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對西路軍失敗的看法有何不同？

紅西路軍

西路軍指戰員在西征戰鬥中，英勇作戰，頑強殺敵，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據統計，犧性在戰場上的有7000餘人；被俘的有9200餘人，其中5600餘人被敵慘害；流落在甘肅、青海、寧夏(包括被俘後逃跑出來的部分)或歷盡艱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餘人；經黨中央、蘭州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以及當地群眾營救(包括進抵新疆部分)回到陝甘寧邊區的有4700餘人。」[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悲壯的征程》(上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頁。]

歷史當事人對西路軍失敗的看法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歷史的悲劇也是後來無法改變的。紅西路軍令人痛心的失敗結局，也是歷史的當事人起初未曾預料到和不願意看到的。事後，他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認識和總結，給我們以思考和啟迪。

1.中央政治局延安會議和毛澤東、張聞天談西路軍失敗的原因

毛澤東是最早談到西路軍失敗原因的。他在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頁(註：有些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寫作此文時，西路軍正在戰鬥，這段關於西路軍失敗的話，很可能是以後所加)。]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始終對於北上與中央會合是遲疑的，對於中央的路線的正確性是不了解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郝成銘等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註：1937年6月，張國燾在《關於我的錯誤》中說：「中央政治局關於我的錯誤的決議，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對於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來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的鬥爭。」「我自己宣布我的錯誤路線已完全被產。」見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頁)。

批判張國燾路線運動開始後，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黨的工作》副刊上發表《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共產國際有不同看法，在3月22日複電中共中央指出：「我們沒有十分明確的情報能夠使我們對張國燾問題作出明確表態。我們不想信，為了黨的利益必須像你們所做的那樣來審查西路軍的地位問題。我們認為無論如何現在不宜就張國燾以前的錯誤作出專門決議並就此展開討論。」「西路軍失敗原因應該客觀加以研究，吸取相應教訓，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幫助和保存這支部隊的力量。」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89頁。]。認為：「在甘南，國燾同志主張西進(至青海甘西)，在全國紅軍會合後國燾同志私自調動部隊渡過黃河，向甘西退卻，同樣說明了國燾同志直至到達中央前還沒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張國燾路線的向西退卻，使紅軍受到損失，特別是西路軍的失敗，減弱了抗日的主力，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還分析西路軍失敗的原因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宣告最後的破產。由於張國燾路線在西路軍的領導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著，雖然向中央路線轉變有些進步，然而並沒有徹底揭發張國燾路線，沒有執行中央路線與各種指示去轉變部隊中的工作。」「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國革命的損失，而同時也證明與宣告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破產。」[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1頁。]

在批判張國燾路線運動中，1937年11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研究總結西路軍失敗的教訓，繼續進行反「國燾路線的鬥爭」。11月24日，張聞天在會上作了《關於西路軍失敗的教訓與反國燾路線的鬥爭》的結論，讚揚了陳昌浩等認真進行自我批評的態度，批評了張國燾的兩面派行為。認為：「比較七個月前開展反國燾路線鬥爭時，不但沒有進步，而且退步了。」「這種兩面派的行為，是為了要等待將來有利的時機向黨反攻。」[轉引自於吉楠編著《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頁。]

1937年12月下旬，毛澤東在接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煥、郭天民、程世才等指揮員時，對西路軍的失敗的具體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不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說西路軍廣大的幹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那一帶是少數民族，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里地寬的一條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程世才：《悲壯的歷程》，載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悲壯的征程》(上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頁。]

2.陳昌浩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認識

陳昌浩是西路軍的主要領導人，回到延安後，他懷著十分沉痛而懇切的心情進行檢查，以虔誠的認罪態度自責，承擔責任。從目前可見的資料看，陳昌浩也是最早對西路軍失敗原因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總結的人。陳昌浩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認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存在著給自己扣大帽子，上綱上線的情況，但就具體內容看，態度是坦誠的，認識是比較全面而深刻的。特別是當時正在開展反對張國燾路線鬥爭的形勢下，他對西路軍艱苦奮鬥精神和歷史功績的肯定，「堅信西路軍一般政治路線，是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決不是繼續與執行反中央的國燾路線的」辯解，都是難能可貴的。1937年8月，他回到延安後，於9月30日寫出了全文九章，約六七萬字的《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0月5日，中共中央秘書處印發了《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第一章及第九章，給中央有關負責人審查。受到批評後，陳昌浩繼續檢查，10月15日，寫出《關於西路軍失敗的第二次報告書》。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西路軍失敗的教訓，陳昌浩作了檢討報告。

