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莎·努斯鮑姆：所有的政客都需學會激發「情緒」

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被《紐約時報》譽為「美國最傑出的女性哲學家」。她一生撰寫了25本書，編輯了21本書，為幾乎所有美國主流出版物寫過文章。她超越了該領域的傳統界限，探索了種族、性別和性的議題，並主張國際發展應基於一套普遍的權利和價值觀。最重要的是，她堅持認為哲學必須是有用的——而不是深奧的。

近年來，努斯鮑姆將注意力轉向分析人類情感的本質以及它們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她的新書《恐懼的君主制:一位哲學家審視我們的政治危機》（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y look at Our Political Crisis）探討了美國政治中一貫情緒化的方式。美國《時刻》（Moment）雜誌2018年7/8月刊發表了瑪麗蓮·庫珀（Marilyn Cooper）對努斯鮑姆的專訪「Martha Nussbaum: The Philosopher Queen」，討論當今美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情緒問題。

原文 ：《瑪莎·努斯鮑姆：情緒如何影響政治生活》

熊一舟/編譯

圖片 |網路

Q

你為什麼要寫一本關於恐懼的書？

答：民主要求我們大家互相信任，互相關心；這意味著不被恐懼所控制。恐懼是對危險或威脅的痛苦意識。它既可能極易被人感覺到，也可能潛伏在表面之下。恐懼佔據了嬰兒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對食物、溫暖和舒適的迫切需求，也明白難以獨立滿足這些需求。

恐懼是極度自戀的：當你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你的注意力就會轉向自己的身體。你又一次變成了一個為得不到的東西而哭泣的嬰兒。嬰兒不是好的民主公民：為了消除自我的恐懼，他們讓別人成為自己的奴隸，完全依賴他人。

Q

在我們當前的政治環境中，恐懼是如何表現出來的？

答：我們的時代很艱難。自動化、全球經濟、對我們安全的各種威脅，以及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明顯問題，都引發了恐懼和焦慮。當羅斯福說「除了恐懼本身，我們別無所懼」時，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恐懼有一種趨勢，那就是阻止合作、希望和我們解決問題所需要的相互關愛。如今，恐懼往往具有破壞性，它阻礙了我們就未來進行真正的對話。但恐懼並不總是壞事。例如，我認為我們應該擔心氣候變化和動物物種滅絕的影響。但我們不能只是在恐懼中沉淪：我們必須和其他人一起做點什麼。

Q

集體憤怒在我們的政治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抗議類型的憤怒，尤其是沒有附帶任何回報要求的憤怒，可以在推動我們走向平等或解決一些其他嚴重問題方面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是，對回報的渴望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經常使人們偏離正軌，使他們認為只要他們讓其他群體受苦，問題就會得到解決。

當人們產生這樣一種錯覺，即一些人的痛苦可被另一些人的痛苦抵消時，憤怒就會成為一個最為嚴重的問題：古老的童話故事告訴我們，只有我們燒死女巫時，一些非常困難的實際問題（如格林童話故事《漢賽爾與格雷特》中的飢餓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我們太相信此類童話了。對回報的渴望使我們真正的問題更難解決。

Q

在你看來，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否故意在美國公眾中激起了恐懼和憤怒？如果是，他是如何做的？

答：我認為，特朗普總統故意挑起了對移民、少數民族、伊斯蘭和穆斯林的恐懼。這些都是不光彩的恐懼，因為它們針對的是一大群人，對他們施以譴責，卻沒有問清楚我們在談論的是誰，真正的問題是什麼。他們滿足了我們最醜陋的人性——把他們當作替罪羊，對他們進行妖魔化，而不是去解決真正的問題。恐懼有像野火一樣蔓延的趨勢，一個好的政治家需要控制它。

「9·11」之後，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非常成功地消除了人們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日益增長的恐懼。他說，我們不應該妖魔化一個民族或一個宗教，而應該尋找罪犯。事實上，這對他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他保存了自己關於伊斯蘭教的所有言論的完整檔案。我在書中引用了這一點，將他的言辭與特朗普總統的言辭進行對比。

