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推進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和理論體系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動態》主編高培勇在「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2018」致辭 張佶燁/攝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舉全所之力，每年舉辦的層次較高、規模較大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兩個：《經濟研究》高層論壇和《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這兩個學術活動在兼顧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前提下，側重點有所不同。前者更多的側重應用經濟學領域問題的研究，後者更多的側重理論經濟學領域問題的研究。今天在這裡舉行的《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其宗旨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推進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和理論體系建設。
這樣一個宗旨的確立，是和我們對於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分不開的。
黨的十九大閉幕不久，《人民日報》（理論版）負責同志，約我寫一篇《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研究面對的重大課題》的理論文章。我知道，不可能用一個課題覆蓋新時代經濟學領域需要研究的所有問題，而是一個長長的清單。經過反覆考慮，我最終選擇了四個題目：
第一，改革開放40年的系統總結。意在對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做全面梳理的基礎上凝練改革的基本規律。
第二，關於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經濟學解釋。我們都知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樣一個轉化過程，絕不僅僅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判斷，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判斷。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所揭示的是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理論的演進過程。
第三，新時代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的研究。我們都知道，十八大以來，圍繞著中國經濟形勢和全球經濟形勢出現的轉折性變化，決策層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戰略，並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宏觀調控體系。概括起來說，就是堅持新發展理念，緊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現高質量發展。這是對宏觀調控體系的高度概括。但是，對於這樣的概括，尚未形成一個完整而系統的理論體系，而給予學術性支撐和方法的支持。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從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2月提出這樣一個命題，再到2016年5月確立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當說，這樣一個課題已經伴隨我們走過了幾年時間，目前對於這樣一個課題的研究進展怎麼樣？我們心中都有一本賬。
把這四個方面的課題歸結在一起，我想，它們均屬於黨和國家關注的重大理論和重大現實問題，也均屬於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層面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重大現實問題。當然，它們也是亟需經濟理論工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供學理支撐和方法論支持的重大理論和重大現實問題。
環顧一下目前經濟理論界研究的狀況，應當說，迄今的研究進程並不令人滿意。
比如，第一，關於改革開放40年的系統總結。我們一直強調，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方式，也是經濟理論工作者最需要做的工作，不是簡單回顧改革的歷程，也不是簡單羅列改革開放40年的成績單，40年前我們是什麼數字、40年之後我們是什麼數字。我們最需要做的是，要在系統總結改革開放40年基本軌跡、基本經驗的基礎上，提煉基本規律，作出理論概括。其中，特別需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系統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思想史。大家知道，它取決於我們對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規律的認識，取決於我們對改革開放40年的理論概括進展狀況。倘若在理論概括、基本規律提煉上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或者尚未取得能夠達成基本共識的實質性進展，改革開放40年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和寫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們也都知道，它實際上是支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條主線索。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一個具體的反映。沿著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這條主線索，把改革開放40年的事情交代清楚，從而作出規律性的總結，也是需要我們投入不少精力和氣力去做的事情。
第三，宏觀調控體系。過去五年我們已經形成一套頗具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其實在它的背後，就是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的形成過程。對於這套理論，我們總結得怎樣？當把這套理論和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加以對比的時候，其中的變化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它的最實質的內容我們該如何去貫徹？當我們提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來指導經濟工作的時候，特別是指導宏觀調控工作的時候，我們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這是需要研究的。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學界，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研究線索。不同的學術機構、不同的學者基於不同的理解，在寫出不同版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我們是不是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凝聚共識，從而形成一套能夠為經濟學界所共識，為社會各界人士所公認，在理論上能夠說得清楚，在實踐上能夠行得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
在這裡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第三個課題——中國宏觀調控體系。大家已經看到，從7月6日中美貿易摩擦正式開啟並不斷升級以來，面對中國經濟形勢內外部環境變化而形成的經濟下行壓力以及穩中有變的這樣一種新的形勢，經濟學界已經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議。社會各界也在從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這些政策建議和主張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一是要求政府大規模擴大投資；二是要求政府實行大規模減稅；三是要求政府放鬆信貸管制；四是要求政府放鬆監管。對於這樣的政策建議和主張，該怎樣評價，它的實施效果究竟會如何，不是我們今天重點討論的話題。
我想強調的是，面對這些政策建議和主張的時候，極易聯想起十年之前那場反國際金融危機的操作。它給我們一種似曾相識，甚至疑似慣性思維的印象。大家肯定記得，2008年之前，或者說在黨的十七大之後，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旗幟下，我們已經開啟了轉方式、調結構的實質性操作。到2008年上半年，北京房價逐步企穩並且有下跌態勢，不少人猶豫該不該那時候買房。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浪頭打來，我們不得不被迫中斷轉方式、調結構這樣一個很不容易到來的歷史進程，而轉行「放水」，搞以四萬億元投資為主要內容的擴張性操作。當今天我們又面對類似於那時的政策建議和政策主張的時候，不由得有一種擔憂：如果真的照此做了，中國會不會再次失掉一次結構調整的歷史機遇。
除此之外，還會想到，當人們提出這樣的類似政策主張和類似政策建議的時候，他腦子裡想的或者支撐他的理論體系是什麼？是十八大以來所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還是傳統意義上的需求管理理論？我們曾做過系統總結，經濟發展新常態不同於經濟發展舊常態，高速增長不同於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於需求管理政策。我們今天該如何面對這些問題？
一個更深層次的判斷是，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觀點和政策主張，之所以讓我們聯想到疑似慣性操作和似曾相識的歷史現象，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理論研究供給不夠平衡、不夠充分。我們雖然在闡釋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但是我們闡釋的效果怎麼樣？是不是能夠達到讓人們聽得懂、聽得進並且真正融會貫通的地步？倘若人們能夠像過去熟悉需求政策管理那樣熟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像熟悉高速增長那樣熟悉高質量發展，能夠像熟悉經濟發展舊常態那樣熟悉經濟發展新常態，當面對中美貿易摩擦這樣一個新挑戰的時候，我們會做出怎樣的反映？還有必要擔憂會走回頭路、重蹈覆轍嗎？
不管怎樣，認識到我們必須跨過中美貿易摩擦所引起的經濟形勢穩中有變這樣一道「坎兒」，以今天的會議作為一個重要契機和平台，聚焦於改革開放40年和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境界這樣一個主題，請大家從理論的高度深入思考當前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課題，從而讓我們以更平衡、更充分的經濟理論研究供給，來回應新時代的呼喚，回報黨和國家對我們提出的希望，無疑是極富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動態》主編，根據在「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2018」致辭整理）
原標題：高培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推進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和理論體系建設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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