陳昌浩在《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中，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說：「西路軍這一根本失敗，不但四方面軍力量喪失過半，而且影響到全國紅軍主力亦為驚且大矣。我不敢以『勝敗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願以『兵敗之辱』而自棄自餒。我們是辯證唯物論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共產黨人，一定要在失敗的慘痛中研究其經驗，考獲其得失，學習這一教訓，歷舉其中錯誤獻之我黨以教育紅軍與黨的同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陳昌浩分析了西路軍失敗的客觀原因：

第一，馬步芳、馬步青曾得少數民族之回軍，然割據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勢之優越。其對我共產黨與紅軍視為深仇大敵，特別是我們侵入其地盤無異推翻其統治，其必然團聚一切民族的、政權的、軍事的及社會的各種「反共」力量以對我，實為意中之事。

第二，不能實現停戰與統一戰線之客觀性。我們甘北之行，都使回軍感覺我們是向他侵犯，是背棄和平，是背約爭進，是想取甘北而滅逐回軍。「二馬」這一狹隘政治觀點，並不理會我們向他的解釋、聯合與統一戰線，即決心以主力與我激戰。

第三，「二馬」兵力之強大，及在甘北地區作戰之優越條件。「二馬」其力之足，的確出乎我們意外。甘北地形、天候、經濟、房屋之特殊情況，剛剛便利於馬軍之活動。攻守「藉此以自衛」。因為騎兵之迅速運動，騎、步、炮兵之協同攻防，勝則猛打猛進，敗則一舉而逃。故「二馬」兵力在數量與技術上有其特點，其在甘北地區作戰有其優越條件。

第四，我軍在甘北地區與「二馬」作戰之客觀困難條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氣候之奇寒，人煙散聚無定，沙漠之遼闊，堡寨之堅險，山勢之荒野，飲水之缺乏，糧食之少與被封鎖，故一般來說，不利於野外作戰，不利於游擊活動，不利於死守一地，不利於孤軍獨戰；以我軍之實力，人多兵少，槍少彈缺，饑渴疲乏，行動遲緩，無補充，無後方)與特長(長於游擊戰游擊集團之圍，聲東擊西，輕裝速行，少以行鉗制，多以行突擊，秘密企圖，且戰且息……)，不能在此取得優勢，加之遠離主力，無任何之策應，無任何之接濟。故遭遇此強大野蠻之敵而自處於劣勢者甚多。

陳昌浩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絕不能以客觀原因來完全了解說明失敗的整個根由與現象，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還是基於主觀上的嚴重錯誤。主觀錯誤主要表現在：

第一，從主觀錯誤的歷史根源與政治上的估計說起，正如中央反國燾路線決議所提出「西路軍失敗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國燾路線」。我個人是國燾路線之第一個負責執行者，雖然在某種情況下，表示過反對國燾的軍事退卻計劃，客觀上還是受著國燾路線的支配。我的軍閥主義表現，說軍委分散四方面軍主力，把西路軍受到損失的罪過加到軍委身上，對中央的軍委的指示執行得不充分。

第二，戰略上的錯誤，主要表現在：

(1)未堅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後乘機退敵，以致喪失時機而不能不單獨西進。西進在當時說來是正確的，因為既已失去東進之機，而不能不西進。西進本身主要還是想聯合回軍抗日，接通遠方，造成西北更鞏固之根據地，這一根據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國革命與新疆聯絡，並圖取得遠方之幫助，在當時中國革命要求上說來，是很重要的。如果認為西進是根本錯誤，這不但違犯了當時的中央與軍委之指令與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馬」之政治攻擊。如果真正西路軍完成了這一任務，或者能夠保存實力進而至今達到與「二馬」和平解決，如果有了我們力量在甘北立足，這對於今天中國實行抗戰，對於銜接內地與新、蒙及中國與蘇聯聯絡上是有莫大意義的。

