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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陌生又熟悉——學著重新看世界

 

作者:享利?舒克曼 Henry Shukman


 

 


推薦




最近讀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世界一刻無停、剎那變更,因此其中蘊育著新意。但我們對它的認知卻趨於靜止和僵化,即使是關於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關於——諸如我們是誰?事情是怎樣?世界為何如此等。這篇文章推薦給大家。---加措活佛





羅伯特?弗羅斯特說一首好詩「會讓人百讀不厭,常讀常新,如精金美玉,永葆特質。」一首詩也許不會展現何等新內容,但我們從中卻可以看到和聽到新的東西。弗羅斯特一語道出詩歌的本質:詩歌所展現的內容,及為此所採用的方式,應能出乎意料地打動我們。


 


英國小說家和學者戴維?洛奇問道:「當我們說一本書是原創,那意味著什麼呢?通常並不是指作者發明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東西,而是她通過背離傳統慣性展現現實的方式,使我們意識到在概念意義上已經知道的東西。」重要的是新的視角,而不是新奇本身。


 


重新發覺事物——這種藝術的效果或者屬性,在俄羅斯文學理論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於191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被稱之為「陌生化」。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說:「藝術的目的是要人感覺到事物,而不是僅僅知道事物。」為了達成此點,藝術使對象「陌生」。換而言之,藝術有能力讓我們跳出慣性去感知。什克洛夫斯基接著說:「慣性吞噬工作,衣服,傢具,一個人的妻子,對戰爭的恐懼……而藝術的存在,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它使人去感受事物,使石頭成其為石頭。

 


因此,藝術的存在,正是要恢復我們的真實體驗,不再受我們自認已知的遮蔽。陌生化並不是使詩歌更有趣的方法,也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技巧。它是藝術在我們生活中的功能和位置的核心。毫無疑問,一首好詩的影響超越了閱讀的當下。當我們深入到好的文學、好的藝術中時,它會改變我們對事物的習慣性看法。世界本身似乎與前大不相同,它變得更加清晰,離我們更近。


 


什克洛夫斯基寫作的時代是現代主義藝術需要捍衛的時代。這種藝術是20世紀初的新藝術——難以運用和理解,並旨在打破傳統要求。他是先鋒派詩人的辯護者。例如,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作不加掩飾地難懂,和其他俄羅斯未來派詩人一樣,他的信條就是超出常理。但什克洛夫斯基的論點更加傳統一些,或許一直如此——即使是亞里士多德也說過詩歌語言應該「奇妙」。任何藝術作品,不論是傳統或是新派,都有保持新鮮的力量。正如帕斯捷爾納克談到普希金和契訶夫,他們的作品「能夠自熟,就像從樹上採摘的青蘋果,會日益成熟和芳香。」隨意列舉幾個,諸如莎士比亞、但丁、奧維德、莎孚等,我們從他們那裡可能會感覺到同樣的東西:永葆新意與作品的壽命密不可分。


 

事實上,也許什克洛夫斯基所指的是比藝術更包羅萬象的東西,它也是尋找生活中精神意義的基礎。不管在自己的確定領域內感覺有多舒適,我們也渴望著對世界有一個更直接的體驗。當我們被驅使著努力去認識事物的時候,莫名地又同時渴望著被剝奪這種認知,從而可以更親密地體驗事物。因此,陌生化既是藝術的功能,又是精神生活的結構特徵。而不論此點是否被認可,它都是兩者之間深刻共鳴的來源。


 


世界一刻無停、剎那變更,因此其中蘊育著新意。但我們對它的認知卻趨於靜止和僵化,即使是關於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關於——諸如我們是誰?事情是怎樣?世界為何如此等。我們習慣的看法只是其中一種方式,但當它被習慣不斷強化後,它變成了我們唯一的方式。用新的眼光去觀察世界是一種智慧。


 


在不同風格和形式的佛教教義中,會採用種種方便來破除我執。早期佛經傾向於隨機說教,因其理性與合理性而為我們現代人熟知。然而,即便在此,陌生化也蘊含其中。與其說是蘊含於形式上倒不如說是在內容中。例如,在眾所周知的佛陀第二次開示中(SN22.59)(譯者註:即《無我相經》),他通過透析存在的三種相「無常,苦,無我」,來解構「色、受、想、行、識」五蘊。

 


「諸比丘,你們認為如何,色是常的或無常的?」


「無常的,世尊。」「既然是無常的,那麼色是苦的還是樂的?」


「是苦的,世尊。」


「既然色是無常的、苦的、變化不定的,那麼,如此地看待色是否適當:『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當然不適當,世尊。」


 


