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之下的選擇：梁啟超的無奈，李端蕙的從容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倉皇出逃，東渡日本。危難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頻頻寫信給夫人李端蕙。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梁啟超說道，老師康有為已到日本，他從康有為那裡得知，家人都已避難澳門，生活尚能維持，心稍安定。聽說夫人臨危不懼，「慷慨從容，詞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 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一番讚揚之後，他還有重要的事情託付給夫人。他擔心，遭此劇變，父母的心裡一定很焦灼，很憂慮，他又不在身邊，只能靠夫人代他盡兒子的職責，儘可能地給父母一些安慰和解脫。他說：「卿此時且不必歸寧，因吾遠在外國，大人遭此患難，決不可少承歡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與我，非徒如尋常人之匹偶，實算道義肝膽之交，必能不負所托也。」在這封信中，他還為妻兄李端棻因受其牽連而遠配新疆表示不安和愧疚，擔心此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險。

梁啟超

康有為與梁啟超

李端棻

在十月六日給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託付給愛妻：「吾今遠在國外，侍奉之事，全托之於卿矣。卿明大義，必能設法慰解，以贖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謝而已。」一周之後，梁啟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釋不能馬上接家眷來日本的原因，講了三個理由：「一、今在患難之中，斷無接妻子來同住，而置父母兄弟於不問之理，若全家接來，則真太費矣，且搬動甚不易也。二、我輩出而為國效力，以大義論之，所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若以眷屬自隨，殊為不便。且吾數年來行蹤之無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國時猶如此，況在異域？當無事時猶如此，況在患難？地球五大洲，隨處浪遊，或為遊學，或為辦事，必不能常留一處，則家眷居於遠地，不如居於近鄉矣。三、此土異服異言，多少不便，卿來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決意不接來也。」直到來年的春季，這件事仍不能最終確定下來。三月二十四日，梁啟超又一次致信李端蕙，講到曾經準備接她到日本來，「因橫濱開女學校，欲請薇君（康有為長女康同薇）為教習，故吾之意欲令卿與同來也」。但忽然接到康老師的書信，要他趕赴美洲動員華僑加入保皇會，所以，只好將接家眷之事再一次暫緩推遲。不過，這一次梁啟超似乎並未成行。結果，到了秋天，梁啟超突然接到妻子來信，說她們已在父親梁寶瑛的護送下啟程前往東京，來與他團聚了。十月的一天，梁寶瑛等人乘坐的客輪停靠在長崎港，在此等候多時的梁啟超，終於看到李端蕙抱著女兒思順，和父親一起走上碼頭，全家人久別重逢，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

（ 解璽璋：《梁啟超傳》，化學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 ）

作者簡介：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餘年，曾獲多種全國及北京市文藝評論獎，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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