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的締造者，是不是站在風口上的豬？

原標題：貞觀之治的締造者，是不是站在風口上的豬？

編後語：

唐朝初年，國家大政大體上沿用了前朝舊制。李世民上台後，在前人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使各項制度變得完善成熟起來，也在國家治理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中國制度史上，李世民雖然不是制度的開創者，但卻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

制度好壞的評判標準，是要看它是否適應於當時的國情。李世民確立的國家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逐漸走向敗壞，最終不得不廢除，為其他的制度所取代。

唐朝的租庸調製、府兵制都建立在均田制的經濟基礎之上。國家把空餘土地分給農民耕種，農民耕種國家的田地，向國家繳納賦稅、服徭役。如果被折衝府選拔為府兵，則要為國家服兵役，為此國家還減免部分賦稅徭役。

但是，均田制實施的關鍵，在於國家手中握有大量無主的空餘荒地。北魏剛開始實施均田制時，北方中原久經戰亂，地廣人稀，所以每個農民授得的土地相當可觀，甚至連婦女、奴隸、耕牛都能授田，這正是北魏田多人少情況的真實寫照。

到了唐朝，耕牛、奴隸、非守寡的婦女都已不在授田對象之列，普通男丁的授田面積也日益降低。而官吏、勛貴的授田份額卻一直水漲船高，授田對象從實任官吏擴大至虛職散官，從高階貴族擴大至低等官吏，甚至連僧尼、道士、工商業者都在授田之列。另外，從北魏到唐朝，國家對於土地買賣的限制也在逐漸放鬆。

唐代均田制的這些變化表明，一方面人口數量在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地主經濟發展壯大，土地兼并也隨之日益嚴重，國有土地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轉化為私有土地。這就導致國家手中的無主荒地越來越少，授田對象卻日益增多，最終造成國家無田可授。到武周末年，均田制已經形同虛設。

在均田制下，儘管農民授得的田地越來越少，但是唐初設立的租庸調定額卻是恆定的，於是輕徭薄賦的初衷就成為泡影，農民肩上的負擔就越來越重。再加上官僚機構日漸臃腫，各項用度日益奢靡，安史之亂爆發後軍費飛漲，這些開支最終都要攤派到農民身上，導致雜稅林立，租庸調製也名存實亡，農民終於不堪重負，大量逃亡。

農民大量逃亡，又導致戶籍管理混亂，而詳盡的戶籍又是實施均田制的前提之一，於是均田制失去了有效執行的依據，最終走向末路。

到了唐德宗時代，宰相楊炎創立兩稅法，以取代不適用的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兩稅法規定：

一、中央按照財政支出制定總稅額，然後再將稅額分攤到各地。

二、居民不論世居還是移民，一律編入現在所居住的州、縣戶籍，在所居住地納稅。

三、徵稅標準，以資產稅取代丁戶稅，資產多的多納，少的少納。商人向經商所在州縣納稅，稅率為1/30。

四、一年分夏、秋兩次交納，夏稅納稅時間不超過六月，秋稅不超過十一月。

五、租、庸、調，以及各項雜稅全免。從徵收實物改為主要徵收貨幣。

兩稅法固然簡潔明了，一段時期內減輕了農民負擔，但與均田制相比，僅僅是國家向民眾的單方面索取，缺少為民置產的精神。兩稅法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加劇了土地兼并。而且兩稅法剛實行時通貨膨脹，到後來通貨越來越緊縮，但是徵稅定額卻不變，從而加重了農民負擔。

府兵制同樣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其核心精神在於利用軍戶的家庭經濟自行養兵，從而減輕國家財政壓力。如果軍戶的家庭經濟拮据乃至破產，便無財力養兵，府兵制也就難以為繼。

唐朝府兵制從高宗後期到武后時期，逐漸走向敗壞。這一方面是因為：唐朝邊疆的戰事時間越來越久，戰線越來越長，導致府兵久戍不歸，軍戶無法負擔如此繁重的兵役。

另一方面，由於均田制敗壞，軍戶授得的土地越來越少，賦稅卻越來越重，家庭經濟拮据，也無法供養府兵。

另外，唐初府兵社會地位較高，到武后時期，值戍京師的府兵經常被貴族官僚借為私家役使，導致社會上以充當府兵為恥。

到玄宗天寶八載（749），折衝府終於無兵可交，府兵制就被募兵制所取代。募兵制招募的士兵長期服役，需要國家財政供養，而且與節度使形成從屬關係，造成邊鎮擁兵自重，引發了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最終導致唐朝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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