(2)未以擊滅敵人為接通遠方之基本條件。如果正確估計到甘北敵情、地形及戰局內容與戰略要素，不能擊滅當前之敵，是不能希圖完成其某種戰略任務。在敵人緊迫進攻之下，不先求擊退敵人是不能達到目的地的。這一戰略估計的不正確，結果不能在古浪地區集結兵力打敵，不能在涼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結全力打敵，尤其是這一觀念中深到五軍指戰員中，而削弱了他們備戰的意志與行動，成為五軍失敗主因之一。

(3)未能開始就實行「齊打齊進」與迴旋的戰略路線，集合最大兵力來實行包圍與決戰滅敵人之一部。此時，我們確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進擊」的嚴重分兵之錯誤。

(4)因為不能集中兵力，實行包圍戰，故不能不走到單純防禦。而單純防禦結果，不能不使我們只有與敵人拼消耗，高台以後之持久防禦是實迫處此，而高台以前之單純防禦是自取之禍。

(5)分兵去搶佔要點，誠屬不妥，在甘北地形敵情及我力實況，可以不分兵搶佔要點。因為主要方面不能殲滅敵人，雖搶到要點(如永昌、高台……)亦無所用，而正因為搶了要點，兵力單薄，給予敵人各個擊破之機(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擊勝敵人，要點不打自占，即有敵人佔據，通過之亦不為難，並不絕對有所妨礙。

(6)由於對政治形勢之估計不足，由於戰略上之分兵與單純防禦，故自己實力大減而敵人更形猖獗，在這種條件之下，不能不產生我們之勝敵信心之不夠。

(7)西安事變後，我們應該堅持東進，而我個人在這時不能堅持己見，說服其他同志實行東進是戰略上之嚴重錯誤。因為如果東進，最少可以保存西路軍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處。繼續西進實為失策。

第三，政治工作上的缺點：

(1)在內部政治工作上。提高勝利信心不夠，反傾向鬥爭中未能根本揭發四方面軍歷史錯誤與聯繫到反國燾路線的教育工作仍不能達到應有程度。

(2)統一戰線上，還是不相信與「二馬」成立統一戰線的傾向，仍缺乏各種各樣的耐心的統一戰線工作，不是統一戰線做得著，更未能以下層統一戰線推動上層統一戰線，以上層統一戰線影響下層統一戰線。

(3)在群眾工作上，首先對廣大群眾的號召，與直接間接的滿足其要求，發動其鬥爭，使之成為強大的反馬力量與紅軍的後備軍，這一工作做得不充分。

陳昌浩在說明了西路軍失敗的主客觀原因後，強調指出西路軍艱苦奮鬥精神值得讚揚，西路軍英勇犧牲，是有不可磨滅的意義的。他說：雖然西路軍領導者犯了上述政治上、路線上主要的不能容許的嚴重錯誤，但西路軍指戰員，為著黨中央及軍委所給予的任務而堅決鬥爭，粉身碎首飢凍疲睏，在最困難與從未遇過的困難條件及殘酷萬分的血戰中，一般說來是沒有灰心失望，沒有投降困難，而為求戰勝敵人完成任務，而鬥爭到最後一滴血，幹部極大死亡，戰士寧死不辱，而表現極英勇的鬥爭。雖身遭失敗，無論已回、未回者無不歷盡艱險，九死一生，求在自己錯誤中學習，求在抗日戰線上努力，求始終為黨的光榮旗幟，為十年勝利紅軍英勇歷史而奮鬥。

陳昌浩還強調指出了西路軍的歷史功績。他說：西路軍雖然根本上失敗，但開始能毅然決然為黨的任務前驅，在五個月血戰中給了馬敵以很大的打擊，雖彈盡糧絕，亦令敵人寒膽，同時學習了與「二馬」在甘北作戰之經驗，這對於當時(西安事變之前)，固然是極有意義之行動，對於今後，如果「二馬」不誠心抗日而終為日本傀儡，西路軍行動還是有其意義的。

