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為何沒能拯救蘇聯？
在1991年年12月25日，當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並將國家權力和核武器密碼箱移交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蘇聯國旗從克里姆宮上緩緩降下時，那個曾經威震全世界並讓整個西歐顫抖，與美國對抗了近半個世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宣告解體了。
在此後國內外的媒體對前蘇聯解體的解讀中，幾乎都將前蘇聯解體的責任歸咎在了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身上。
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以及公開性民主化、構建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等理論觀點的提出，擾亂了前蘇聯原有的主流意識形態，瓦解了蘇共黨隊伍，在此理論指導下，提出的急於求成的改革，最終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
尤其是戈爾巴喬夫在80年代末，在「辛納屈」主義主導下，拒絕干涉東歐劇變和兩德統一，並於1990年放棄蘇共領導體制允許多黨制，1991年上半年從波羅的海國家撤軍等政策，被認為是前蘇聯黨政體制瓦解過程中的關鍵決策失誤。
那麼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為什麼急於對前蘇聯進行改革？為什麼提出如此重大的改革措施呢？
其實在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11日接替去世的「契爾年科」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前蘇聯社會，就已經處於嚴重的社會經濟，精神道德和政治危機之中了；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前蘇聯的高層老人政治就已經成為蘇聯最嚴重的危機之一，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18年間，直到其老死在任上，以及他的後兩任繼任者，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前蘇聯高層全部都是老人執政，當時蘇共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是70歲，60歲以下者唯有戈爾巴喬夫一人，在這種情況下，前蘇聯領導層的老化僵硬的政治情況必須進行改革。
而前蘇聯在經濟層面也是如此，在戈爾巴喬夫之前的「勃列日涅夫」時期，前蘇聯高層大量提拔親信，蘇聯政壇形成了一波以列日涅夫為核心的特權階層。
其貪污盜竊和將國家財產據為己有的現象非常普遍，前蘇聯社會之間也是行賄成風，生產效率低下，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後期，被稱為蘇聯的停滯期和靜止期。
根據俄羅斯專家的估計，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特權階層，已經發展到50萬-7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共有300萬人之巨，約佔前蘇聯全國人口的1.5%，蘇聯的特權階層早已將大量國家財富佔為己有，貪污腐敗的盛行不僅給前蘇聯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還給蘇共黨風以及社會風氣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此時蘇聯已經積重難返，同時長期與美國的爭霸，也讓經濟力量相對薄弱的前蘇聯負擔沉重。
政府威信的下降，讓越來越多的民眾階層以及相當一部分精英階層對政府表示不滿，正因如此，在20年前蘇聯開始改革時，其實是被前蘇聯社會上很多人視為期盼已久的事情的。
按當時戈爾巴喬夫的原話來說:「這一切頗具象徵意義，那個體制本身瀕臨死亡，那個凝滯的老人血液，已經不再具有生命力，我了解賦予我的是什麼樣的責任重擔，這對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負擔，實際上在我被推舉到蘇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時，就已經註定我別無選擇，因為整個國家正期待改革的到來。」
於是在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他對前蘇聯進行了一系列非常激烈的改革，但可惜的是，他所實施的這些改革，缺少宏觀決策和相應的配套設施，加上戈爾巴喬夫仍沒有放棄蘇聯的傳統做法，繼續優先發展重工業，致使經濟不斷下滑，人民生活水平持續下降。
同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還引發了蘇聯特權階層強烈的不滿和社會動蕩，而在經濟改革沒有迅速取得預期成果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又錯誤的把改革的重點轉向了政治領域，實行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消弱和放棄了蘇共的領導地位，在這時反對派趁勢崛起，前蘇聯社會動蕩日益加劇，而蘇共在失去領導地位後，蘇聯的解體就成為了必然。
這在1991年3月27日，前蘇聯進行是否繼續保留聯盟的全民公投中時提現的尤為明顯，儘管有76.4%的蘇聯公民贊同保留聯盟，但其中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亞美尼亞，喬治亞和摩爾多瓦公共抵制公投。
戈爾巴喬夫對政治的過激改革，讓葉利欽等支持分裂的蘇聯高官在政治鬥爭中獲得了優勢，此時蘇聯的解體與否，已經不取決與前蘇聯的人民，而在於蘇聯權力階層中的分裂勢力的手中了。
我們目前一提起前蘇聯的解體，總是願意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戈爾巴喬夫」，但是在當時來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是他的激進是錯誤的，對前蘇聯過於民主的改革，讓蘇共在與反對派分裂勢力的對抗中處於了劣勢，最終讓一個原本強盛的國家消失了。
而前蘇聯人民也沒有盼來他們渴望的美好日子，前蘇聯解體後，其國家工業總產值直接消失了一半，直到新千年俄羅斯都沒恢復到前蘇聯的工業水平，在前蘇聯解體後的頭幾年中，俄羅斯民眾迎來的是更加嚴重的經濟倒退，人民生活都成問題。
每念至此，「天真」總有一種特殊的想法，當人民沒有一個強盛的國家，沒有一個安定、穩固的社會環境時，我們得到的遠比我們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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