通過一種類似蘇格拉底式的方法,佛陀使我們對於自身經驗性質的先入之見開始動搖。色既不是常的、樂的、也不是有我的。然而,當我們的汽車和蘋果手機被盜或者不能正常工作時,我們的表現就好似這些色法實有。佛陀還系統地揭示了關於常我的錯誤假定。


 


「如果識是我,那麼識就不會遭遇疾病,可能會有人這樣說:『讓識成為這樣,不要讓識成為那樣。』然而,恰恰因為識不是我,所以識會遭遇疾病,因此,這樣的說法:『讓識成為這樣,不要讓識成為那樣。』是不可能的。」

 


辯論是以一種平常且合理的方式展開,但是它所引致的結論卻絕非平常——即「無我」。無我是佛教最具革命性的見解之一,而當時的文化背景卻是信仰有我甚至一個永恆的我。用理性的語言來講,佛陀陌生化了自我的體驗,使聽眾和我們擺脫了關於自我基本假定的束縛,並且開創了一個更為解放的體驗方法。


 


早期佛教教義顛覆了人們很多習慣性的想法和看法。我們認為我們是不變的,但卻不是。我們認為通過追求事物會找到幸福,但並不會。佛陀一個接一個地挑戰我們已有的觀點以及我們構建世界觀的方法,並進行剖析:你認為是這樣的,但是它不是;你想要一個答案,但問題就在於你渴求答案的慾望本身,所以我不給你。誠然,這些教義對人們有衝擊,但這是一個有益的衝擊。無論我們現在或者以後持有什麼樣的觀點,我們必須打消它。


 

在約翰?濟慈的十四行詩《初讀查普曼譯荷馬史詩》中,詩人大肆渲染了一種猝不及防的視野擴張。濟慈從未學過希臘語,也不喜歡教皇版本的古希臘經典。但某個晚上在一位朋友家中,他遇見了伊莉莎白一世時代的劇作家喬治?查普曼翻譯的荷馬史詩。他完全被迷住。第二天,當其朋友下樓吃早餐時,發現了躺在桌上的這首風格華麗的十四行詩。詩的結尾這樣寫道:


 


之後我覺得我像是在監視星空


一顆年輕的行星走進了熠熠星空,


或像是體格健壯的庫特茲他那老鷹般的雙眼


盯著太平洋一直瞧——而他所有的弟兄


心中都懷著荒誕的臆測彼此緊盯——


他不發一語,就在那大然山之巔。


 


游弋於查普曼樸實而又充滿活力的詩行中,濟慈感到他終於能親身體驗到荷馬的世界。他的文學想像力被點燃,並不斷擴充:這就像發現了一片全新的海洋。他原以為他知道荷馬的世界中什麼是他所念想的;現在他發現他錯了,他的世界得到了豐富和拓展。


 


這種假設的解體——無論是關乎我們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識,或僅僅是關於一位古典詩人的先入之見,都可以帶來一種全新的開放。的確,濟慈的詩無關乎荷馬,或查普曼,而是和他徹夜閱讀所引發的陌生化效應有關。這首詩讚頌了藝術所具有的能使人頓悟的特質,它使人從自我受限的觀念和自以為是的知識中抽離出來。


 


時光和傳統都無法削弱藝術的這種力量。作為西方經典的源頭,荷馬的著作仍流傳千古。夜晚,當戰馬們在特洛伊平原上咀嚼大麥,在大戰前夕靜候著黎明的降臨,與古希臘人熊熊燃燒的營火相輝映,我們好似第一次看到火光中不斷移動馬蹄的戰馬。荷馬的作品是歐洲最古老的文本之一,但同時也最年輕。一切都看似新鮮無比。這些文字描繪了一個遙遠的世界,然而荷馬使其變得親切,從而也使我們對於自己身處世界的認知變得鮮活起來,如若初見。


 


這個過程是以詩人所採用的史詩明喻的手法展現出來。他一再中斷諸如戰鬥場景的描寫,將我們帶回邁錫尼鄉村平靜生活的世界中。在某種意義上,詩化的隱喻和暗喻始終是陌生化的手段。當兩個事件被出乎意料地放在一起時,兩者都「變得奇怪」。在荷馬一個著名的明喻中,特洛伊大戰前夕,希臘軍隊從戰船上發起猛攻被比喻成蜜蜂的移動——蜜蜂從一個家搬到另一個家的普通事件被賦予了史詩般的處理,而它看起來也的確如此。與此同時,一場巨大的人類災難——一座城市的陷落卻被表現為自然循環的一部分。明喻的雙方被立刻陌生化,並同時得到了彌補和升華。


 


由此折回到佛陀關於我和無我的研究:人類體驗的陌生化,比如失去,創造了我們與它以及它所附屬的自我之間產生距離的可能性。


 


翻譯:李景丹


一校:鬆鬆


二校:釋然、圓莉


終審:法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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