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角：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佛教界是如何應對的？

大公報歷史報紙版面紅框出所示

真實記錄一個世紀風雲跌宕的大公報，在中國近現代史的任何關鍵節點上都不曾缺位失語。

1931年9月19日凌晨，大公報以《最後消息》為題，刊登了一則獨家報道──「昨夜十一時許，有某國兵在瀋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不安。」這就是關於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的最早報道。短短數十字的刊發，既有力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恃強凌弱的狼子野心，又為從輿論上引導中國人民頑強拼搏、抵禦外敵，打響了立場堅定的「第一炮」。

大公報19日刊登的《最後消息》，是當時國內各報對「九.一八」事變的最早報道。由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在18日22時20分，且日軍切斷了通往關內的一切交通線，加之當時通訊條件的限制，所以其他報紙都沒有得到這條消息，均在20日之後才刊發相關報道。但面對同樣的條件，獨有大公報能得到消息，足見記者之敬業與用心。可以說，這是汪松年為大公報搶到的一條獨家新聞，由此他也成為報道「九.一八」事變的第一人。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佛教界也對日本侵華野蠻行徑表達了強烈憤慨和譴責，並通過抗日宣傳、經懺護國、救護傷兵、物質援軍、從軍參戰等方式進行了有力回擊，為後來全民抗戰局面形成和中國佛教界全面參與抗戰做了充分動員和重要準備。

一、中國佛教界的抗日心聲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佛教界紛紛發表通電、宣言、文章等強列譴責日本侵略者，並呼籲日本佛教界促使日本當局立即停止侵略，同時廣泛開展抗日救國宣傳，喚起佛教徒民族覺醒和抗日救國熱情。

１．譴責日本侵略行徑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中國佛教會會長圓瑛法師代表中國佛教界發表了《中國佛教會為日本侵略致彼國佛教界書》，強烈譴責日本軍閥竟以侵略之政策，佔據中國領土，殘殺中國人民，此舉既有損日本名譽，也有辱國際條約。同時，中國佛學會會長太虛法師也發表了《為瀋陽事件告台灣朝鮮四千萬佛教民眾書》，譴責日本對華妄動干戈、強佔東北、威脅沿海城市、策動蒙滿獨立等種種暴行。隨之，各地佛教僧徒紛紛響應。

太虛大師在各地演講鼓舞大眾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６日，太虛法師攜西安佛教緇素四百餘眾發布了《為日本犯中國電告其國佛教徒》的通電，忠告日本主犯中國之軍政財閥迅速停止侵害中國之行動，否則將陷日本於滅亡。寬道法師在《告日本全國佛教徒》中，譴責日本侵略者突然稱兵犯我東北，以致無辜兵民死傷不計其數。蓮汀法師在《佛教徒組織抗日聲中感想》一文中更甚呼籲全國佛教徒應一面喚醒同胞，一致團結，消除內亂，一致對外；一方面誠心祈禱和平，超薦殘殺同胞、陣亡將士之鬼魂。此時，正在綏遠海拉爾地區宏法的九世班禪·曲吉尼瑪斥責日本侵略者的陰謀，並號召蒙古廣大僧俗群眾奮起抗戰，保衛家園。西藏昌都地區活佛諾那呼圖克圖更甚稱「驅彼倭奴，還我故土，寧作戰死鬼，不為亡國奴。」對於日本侵略者的野蠻行徑，中國佛教界不僅進行了強烈地譴責，而且堅決地表達了誓死護國的抗日之聲。

２．呼籲制止對華侵略

中國佛教界在強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野蠻侵略行徑的同時，希望日本佛教界制止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行為。圓瑛法師代表中國佛教會呼籲日本佛教徒，本佛教主義及大乘行願，制止在華軍閥之暴行。太虛法師也呼籲日本三千餘萬佛教徒，「以菩薩大悲大無畏之神力，曉諭日本軍閥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動」，同時，忠告日本軍政財閥迅速停止侵害中國之行動，以免陷日本於滅亡的境地。

僧眾成立抗日機構

１９３２年３月，象賢法師在《日本佛教徒應一致覺悟起來》一文中更甚呼籲日本佛教徒「以佛教的大法，喚醒或降伏少數的野心家，以除全人類的惡魔。」儘管這種呼籲最終未能制止日本侵華行為，但向世界其他佛教國家的佛教徒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陰謀，為後來成立世界佛教徒反日侵略聯盟奠定了基礎。

