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怎樣抓住機遇，一躍成為中國出版業的龍頭？

從1897年起，商務印書館在創始人夏瑞芳的帶領下，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步壯大，到1914年初，商務印書館已經是當時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業，上海因此成為當時全國出版的中心，夏瑞芳被譽為「民國第一CEO」。而這一成績的取得，與夏瑞芳創建的商務印書館「首腦」機構——編譯所密不可分。

商務印書館《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一冊

1902到1904年，清政府先後兩次頒布新學制。1903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首任所長的張元濟，敏銳抓住時機，組織編輯隊伍，率先編印出中國第一套按學制、分學科、分年級的「最新」教科書——《最新國文教科書》。兩年內出齊了一整套10冊。這套國文教科書流行十多年，翻印30多次，發行總量上億冊，成為當時教科書的範本。

1912年上海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新樓

早期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在張元濟的經營下，超越了印刷業，成為主體業務。1907年4月，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印刷所新大樓，在上海寶山路落成。印刷所共設17個部，員工1300餘人。總發行所隨之也在擴建，1912年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新樓在上海棋盤街鬧市街面落成。

設在商務印書館總廠內編譯所大樓三樓的「涵芬樓」

張元濟在1904年籌建圖書資料室，1909年資料室遷至寶山路編譯所三樓，取名「涵芬樓」。「涵芬」，取「蘊涵善本書香、知識芬芳」之意。編輯人員多喜歡以此名代稱商務印書館，於是「涵芬樓」成了商務印書館的一個雅稱。

20年代任編譯所所長的王雲五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商務印書館缺乏新學人才，北大名教授胡適鄭重推薦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王雲五。他從1921年底開始擔任編譯所長，大刀闊斧改組編譯所，按照新學科門類分設各部，聘請專家主持，還專門成立百科全書委員會，局面煥然一新。1923年商務印書館的新出書量達歷年之最。

《萬有文庫》《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王雲五擔任編譯所長後，主持出版了《萬有文庫》，在1929年4月出版第一輯1010種，印行8000冊，是當時的暢銷書。 《萬有文庫》內容通俗，文筆簡練，一般人都覺得買得起、存得值。當時各地圖書館都將《萬有文庫》作為基本收藏，私人藏書家也紛紛購買。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書籍短缺，到處尋書。有一位陝西臨潼的老先生獲悉，連忙捐出家藏的全套《萬有文庫》。40多箱書，由20多頭驢子馱著，一路蜿蜒，送往延安。趁著良好勢頭，1934年王雲五又主持出版了《萬有文庫》第二輯1710種。這是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最大的出版成就。美國《紐約時報》在1930年6月1日作過專訪，評價說，這是「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

1932年初「一·二八事變」中被日軍炸毀的商務印書館大樓

標語「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

日本在1932年初發動「一·二八事變」，突襲上海閘北。1月29日上午，商務印書館總廠、總管理處、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各大建築，都在日軍炸彈下化為灰燼。商務印書館在這次劫難中損失巨大，被迫停業。很快，董事會組建了復興委員會。為激勵同仁，總經理王雲五親手寫下了一副標語，張貼在發行所門口：「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1932年8月1日，商務印書館正式恢複印刷生產。到11月就實現了「一日出一新書」的復興計劃。到1937年3月，在總經理王雲五的經營之下，商務印書館恢復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五百萬的總資本，每年出書量是事變前的三倍。他用行動證明了，這，就是一座「炸不爛的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在抗戰初期出版的《戰時手冊》

商務印書館在抗戰後期出版的《新中學文庫》之《昆蟲記》

全面抗戰的八年中，商務印書館曾經多次遷移，飽受戰亂之苦。「淞滬抗戰」爆發後，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駐在香港，督導出版業務。1941年香港淪陷後，又在重慶設總管理處。他克服經費周轉不靈和讀者興趣轉移兩大新難題，不斷推出「適應戰時」之書，《戰時手冊》、《抗戰叢刊》、《新中學文庫》、《孤本元明雜劇》等等抗戰讀物、教科書和學術專著，相繼問世。商務印書館依然保持著「國內出版第一」的地位。商務印書館在戰爭離亂和民族危難之中，繼續燃放知識與思想的聖火，完成了一個出版機構所應有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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