Q

你寫過「政治總是帶有感情的」，這是當前形勢的一個關鍵方面。這句話應如何理解？

答：人們常把感情政治和法西斯主義聯繫在一起。但所有的政客都需要激發情緒，讓人們關心他們的提議，並為之奮鬥。問題不在於政客們是否應該訴諸於情感，而在於何時訴諸於哪一種情感，以及與哪一種觀點相關。在新政期間，羅斯福需要說服美國人接受一系列激進的新提議。他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來考慮如何讓選民支持新政的方案。我們現在擁有了社會保障，這是因為當時羅斯福巧妙地迎合了人們的情緒。

同樣，我們在民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得益於金博士在艱難時期喚起了人們對希望和愛的積極情緒。因此，在我看來，自由派人士說我們不應該訴諸情感，這是錯誤的。想像一下，如果金博士試圖以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或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風格來說服人們，他就很可能要失敗。

Q

哲學家如何影響當今世界？

答：我不喜歡告訴別人該做什麼。但我認為，如果有一些哲學家試圖與公眾接觸，那將是件好事。問題是，一個哲學家能為公眾寫作的地方越來越少。報紙很少刊登反映哲學家觀點的文章。所以我們這些能幸運地公開自己觀點的哲學家應該做得更多！

Q

為什麼你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承認自己貧窮和脆弱的公民社會」？

答：再想想那個嬰兒。隨著嬰兒的成長，他變得能夠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讓別人代勞。此時，他能夠認識到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有需要和感受，並開始建立基於相互依賴和互助的關係，而不僅僅是指揮和服從。這就是民主所需要的：人們承認他們都是平等的人、有需要和脆弱的人，然後形成互惠和互助的聯盟。

Q

哲學和古典文學都被認為是不適合女性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你是否遇到過與性別有關的障礙？

答：我在這兩個領域都遇到了很多性別歧視甚至性騷擾。即便是在五年前，頂尖大學裡也不會對女性開放工作。我是哈佛學會的第一個女研究員。但我確實遇到了很多障礙。我也遇到過一些真正的女權主義者和為女性平等而奮鬥的男人：經濟學家華西里·列昂替夫（Wassily Leontief），他將女性領入了哈佛學會；哲學家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我的主要老師之一；哲學家希拉里·帕特南（Hilary Putnam）和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我在哈佛的兩位同事。

現在，我想說，古典文學比哲學更適合女性：女性取得更大成就的比例要高得多。但我們正在努力工作，至少我們有確保正當程序的規定，這在歐洲根本不存在，在歐洲，老掉牙的體制仍然經常佔據主導地位。

Q

在過去，你曾批評過學術女權主義者與真正的女性相去甚遠。今天需要什麼樣的女權主義？實際上，如何才能塑造這種女權主義？

答：今天的女權主義者們都很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所以我不像過去那麼擔心了。有一段時間，我認為學術女權主義者已經變得過於學術化了，他們用晦澀難懂的術語討論深奧的話題，而不給那些能夠將女權主義觀點付諸實踐的人提供易懂的指導。我將這種學術女權主義與美國早期女權主義進行了對比，後者在強姦犯罪立法、性騷擾和家庭暴力等領域促成了法律變革。我也將這種學術女權主義與印度學術女權主義的現實進行了對比。在印度，學術女權主義者從未變得迂腐：他們仍然致力於為政治實踐提供可理解的指導。

我認為，美國的潮流已經開始轉變：年輕的女權主義者正在學習清晰而有說服力地寫作，並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聲音。學術女權主義就像社會的其他部分一樣，迫切需要尊重並接受不同的觀點。當然也有底線：期刊不應該發表否認大屠殺或贊成種族主義文章。但是，我們必須能夠對有分歧的問題進行善意的探索。女權主義的「統一立場」並不存在。我們應當心胸開闊，兼收並蓄。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4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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