３．發起抗日救國宣傳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十三世達賴喇嘛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和九世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與西康諾那活佛、松朋活佛等藏傳佛教界高僧在南京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號召康藏民眾與全國同胞共赴國難，團結禦敵，並作出了關於抗日的六項決議，敦促國民政府確定抗日方針。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貴州省佛教徒組織成立了佛教反日大會宣傳團，該團將日本強佔我領土、炸毀我兵工廠、屠殺我同胞，姦淫我姐妹等種種罪行公之於眾，號召全國同胞覺醒過來，息內爭御外辱，眾志成城，無攻不破。１９３１年１２月，湖南花藥寺住持寄居法師發起組織抗日救國輸送隊，並向僧眾宣傳「國將不國，教於何有，僧於何存」的道理，呼籲全國僧徒一致團結，群策群力，共赴國難。

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國佛教界在南京發起成立了中華佛教救國會，該會主要任務：①團結全國佛教徒十方四眾共赴國難；②規劃佛教救國工作方案；③宣傳國際和平永消戰劫；④辦理戰場救護事宜；⑤提倡十方叢林四眾弟子捐金助餉；⑥必要時得組織佛教救國軍以為國家盾等等。這些抗日宣傳活動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佛教界人士的抗日救國熱情和誓死護國的決心。

二、中國佛教界的護國壯舉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鐵蹄四處踐踏，燒殺淫掠，三寶遭劫，中國佛教界挺身怒吼，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同全國軍民一道與日寇進行了英勇的鬥爭。

１．舉行法會，經懺護國

中國佛教為國家和平和人民幸福而舉行法會的傳統由來已久，早在隋唐時期，佛教護國和救國的法會開始普遍和流行。通常一旦朝廷陷入危機，或天災，亦或出現地方叛亂及外敵入侵，朝廷就請僧人念經誦咒拜佛法會，以轉國運。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寇的野蠻侵略行徑，除了表達憤慨和譴責外，不少佛教界人士以經懺法會的護國方式，祈禱國泰民安和世界和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上海佛教居士朱子橋、王一亭、張嘯林等就發起仁王護國法會，延請道行甚高之持松大法師講經演法，以祈禱世界和平和國泰民安。同年１１月１６日，國民政府高官、佛教居士戴季陶代表國家和政府在上海寶華山舉行仁王護國法會，邀請逾百僧人唱誦《仁王護國經》，以期消災避難，實現國泰民安。１９３２年２月，普陀山僧徒針對日寇暴行發起祈禱全國平安法會，祈禱實現和平。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１日，班禪額爾德尼在北平太和殿主持金剛息災法會，並與３２名喇嘛誦經演法，祈禱和平，等等。這些經懺法會對抗日救亡雖未起直接促進作用，但它作為一種精神動員力量在增強佛教徒乃至民眾抗日信心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五台山僧眾組織的抗日自衛隊

２．籌建組織，救護兵民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寇隨之進犯華北，中國守軍奮起抵抗，造成了大量中國兵民傷亡，北平佛教界僧徒本佛教慈悲平等之旨，發起救護隊以濟兵民。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台源、常惺等法師在北平發起組織僧徒救護隊，將北平年壯僧徒實施救護訓練，灌輸必需的救護知識，年老者授以看護常識及為身殉國難之戰士義務誦經。一般善男信女皆在準備盡量捐輸救國基金，或投效義勇軍，或加入救護隊。對此，慧慈法師在《正信》雜誌上發表了《為救護抗日傷亡同胞告佛教徒》的社論，疾呼全體佛教徒上前線去救護那些被殺害的軍民。

１９３３年３月，熱河失陷後，日軍開始進攻長城沿線，漢口佛教正信會與武昌佛學院僧徒組織成立了僧眾救護隊，會同漢口紅十字會救護隊北上實行救護工作。由於大量的傷兵運往北平休養，導致醫院和收容所人滿為患。在此情形下，北平佛教會向社會各界募集藥品、卧具、衣服等物資，在北平廣化寺組織傷兵救護醫院，由北平各寺院推行青年僧伽擔任醫院的各個職務，醫生護士則由北平救護會派人充任，並對寺內僧侶進行簡單的醫護知識訓練，同時邀請燕京大學男女學生多人來醫院幫助看護傷兵工作。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６日，該院開始收容從前方來北平休養的傷兵１９０餘人，此後陸續運來傷兵，先後收容傷兵５００餘人，在醫生護士和看護人員的精心照料下，傷兵迅速痊癒，絕大多數治癒出院重返戰場，繼續殺寇。與此同時，北平柏林寺設立兵民治傷醫院，專門收治傷兵和老百姓，醫院除治療傷病外，還設立了傷兵慰問祈禱隊，向傷兵講解佛陀救世精神，使傷兵安心養傷，以早日重返戰場殺寇。據統計，該醫院先後入院治療的兵民達數百人。北平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設立婦孺收容所，專門救護從熱河、灤東一帶逃難來之婦孺，先後收容婦孺數以千計。北平廣濟寺住持現明和尚在寺內挑選青年僧侶組織成立僧侶救護隊，定期派出救護隊員到前線從事救護隊工作。華北佛教居士林鬍子笏居士創立醫院，派男女居士每天備車到各處迎接傷兵，並送往醫院及時救治。此後，類似救護組織在全國各地佛教寺院相繼成立，掀起了一股佛教徒救護兵民的熱潮。

