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畫牛的韓滉與晚唐的金陵王氣
隋唐時期，打壓南京這個城市，是北方朝廷的基本國策。打壓有時候也未必完全有效，六朝之後，沉睡了兩百多年，氣盡山空的江寧小邑，不可阻擋地又繁榮發展起來。回顧中國南北朝的這段歷史，如果說南朝東晉和宋齊梁陳，主要矛盾是解決境內南方吳人和南渡北人的對立情緒，逐漸消除了豪門和寒門之間的差異，北朝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則是一直在處理民族衝突。北方漢人與少數民族逐漸融合，華夷糾紛趨於緩和，隋唐之所以能夠偉大，因為在此基礎上，國家進一步地完成了統一，王朝不再偏安。
然而舊的矛盾解決，新的矛盾又會來。況且舊有矛盾也未必真解決了，許多問題仍然存在，有時候甚至更嚴重。安史之亂是個重要轉折點，民族矛盾階級差異，又突然變得激烈起來。盛唐從此不再，開始無可挽回地走起下坡路。盛世說到頭就到頭，亂世即將再次來臨，而南京這個城市，向來有個特點，越是亂世，越會獲得機會，東吳是這樣，東晉是這樣，南唐包括後來的元朝末年，都毫無例外，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金陵王氣。
安史之亂，唐明皇幸蜀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京在隋唐後期，經濟上有了十分明顯的好轉，就大趨勢而言，它一方面在沉睡，一方面又在蘇醒和崛起。自中晚唐開始，朝廷對於南京的變化，心情很複雜很矛盾，既十分需要江南的財政支持，又不得不時刻提防金陵王氣的再次崛起。打壓南京是持續的既定方針，事實上，隋唐期間，南京不僅慘遭城市降級，由於京杭大運河的開通，三國時開鑿的古運河，連接秦淮河和太湖水網的破岡瀆被廢除，太湖流域通往南京的運輸幹線也被掐斷了。
無論是城市降級，還是古運河改道，整個江南地區對南京的認同，仍然沒有改變。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力，總是讓人無法想像。六朝時的梁元帝在荊州稱帝，曾有朝議還都建康，當時有過一番針鋒相對的爭論，一些原來已在江陵定居的官員，因為家眷一直在荊州，「皆不欲遷」。
唯弘正與僕射王裒言於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荊陝人士咸雲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為非計，君等西人慾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
事實上，梁元帝沒來得及還都南京，很快被殺。弘正的觀點非常具有代表性，這就是說你若不在南京稱王，不在這裡好好顯擺一下，大家就會覺得你只是「列國諸王，末名天子」。對南京的這種認同，貫串了整個隋唐，甚至還可以包括後來的宋元明清。金陵帝王州，不止是南朝遺民有這樣的共識，事實上整個北方，包括唐王朝的宗室，都會持同樣觀點。這也就是為什麼永王李璘謀反，想以金陵為據點，而李白竟然不顧殺頭危險，力勸處於危機的王室遷都南京。
《職貢圖》，南朝梁梁元帝蕭繹繪
必須要說明一下，在隋唐時期，以及後來的宋朝元朝，南京以及江蘇這些常見地名，與金陵沒有一點關係。有關係的只是江南東道和兩浙，其中江南東道，又是從江南道劃分出來。北方人看南方領土難免大大咧咧，在他們眼裡，長江南面統統都叫江南道，覺得太大了，就再分為江南東道和江南西道。唐開元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33年，江南東西道分置，江南東道其地轄為今江蘇省的蘇南，上海，浙江全境，包括福建全境以及安徽徽州，治所在蘇州，共計19州。
二十五年後的乾元元年，也就是758年，感覺江南東道似乎還是大了一些，又繼續拆為浙江東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浙江西道領長江以南，至新安江以北的原江南東道地，包括今天的蘇南，上海，浙北和徽州，即潤州，常州，蘇州，湖州，杭州，歙州六州。因此，當時南京的地位，就是兩浙之浙江西道之潤州之江寧。浙江西道的治所，它的政府所在地，並非始終不動，事實就是，隨著形勢變化，行政轄區的變動，它也不斷地在變動，治所先後為蘇州，昇州，宣州，潤州，杭州。
