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中日公共外交的「民間紐帶」

◆《日本新華僑報》特約評論員 趙新利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人們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各領域的經驗與成就，也在梳理中日交流的歷程。在中國對日公共外交的發展過程中，中方一直將日本民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廣交朋友、善交朋友、深交朋友，形成了中日公共外交強有力的「民間紐帶」。

中國對日公共外交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在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軍事抗日的同時，還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對日輿論戰和心理戰，尤其善於爭取日本俘虜，瓦解日軍士氣。那時，中國共產黨將日本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區分，認為日本民眾、普通士兵和僑民不是中國的敵人，普通士兵也是被迫或被騙才走上侵華戰場的，中國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二分法」思想的本質，就是「爭取大多數、孤立極少數」，這種對日策略貫穿了全面抗戰的全過程，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日軍士氣，同時為後來的中日交流種下了友好的種子。「二分法」成為中國對日工作的基本遵循，在新中國成立後依然得到廣泛應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嚴厲的封鎖，新中國在世界上一定程度上處於被孤立的位置。中日兩國是近鄰，中日之間的貿易交流源遠流長。新中國成立後，在中日還沒有正式恢復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兩國有識之士積極求索，推動中日民間交流和貿易往來。1955年10月和12月，中國商品展覽會在日本東京、大阪的展出，共歷時32天，吸引了189萬多觀眾。1964年，中方廖承志和日方高崎達之助就互設貿易聯絡辦事處和互換記者達成協議，並於1964年7月和1965年1月分別在各自首都互設了半官方性質的「廖承志辦事處」和「高崎辦事處」。兩國經貿往來促進了人員交流和相互理解，中國對日公共外交走出了一條「以民促官」「以經促政」的成功路徑，對日公共外交十分重視「以民眾為中心」的「民間紐帶」。

近年來，中日兩國關係發生深刻變化，公共外交的作用得到凸顯。東北亞局勢波詭雲譎，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戰場。中日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兩國國民心態發生微妙變化，需要較長時間進行適應和調試。領土和歷史等影響中日關係的頑疾在兩國國民心態調試過程中總是間歇性發作，影響兩國關係恢復和發展。新媒體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感性和非理性的聲音在自媒體更容易得到傳播，網路輿論容易給中日兩國外交關係帶來負面影響。赴日旅遊促進兩國人員往來更加頻繁，人們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增加的同時，摩擦和衝突也愈發頻發。在涉及日本的問題上，中國國內輿論形勢十分複雜。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存在「兩個輿論場」，對日本的態度差別很大；線上與線下存在「兩個輿論場」，對日本的評價甚至針鋒相對；即便在相同的平台，也存在對日本過度美化和對日本過度醜化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由於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高度敏感，加之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的疊加，讓中日關係成為最容易受輿論左右的雙邊關係之一，在各個國家之間的公共外交中，中日公共外交有突出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的歷史節點，我們應該回到原點重新認識中日公共外交的突出重要性，強化中日公共外交的「民間紐帶」作用。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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