３．捐款捐物，支援前線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佛教界盡其所能，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線。１９３３年２月，上海靜安寺住持志法法師將所藏元代絹本古畫古像１２幅籌集的善款匯寄東北抗日前線將士，「充採辦餉械抵抗暴日之用。」同時，志法法師又將寺產的一部分出租給南京路福祿壽公司，並將獲得的五千元租金全數捐助給東北義勇軍用於抗日之用。１９３３年３月，閩南佛學院學僧組織援助東北救國軍募捐團，向來山進香遊客人士陳述東北被倭奴蹂躪之慘狀，並散發募捐傳單，寫貼愛國標話，繪畫各樣諷刺漫畫，陳列暴日蹂躪戰報，共計募得２４２元，並將募捐所得款匯交中央實業部，請其購買防毒面具，轉交前方將士禦敵之用。同時，閩南佛學院學僧募捐團還發布了援助東北救國軍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們緊急行動起來，捐款捐物支援東北抗日前線。

「上馬殺賊，下馬學佛」是周恩來在抗日戰爭時期給南嶽佛教僧人寫的一句話

４．訓練僧伽，籌組僧軍

１９３２年１月，南京佛教居士余乃仁針對日趨嚴峻抗日形勢，發起組織救國僧軍。他指出，全國有佛教徒８０萬之多，除去年老者和尼眾，至少有２０萬少壯佛徒，足以練成強有力之僧軍，如此方能轉危為安。此一倡議在全國佛教界很快引起了強烈反響，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國佛教學會會長太虛法師對余乃仁居士的倡議表示讚賞，但以「佛教救國僧軍」或「僧伽救軍」為善。」不久，河南佛教會也複電余乃仁居士，建議將救國僧軍改編為佛慈救護隊，這樣組織更為容易，也符合中國佛教的實際。在各地佛教團體聲援下，余乃仁居士先「創設佛徒救國軍軍事所」，由各寺院派員參訓，期滿後遣回各寺院擔任教練職務，訓練更多學員，以逐步籌組僧軍。

１９３３年５月，為使廣大僧徒做好戰爭準備，太虛法師組織成立「佛教青年護國團」，擬定《佛教青年護國團》章程，分為定名、宗旨、組織、誓約和附則五個部分。這是太虛法師第一次為中國佛教界參與抗戰擬制的詳細計劃，其中提出了僧侶軍訓參戰、隨軍祈福、軍需運輸、傷兵救護等方法。儘管以上這些設想最終未能付之實踐，但這些舉動為後來抗日戰爭中僧伽參加軍事訓練、戰場救護和從軍參戰等起到了直接促進作用。

５．從軍參戰，抗擊日寇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江西４名僧人因不滿日寇暴行，從軍投效憲兵部隊，為抗日救國效力。１９３３年３月，亮山法師率領武術徒眾３００人，以錦西紅螺山為根據地，時常出山伏擊日軍，消滅日本兵數十人，聲名遠播，勢力不斷壯大，附近一些抗日義士紛紛攜槍馬前來投奔。漢陽歸元寺立明法師會武術，善輕功，有門徒三四百人，各具專長。熱河失陷後，立明法師聞訊後表示願率所有門徒，北上投赴義勇軍，效力疆場殺敵以雪國恥等等。這些壯舉充分體現了中國佛教界人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佛教界及時地作出了抗日護國的反應，這種反應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危亡之際和中國佛教深陷生存危機情況下發生的，它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覺醒的延續，也是中國佛教界艱難探索佛教復興之路的結果。（本文原載於《瀋陽大學學報》2017年8月 文/曾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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