從顏真卿在南京當父母官一事，就可以看出唐王朝對這個城市的反覆無常。一會降級，一會升格，全看朝廷的需要。唐大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的12月23日，晉州刺史韓滉調任蘇州刺史，同時兼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原浙西觀察使李道昌，因為無能被免職。過了一年多，這個韓滉又陞官了，改任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同時擔任潤州刺史和鎮海軍節度使。有許多頭銜，今天也弄不太明白，反正此時的形勢不太好，有點混亂，朝廷便把維護東南這一大片區域的安危，託付給了韓滉。
韓滉畫像，宋程懷立繪
為什麼呢，因為這時候，以南京為中心的東南地位越來越重要，越來越不能忽視。隋唐以前，在南北朝時期，中國有兩個政治中心，南京是當仁不讓的南方中央政府所在地。隋唐以後，政治中心的痕迹給徹夜抹乾凈，隨著時間發展，經濟中心的地位正在確立。江淮地區的社會穩定，經濟不斷發展，已成為唐朝的主要財賦來源地。唐朝最著名的理財專家第五琦，向唐玄宗奏事時就說過：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
也就是說，今天要打仗，經濟上全靠東南在支撐。當時的名士蕭穎士，在給宰相崔圓的書信中，十分明確地提到了這一點，「今兵食所資在東南」。北方的經濟正在迅速崩潰，藩鎮一會叛一會降，朝廷與藩鎮之間的鬥爭始終不斷，「東南財源」成為維持唐王朝統治的支柱。在中國大版圖上，真正的北方人心目中，過了黃河都是南方，不是河南就是江南，過了崤山或者華山，秦地以外，統稱山東，杜詩有「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在荊杞」，這個山東大得離譜。東南的中心城市，不管朝廷怎麼抹殺，怎麼降格，大家還是只認南京。
以南京為代表的東南則具有另外一種目光，在他們心目中，過了長江是江北，過了淮河是山東或者河南。山東和河南都屬於中原，中原代表著北方，再往北去，對南京人來說，已遙遠得沒有什麼意義。可以這麼說，南京的經濟地位，正是由北方的混亂造成，現在，要想維持北方穩定，江南的財源變得非常重要。早在顏真卿做南京父母官時，朝廷已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二十年後，又將東南這一大片區域的安危，託付給了能臣韓滉。
南京的特殊地位，正在不可阻擋地迅速上升。韓滉出生在京城長安，他的父親韓休當過唐玄宗的宰相。關於這個韓休，曾有一個「君瘦國肥」的段子，形容韓休的生性耿直。他當宰相，常常諫言時政得失，重色思傾國的唐玄宗每次稍有過失，便心虛地問左右侍從：「這件事韓休是不是知道？」常常話音剛落，韓休規勸的諫疏，就已經送到，唐玄宗因此悶悶不樂，人都為之消瘦。
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左右侍從勸玄宗貶謫韓休，玄宗倒很開明，完全是一個明君的樣子，可惜還是沒有躲過安史之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以後，京城長安起碼又破了三次，大唐的皇帝一次又一次狼狽地逃離京城。安史之亂是唐朝的轉折點。叛亂被平息了，眾多在平叛中立有戰功的將領需要獎賞，歸順朝廷的安史舊將需要安置，帝王的強勢不再，很無奈地任命了大批節度使，以至於「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朝廷採取的姑息政策，造成唐朝中後期藩鎮割據的局面，其中河北和山東的藩鎮，最驕橫跋扈。
公元783年，受詔平叛的涇原兵五千餘人途經長安，因為錢糧獎賞等借口發生嘩變，一舉攻陷了帝都長安，嚇得德宗倉皇出逃。在唐德宗出逃期間，韓滉所在的東南地區，為平定叛亂提供了大量物資支援。當時的希烈叛軍，派兵五萬人圍攻河南寧陵，韓滉派部將王棲曜帶兵渡過汴河，擊敗希烈部，大大緩解了危機，使得叛軍暫時不敢窺伺江東。
唐德宗
唐德宗逃離長安，由於叛軍割據，水陸交通斷絕，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抵達梁州，可憐身上還穿著冬天的衣服，軍隊將士也是如此。坐鎮南京的韓滉得知消息，馬上派人往梁州獻上四十擔綾羅，除了運送綾羅，還給與叛軍作戰的李晟，送去百餘船的糧食。《舊唐書·韓滉傳》上有這樣的記錄：
時滉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為備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偏將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丘墓，多令毀廢。
