室里一人高的佛朗哥肖像撤下,曾引發將軍們的暴怒。民主化改革提上日程後,右翼將軍們維護佛朗哥的立場仍然堅決,海軍上將達維加明確表態:


「我的良心是清澈的,民主改革將在佛朗哥主義的合法框架內進行。」


1978年,佛朗哥逝世3周年之際,民主大局已定,部分躁動的軍人決心鋌而走險。國民警衛隊的特赫羅中校策划了「銀河行動」,準備將蘇亞雷斯首相與內閣成員一網打盡,扶植一個「救國政府」。行動尚未展開,陰謀就敗露了。特赫羅等人被捕,但由500名軍官組織的佛朗哥紀念活動仍照常舉辦。


政變未遂的特赫羅,僅被羈押了7個月,就回到了軍隊任職。這為1981年政變埋下了伏筆。


1981年初,蘇亞雷斯在左右翼和分裂勢力的圍攻下左支右絀,辭去首相之職。多年來,國王與首相如履薄冰,但要在西班牙國內200多個政黨和不計其數的地方勢力組成的政治迷宮裡穿行,絕非易事。


2月23日,在首相權力交接的會議上,特赫羅捲土重來,帶領200名荷槍實彈的憲兵殺入會場,扣押了與會人員。同銀河行動如出一轍,政變沒有經過縝密籌劃,特赫羅聲稱將建立軍政府,但並無詳細計劃,甚至連拖哪位頭面人物下水都不曾考慮。


西班牙政治史上意義重大卻又略帶黑色幽默的一幕出現了。當政變軍官振振有詞疾呼「為了祖國」時,胡安·卡洛斯一世發表電視講話,譴責了政變。特赫羅束手就擒,國王因捍衛民主博得了民意的好感。


國王挽救了民主。但1975年以來右翼的掙扎也表明,佛朗哥尚未遠去,而是住在許多西班牙人心裡。


圖:蘇亞雷斯,


1976年被胡安·卡洛斯一世任命為首相


為了未來,迴避清算過去


喊出「為了祖國」的人,絕不止特赫羅。這個冠冕堂皇的說辭,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曾風靡,對於經歷過內戰的西班牙人來說,可謂再熟悉不過。單看海報與標語,其實很難分清西班牙內戰里的國民軍與共和派。他們的話術風格與宣傳技巧驚人相似,都擅長假祖國之名行屠戮之事。


內戰勝負底定後,佛朗哥設立了勝利節、暴動節、首領節、陣亡者節,動員數萬政治犯修建了烈士谷,包括一座高達150米的十字架。對昔日的敵人,佛朗哥痛下殺手。短短几年裡,至少有60萬人流亡海外,其中不乏知名的科學家和文藝精英。來不及出逃的人,只能接受厄運,數萬退伍士兵被以戰爭罪判刑,20萬西班牙人死於公開行刑或監獄裡的食品藥品短缺,被秘密處決的人數至今難以統計。罹難者大多隨意掩埋在田野溝渠之中,數十年里無人問津。佛朗哥禁止民眾在公開場合對共和派死難者寄託哀思,失敗者的內戰往事,成了一片長期的記憶禁地。


民主化之初,國王與首相急於頒布大赦令,希望將自由還給尚在人世的政治犯。至於那些沉痛的歷史記憶,政壇上下默契地選擇了擱置不議。改革千頭萬緒,國家前途未卜,歷史記憶的記錄、平反與研究,遠非當務之急。執著於此類事務,只會刺激咄咄逼人的佛朗哥餘黨。


於是,1977年的《大赦法》,為這段歷史記憶,暫時貼上了封條。


根據法令,1976年12月15日之前犯下的政治運動、叛亂、煽動之罪,被全面赦免。這意味著,佛朗哥時代的罪行被一筆勾銷,沒有真相調查,沒有司法審判,更沒有對受害者的補償。


首相蘇亞雷斯如此理解這一政策:問題不是從哪裡來,而是向何處去。

為了改革的推進,為了不勾起人們對內戰時代的恐懼,西班牙政壇選擇了緘默不語,用時間和遺忘沖淡罪惡,「一切為了祖國」。


淡化佛朗哥時代,是遺忘的必由之路。民眾只歌頌民主,不再檢討獨裁——雙手沾滿鮮血的秘密警察,密封了舊日檔案;犯下平庸之惡的公職人員,仍然各司其職;賣力鼓吹佛朗哥的記者,掉轉筆頭頌揚新生。對佛朗哥本人,輿論沒有出現大規模批判,而是選擇刻意迴避。人們在公開場合緘口不提與獨裁者有關的話題,他的照片和雕塑,也逐漸消失在大街小巷。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首都馬德里曾有多達360條大小街道,以佛朗哥時代的人物或事件命名,將它們逐一抹去需要時間。直到1995年,印有佛朗哥頭像的貨幣才正式退出流通領域。直到2008年,位於桑坦德的一座佛朗哥雕像被移除,西班牙本土才正式揮別獨裁者。


但在2006年的民意調查里,仍有43.1%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移除佛朗哥時代的紀念碑、雕像與街牌。


獨裁者離世30年之時,塞爾廣播電台的一次隨機採訪里,一位小學生如此表述他對佛朗哥的印象:


「佛朗哥(Franco)是發現法國的人,法國以前的貨幣就叫做法郎(franco)!」



圖:「佛朗哥將軍」銅像,


於桑坦德市政廳廣場,2008年才被撤下


不願被碰觸的歷史記憶

西班牙人的歷史記憶,重登新聞頭條,已是21年後的事情。


起因是一樁指控。1998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他也是1975年唯一現身佛朗哥葬禮的外國政要)放棄權柄,前往英國療傷。西班牙法官加爾松趁他身在歐洲,以謀殺西班牙公民等罪狀起訴昔日獨裁者。


不少有識之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樁案件在邏輯上存在尷尬之處——西班牙對佛朗哥時代的所有罪愆緘默不語,要如何對遠在南美的舊案刨根問底?失憶、除罪、補償、真相、整肅、審判、報復——在轉型正義的光譜里,西班牙選擇了烈度最低的「失憶」,卻要問責搖擺在「補償」與「真相」之間的智利,輿論難免嘩然。


不久之後,受國際輿論的刺激,西班牙沉埋已久的歷史記憶開始發酵。


早在民主化初期,西班牙民間曾萌發過對抗「遺忘」的運動。一些左翼力量號召尋找並重新安葬內戰共和派死難者的遺骸,但1981年的軍隊政變令新生政府搖搖欲墜,全國範圍的遺骨安葬行動被擱置。直至2000年,記者席爾瓦在無名墓地找到了祖父的骸骨,中斷的歷史記憶才再度被激活。


席爾瓦的祖父,被佛朗哥部下槍斃,與12位同胞一道被草草掩埋,他的祖母被迫帶著6個孩子背井離鄉。他設法聯繫上當年屠殺的倖存者,在老人的指點下,驅車趕到祖父罹難之地,挖出了那些幾乎被忘記的骸骨。


這段經歷,被席爾瓦寫成《我的祖父也是失蹤者》一文,喚醒了許多有著同樣遭遇的家庭的記憶。席爾瓦還成立了重現歷史記憶組織(Asociación para la Recuperación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旨在呼籲人們尋回內戰死亡親屬的遺骸與記憶。此舉引發全國熱議,歷史記憶的話題,逐漸佔據西班牙媒體的重要版面。


只是,時任西班牙首相的阿斯納爾,寧願為從俄羅斯搜尋幾具藍色師團(二戰時代為軸心國陣營助戰的西班牙志願軍)陣亡者屍首一擲千金,也不願直面內戰和佛朗哥時代的死難者問題。


直至2004年,工人社會黨的薩帕特羅,在選舉里提出重拾歷史記憶,政壇才算真正打破沉默。2008年,在薩帕特羅任內,《歷史記憶法》終於出爐,西班牙官方首度正式譴責了內戰及佛朗哥時代的政治迫害,規定地方政府有義務協助遇難者親屬尋找屍骸,對倖存者與遇難者家屬予以補償。


但《歷史記憶法》並未贏得舉國讚譽,反而招致相當多的罵聲。反對派嘲諷薩帕特羅借家國大義謀取政治資本,激進的遇難者家屬則指責他放棄了審判佛朗哥黨羽的機會。《世界報》的調查里,高達41.3%的受訪者認為首相在揭開西班牙人不願觸及的傷疤。

由於資金匱乏,拯救歷史記憶的官方工作,也不時處於停滯狀態,被一些評論者譏為「人權外包體系」,諷刺該項目「與其說是一項拯救歷史記憶的事業,不如說是一枚博取民眾好感的棋子」。2012年,拉霍伊政府削減了歷史記憶項目70%的預算。


如今,內戰與佛朗哥時代的無名墓地里,只剩下累累白骨。他們背負的陳年往事,或許註定將徹底腐爛在土壤之中。



圖: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決定,佛朗哥被埋葬在「烈士谷」(Valle de los Caídos)的紀念碑下


參考資料


1、[英]保羅·普雷斯頓著、李永學譯:《民主的勝利:西班牙政治變革的進程》,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2、[英]保羅·普雷斯頓著、李永學譯:《民主國王:胡安·卡洛斯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3、[西德]瓦爾特·豪布里希、卡斯滕·莫澤爾著,林榮遠、張魯迪譯:《佛朗哥的遺產——當代西班牙》,商務印書館,1980年;


4、[英]安德魯·瑞格比著、劉成譯:《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譯林出版社,2003年;


5、柳嘉信:《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從「選擇遺忘」到「歷史記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0卷第2期;

6、秦海波:《論西班牙1975-1986年改革》,《世界歷史》2006年第3期。



《民主國王:胡安?卡洛斯傳》


〔英〕保羅?普雷斯頓◎著


李永學◎譯


《民主國王:胡安?卡洛斯傳》是由世界著名西班牙歷史研究學者撰寫的權威傳記。作者生動描繪了處在政治陰謀和權力鬥爭漩渦中的卡洛斯在推動民主的過程中,做出的巨大的犧牲,表現出的勇氣和智慧。本書也得到了國王本人的認可。


《民主的勝利:西班牙政治變革的進程》


〔英〕保羅?普雷斯頓◎著


李永學◎譯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民主的勝利》講述的是西班牙從獨裁走向民主的曲折歷程。從佛朗哥政權的瓦解開始,到卡雷羅?布蘭科、阿里亞斯?納瓦羅登場,再到蘇亞雷斯和卡爾沃?索特洛時期,最後以三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作結:共產黨的合法化、1981年2月政變、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選舉,保羅?普雷斯頓爵士提供了理解西班牙社會變革的獨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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