陳昌浩還從「客觀事實」的角度，為西路軍進行辯解。他說：西路軍能夠不犯上述主觀上主要錯誤，是可以根本打擊「二馬」，停止其進攻，爾後或是乘勝西進佔領安西，為接近遠方或佔據腳跟，創造一分(雖然是不大的)根據地取得與「二馬」停戰的條件，至於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衛出動，如西安事變後東返)，即令迫與續戰亦能延長抗戰時日與保存自己基本戰鬥力量於最後，而不能致使西路軍如現時之根本失敗，但以西路軍實力與處境，在「二馬」之優勢兵力，民族力量與各種特點的條件之下，不能根本消滅「二馬」。根本消滅「二馬」，推翻甘北以至西寧的統治，尚非西路軍可勝任。陳昌浩還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否認客觀事實。因為客觀事實如此，西路軍不犯主觀錯誤，可以擊退或停止「二馬」之進攻，可以完成任務，但不能根本消滅「二馬」，這剛剛是給予主觀錯誤以正確估計。

陳昌浩還強調指出：雖然西路軍犯了這個政治上戰略上嚴重的原則上的錯誤，但西路軍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黨中央與軍委正確路線領導之下而工作的。雖然西路軍對於中央與軍委指示執行得不充分，但西路軍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黨中央正確路線之上來努力的，我以為西路軍雖然根本失敗，我個人雖然犯了很大的錯誤，特別是「不能克服國燾路線的錯誤」，但我還是堅信西路軍一般政治路線，是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決不是繼續與執行反中央的國燾路線的。[郝成銘等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85頁。]

陳昌浩《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劉統：《北上》，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頁。]。陳昌浩又繼續檢查錯誤，時隔半個月之後寫出《關於西路軍失敗的第二次報告書》。正像他在導言中講的：第一次報告書「有很大的缺點。主要是我還沒有認識到我在西路軍中政治路線的錯誤」。由此，他分別從渡河前後、西安事變後、中央和軍委指示執行、國燾路線、永昌甘州時期等五個方面上綱上線的進行檢查，「證明我沒有克服國燾路線，沒有真正執行中央路線。」最後得出了「西路軍失敗，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國燾路線，沒有在基本上執行中央路線。西路軍政治路線的錯誤，由我個人負責」[郝成銘等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93頁。]的結論。

3.徐向前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認識

徐向前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時隔50年後，在其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一書中回憶總結了西路軍失敗的歷史。

《歷史的回顧》肯定了西路軍的業績。指出：「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廣大指戰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披堅執銳，喋血奮戰，歷時近五個月之久，先後共消滅馬家軍2.5萬人，在戰略上起到了有力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作用，對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徐向前本著「愧悔交加，余痛在心」的沉痛心情，基於「想把西路軍失敗的主要教訓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誡自己，以鑒後人」的目的，對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進行了三個方面的總結：

第一，任務問題。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西路軍的任務飄忽、多變，雖與風雲變幻的全局形勢有關，但不能說毫無戰略指導上的失誤。結果呢？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面。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這對西路軍的有限兵力來說，無疑具有致命的性質。