韓滉還在自己的轄區內，封鎖了交通要道，關口橋樑都派兵駐紮。為了防止有人趁亂反叛，長江沿岸嚴防死守，禁止重要戰略物資運出浙西境內。需要說明，這個浙西，是指當時的浙江西道，也就是今天的江蘇南部。同時訓練了一支五千多人的水軍，建造樓船戰艦三十多艘，在長江下游巡航，展示軍威。如果說當年李白勸唐王室南遷，還只是隨口說說，裝腔作勢，韓滉卻已經完全是玩真格。為了準備唐德宗渡江南來，韓滉下令拆毀了南京郊區的名人墓，拆毀了四十多所佛寺道觀，用拆下來的石材木料，在戰略要地修築堡壘，將銅鐵佛像和鐘磬重新熔鑄，製成兵器鎧甲，從金陵到鎮江的丹徒，樓城相連，嚴陣以待。
韓滉還下令用佛殿拆下的建築材料，在石頭城修建館舍數十座，準備迎接唐王室。眼看著四百年年前永嘉南渡的一幕又要重演，好在叛亂終於被平定，出逃的唐王朝沒有遷都南京，又重新回到了長安。韓滉為唐朝國祚的延續，做出了巨大貢獻。論功行賞，公元 784年，他加封為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後又再次加封檢校尚書右僕射。
與此同時，朝中對韓滉的非議也接踵而至。唐德宗回到長安，有人稱「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意思是說，韓滉想趁亂割據東南，剛剛經歷過戰亂打擊的唐德宗，對此也頗多疑慮。好在有四朝元老李泌進言，這個李泌當時是宰相，拍著胸脯，以全家百餘口人的性命，為韓滉擔保，說：
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
功高蓋主從來都不是好事，所幸韓滉還是得到了善終，官職一升再升，很快又調回長安當起京官，入朝拜相，不久便病故，死得其所。在他身後，大唐雖然不再強盛，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仍然又延續了一百年。
關於這個韓滉，史書上對他在南京的所作所為，並沒有大書特書，對他的政跡談得也不多。他更響亮的身份是藝術家，就像王羲之最後只是被當作了書法家一樣。韓滉可以說是唐朝最著名的畫家，他的藝術創作，彷彿著名的南京六朝石刻，在創作時，並沒有想到未來會成為稀世珍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苑圖》，是流傳有序的國寶之一，上有南唐官印「集賢院御書印」朱文墨印，有宋徽宗皇帝題 「韓滉文苑圖」五字，並鈐有「宣和」與「政和」朱文印，有宋高宗趙構鈐「睿思東閣」朱文印，有元代大畫家王蒙鈐「王叔明氏」白文收藏印，還有明代大收藏家顧正誼和郭衢階的印章。
韓滉的文苑圖
《文苑圖》有一說是韓滉的自畫像，畫了他與文友雅集的情景，這些栩栩如生的文友，也並非等閑之輩，除了畫家自己，還有唐朝著名的詩人錢起和劉長卿。另外又有一說，畫了王昌齡與詩友在江寧任所琉璃堂廳前聚會吟唱的雅集，共畫十一人，僧一人，文士七人，侍者三人。與僧人對坐穿黑衣者為王昌齡，僧人為法慎，後段倚松者為詩人李白。現在見到的只是殘卷，並不完整。世人熟悉的王昌齡，好像只是一位邊塞詩人，不知道他曾經在南京當過八年江寧丞，這是一個很小的官，相當於常務副縣長。
不管畫了什麼人，反正行家對《文苑圖》的評語很高，「如流水行雲，功力深厚」。儘管有不同解釋，有爭論，南京人更願意相信，這張圖的場景就在江寧，就是南京，因為它與南京相對的安寧氣息很般配，顯然是當時南方文人生活的現實寫照。事實上，與人物畫相比，韓滉更擅長的還是畫動物，他的代表作《五牛圖》，名列「中國十大傳世名畫」，詩人陸遊曾盛讚其畫：
每見村童牧牛於風林煙草之間，便覺身在圖畫，起辭官歸里之望。
韓滉的五牛圖
畫人也好，畫牛也好，與顏真卿留下的《天下放生池碑銘》一樣，隋唐時代南京人，看重的並不是書法和繪畫藝術。顏魯公書法藝術有多高，韓滉《文苑圖》是否價值連城，這些都不太重要。畫中的場景究竟是不是在南京，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重要的是他們在南京當政時的政跡，對這個城市振興起到的作用，對城市地位提升的貢獻。正是從韓滉開始，南京在中國政治上的歷史地位，經過相當長的一段冷遇，又一次變得顯赫，變得不能忽視，傳說中的金陵王氣，終於又一次開始暴露出它的崢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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