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下令修明史 大臣在書中歌頌清朝 為何反而被罰？

清朝國力的巔峰時期，公認是在「康雍乾盛世」階段，而從乾隆去世，嘉慶皇帝接過大旗之後，清朝就走上了下坡路，史稱「嘉道中衰」。

清朝走向衰落，當朝的嘉慶皇帝固然不能推卸責任，但歷史周期的慣性也不能忽略。清朝國運已經處於下行期，並非皇帝一人之力可以挽回。我們之前說過，嘉慶也許能力不是很出眾，但總體而言，算得上是一個開明的好皇帝。

嘉慶廟號「仁宗」，謚號「睿皇帝」。嘉慶為人仁慈，甚至有些到了婦人之仁的地步，仁宗的廟號名副其實。而睿這個謚號，大家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看法，畢竟嘉慶的政治智慧，並不算十分高明。

不過實際上，嘉慶皇帝的智慧，並不體現在政治手段上，而是在文化方面。嘉慶廢除文字獄，解開了禁錮人們思想的鐐銬，便是功德無量的一件事；另外嘉慶在位時，還下令修纂《全唐文》，我國唐代輝煌燦爛的文化成就能流傳至今，嘉慶皇帝也功不可沒。

清朝自順治一朝以來，經歷康雍乾三代，文字獄對人們思想禁錮的力度越來越強，到乾隆朝到達頂峰，這其實是由於清朝統治者們對自由思想的偏見和畏懼所導致的。

而到了嘉慶時，已經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五代，加上嘉慶本人是乾隆的幼子，思想上的歷史包袱沒有先輩們那麼重，因此處事也更開明一些。比如嘉慶朝修纂《明鑒》一案，便是很好的例子。

嘉慶是個喜歡讀史的人，也是為了以史為鑒，而明得失。嘉慶十八年（1813年），嘉慶命令史官仿照宋代的《唐鑒》一書，編纂《明鑒》。「臚敘一代事迹，考鏡得失。……有明三百年，時代相承。其一朝政治，亦鑒觀得失之林也。」

嘉慶的本意，是讓館臣如實記錄明朝從開創，到發展，再到最後走向沒落的歷史，並客觀地評價歷任皇帝的是非功過、利害得失，用來作為當朝皇帝治理國家的鏡鑒和參考。

與編纂《全唐文》的工作比起來，撰寫《明鑒》的工作量並不算大。然而，明朝是清朝的前朝，清朝的江山，正是從明朝手中奪取過來的，這讓以曹振鏞為首的編纂人員們犯了難。曹振鏞們別的不會，就會過度解讀，就又把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想成了政治問題。

於是，編纂人員們在寫到明朝後期時，在書中大量加入清朝入關前在東北開疆拓土的功績，搞得喧賓奪主，不倫不類，搞得嘉慶在看到《明鑒》的初稿後，大為惱火。

晚清的歐陽兆熊在其筆記中記載：「嘉慶中修《明鑒》，……中述本朝與明構兵事，上怒其誹謗，下之獄。」

歐陽兆熊以為，嘉慶之所以生氣，是因為《明鑒》中記載了清軍與明軍構戰的歷史，暗示清軍反叛，「誹謗」了清朝，但其實這是不對的。

因為恰恰相反，館臣們在《明鑒》中對清朝大加頌揚，還無腦貶低明朝皇帝，這才是讓嘉慶動怒的真實原因。

「作為明鑒一書，蓋以取鑒前代，其善政則因以為法，其秕政則用以為戒，亦即殷鑒夏周鑒殷之意也。昨日館臣呈進明鑒五冊，於萬曆、天啟間載入我朝開創之事，後加按語頌揚，並論及前明用人不稱其職，更為誕妄矣。」

這些修史的大臣們，腦子裡其實還是乾隆朝老一輩的思維。因為當時文字獄實在太多，讓他們養成了一種很不好的習慣，不管遇到什麼問題，第一反應就是往政治上靠，生怕說錯一句話，便落得人頭落地的下場。

嘉慶皇帝的本意，是想看到一部客觀公正的明朝歷史書籍。前朝的皇帝之中，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便加以採用，有做得不對之處，便加以改正，以古鑒今，來更好地治理這個國家。

但他沒想到，大臣們交上來的作品，不僅加入大量的清朝創業歷史，搞得《明鑒》一書名不副實。而且，書中還滿是對明朝無理由的抹黑，成了一部歌功頌德的吹捧之作，對治理國家根本毫無借鑒意義。

當然，嘉慶也不能說他們歌頌清朝有錯，只說是「不合體例」。另外，嘉慶也反對一味地無腦抹黑明朝。因此，嘉慶最後重罰了這批修纂《明鑒》的官員，並且更換了修纂人員，按要求重新編纂，以打擊朝中那股阿諛奉承的歪風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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