西路軍是整個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全盤戰略上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毫無疑義，部隊的一切行動，均應服從和服務於策應河東紅軍與友軍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應才更符合實際情況，利於全局發展，則值得研究。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事實說明，壓根兒就行不通。規定任務，必須權衡主客觀條件，從實際出發，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的道理，就在這裡。只看到主觀需要的一面，忽視了客觀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隊去承擔其無力承擔的任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第二，戰場主動權問題。戰場主動權問題，關係重大。兩軍對陣，它是決定雙方勝負存亡的關鍵一環。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與敵鏖戰。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迴旋不好迴旋，企求援應沒有援應。這樣，還有什麼戰局中的主動地位可言呢？違背了外線進攻作戰的基本原則，喪失主動地位，一點也不奇怪。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進行戰役戰鬥，歷來重視集中兵力，形成拳頭。而西路軍擔負的任務及所處的地形條件，卻使兵力集中，受到極大限制。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要想集中兵力擊敵，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還難。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主要靠什麼作戰形式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別的，靠的是運動戰。而西路軍卻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禦戰為主要作戰形式。敵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贏得打，打不贏也得打。敵人處於內線作戰地位，騎兵多，運動快，熟悉地形，能邊打邊補充，無後顧之憂。我們則完全相反，外線作戰，人地生疏，彈打一顆少一顆，人員傷亡一個減少一個。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捉襟見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像這種打法，焉能不敗？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形成了近戰、夜戰、奔襲、伏擊、迂迴、猛打猛追等戰術特長。揚長避短，才能百戰百勝。但西路軍受制於任務、地形、作戰形式和騎兵為主的作戰對象，使這些戰術特長，無從充分發揮，以奏奇效，「虎落平陽被犬欺」。我軍的戰術特長失去用武之地，優勢難以發揮，受制於敵，便是在所難免了。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指的就是軍事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問題。對於一支獨立作戰的軍隊來說，指揮員能否根據作戰任務和戰場情況，機斷專行，靈活制敵，往往能對戰局發生決定性影響。戰場實際紛紜複雜，千變萬化，許多重大問題，要靠身臨其境的前線指揮員隨機應變，「先斬後奏」，果斷處置。駕馭戰局，指揮戰爭，如果不敢從實際出發，獨立判斷情況，定下決心，而是翹首望天，一切唯上，這叫盲目性、機械性。要想不受戰爭實際的懲罰，是不可能的。

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鬥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

西路軍的失敗，發生在西安事變後的複雜歷史關頭。這也是蔣介石利用和談，玩弄兩面手法，乘機加速消滅紅軍力量所致。事實證明，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點上。[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378頁。]

4.李先念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認識

李先念是紅西路軍重要領導人之一，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統一軍事指揮者，也是紅西路軍及左支隊全部歷程的經歷者和領導者。1983年2月25日，他寫成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一文上報黨中央，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傳閱了該文。3月12日，他在《給鄧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說明了該文的寫作背景。信中說：

小平同志：

送上《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陳雲同志的批語，請閱。

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將竹郁同志寫的《「西路軍」疑》一文批給我看，我又送給了陳雲同志，因為陳雲同志對西路軍的問題有些了解。他看後要我寫份材料存檔。由於我對當時的全面情況不夠了解，四十多年來又沒有研究過，對重要歷史事實根本不清楚。近一些年來，我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歷史檔案，才寫出這份材料，並請向前同志看過。請您審改後，可否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處理。請予批示。

李先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郝成銘等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2頁。]

在收到李先念的來信和《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後，1983年3月22日，鄧小平做出重要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同上。] 3月8日，陳雲致信李先念，說：「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先請小平閱後再交中常委一閱。」[同上書，第270頁。]

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首先指出：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的張國燾路線。

李先念結合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和條件，從戰略上分析了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他指出：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西路軍為什麼失敗了？從西路軍的戰鬥歷程看，失敗的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現在回想起來，寧夏戰役計劃放棄後，如果西路軍急速西進，直插到肅州、玉門、安西地區，就可以保存部隊的有生力量。如果又能得到蘇聯的援助，部隊有了大炮和充足的槍支彈藥，那麼至少有可能再打回東邊。但是，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化，在河西走廊徘徊了三個多月，喪失了戰機。從國際關係看，當時蘇聯想拉住蔣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開援助我們有顧慮。從國內形勢看，我紅軍主力在河東與蔣介石軍隊作戰，以及西安事變後可能再爆發內戰，需要西路軍在戰略上予以配合。因此，中央要求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並幾次考慮是否繼續西進或東返。西路軍自己在當時情況下直接西進也有顧慮。指導思想上的這種多變是由於形勢的變化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動方針搖擺不定，卻犯了兵家大忌。

李先念還分析了西路軍失敗的客觀原因。他說：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條件也極其不利。最主要的，一是這一帶地區狹小，不利我重兵迴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堅難破。二是歷史上形成的回漢矛盾尖銳，「二馬」反動勢力控制很嚴，過去沒有黨的基礎，我們要在短期內把群眾爭取過來很困難。三是馬家騎兵部隊機動性大，我們過去又沒有同騎兵作戰的經驗。四是經濟落後，紅軍取得給養也很困難。可以說，僅僅靠西路軍本身的力量，要在這麼一個長達近2000里的狹長地帶，消滅「二馬」主力，創立根據地，西面接通新疆，東面接通河東，是艱難的。

李先念還分析了西路軍失敗的自身原因。他指出：從西路軍本身來看，雖然提出過一些可行主張，但也有許多弱點，當時張國燾雖然不在西路軍，但他的錯誤還沒有批判，更談不上消除他的錯誤影響。西路軍領導開始對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的困難和敵人的力量估計不足。到臨高地區以前，總講形勢大好，敵人已被我基本擊潰。徐向前同志不同意這種估計，但是陳昌浩同志聽不進去，嚴重輕敵。有時兵力的使用也過於分散，有的戰役也沒有打好。這些對西路軍的失敗也有關係。

李先念還指出：我的這些說明，會有某些不周到的地方和遺漏之處，但基本事實是清楚的。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分析，也不一定準確，作為總結歷史經驗，可以繼續研究。

李先念還在結論部分，強調了按實事求是的精神反映西路軍歷史的必要性。他說：過去中央只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戰精神，這是很正確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講話和文件，對西路軍的歷史評述不當，如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西路軍和西渡黃河，西路軍是在張國燾錯誤路線驅使下向新疆方向前進的，西路軍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等等。這些說法，可能是由於沒有佔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40多年來對有些情況也確實不清楚。現在，許多情況比較清楚了，就應該按照歷史事實改過來。這樣做，更有利於團結。當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西路軍的問題已經是一個歷史問題了，不應該公開爭論。我寫的這個材料不發表，如果中央認為合適，是否可將此材料存中央檔案館和中央黨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軍歷史的同志參考，以便今後在講西路軍歷史的時候，能注意到中央當時的指示，儘可能符合歷史事實。總之，在這件事件上，也要體現中央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郝成銘等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3頁。]

5.陳雲關於西路軍問題的談話

(一)1981年11月22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西路軍問題，指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二)1982年2月27日下午，陳雲在住所內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後，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提到鄧小平去年批給他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77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談話中建議李先念準備一份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材料。

(三)1983年1月5日，陳雲委託秘書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送來的電報[指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所附的電報。]已看過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200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為張國燾路線，而主要是對當地的民族情緒，對馬家軍估計不足。」[郝成銘等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頁。]

6.張國燾談西路軍失敗的原因

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香港的一所公寓里，有一位老人每天伏案寫作，為自己賺取維持生活的費用，他就是曾風雲一時的張國燾。張國燾歷時四年，寫成了多達三冊，長達百萬字的回憶錄《我的回憶》。

張國燾是一個口是心非的兩面派人物，1937年3月，他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痛哭流涕地說：「各位的發言，特別是幾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發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嚴重的錯誤，惡果很大。」「我現在宣布我的錯誤的破產。以前種種昨日死，以後種種今天生。」[轉引自劉統《北上》，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並於6月，給黨中央寫出了《關於我的錯誤》的檢查。然而時隔多年後，他在《我的回憶》中，對黨中央和張聞天、毛澤東等耿耿於懷，大肆攻擊，發泄內心的不滿。

由於堅持錯誤立場，《我的回憶》談到西路軍失敗的問題時，張國燾一面自稱「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西路軍又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咎自責，無意與他人辯論是非。」一面又假借別人之口，為自己辯解，無中生有地攻擊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指責「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大言不慚地說：如果張國燾過河親自策劃指揮，就不會有西路軍的失敗。

張國燾說：「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張國燾還假借朱德之口[朱德對張國燾的錯誤，堅持原則進行了嚴肅的批評。1937年3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發言中說：「張國燾一貫犯原則錯誤。他不相信黨，不相信群眾。對中央派去的幹部不信任。他要個人指揮黨。」「我希望國燾同志承認錯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頁；劉統：《北上》，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頁)]說：「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犯了戰術上的錯誤。四方面軍只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只半數渡河就註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嘆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只要指揮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志過了河，決不會有古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353頁。]

作者：秦生

來源：《紅西路軍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我們拉您進「周海濱微說」交流群。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