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一九七九：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下）

今天雜誌四十周年專輯

陳敬容用「革命語體」翻譯波德萊爾，我以為與當時的中國語境極為吻合，真可以說是恰逢其時，須知波德萊爾詩歌中的革命性與中國的革命性頗有某種微妙的相通之處。據我所知，陳的翻譯不僅直接啟發了朦朧詩的寫作，也啟發了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地下詩歌寫作。

——柏樺《始於一九七九：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收錄於《今天》第82期

後來我讀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他談到一九七零年初冬是一個令北京青年難忘的早春。一些內部出版的圖書，也稱「灰皮書」或「黃皮書」（指當時內部發行的外國文學翻譯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傳，其中有薩特的《厭惡及其他》、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萊爾的詩歌。這一點我後來在陳敬容那裡得到了證實。我還記得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去拜訪陳敬容時的情形，當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於六十年代所譯的波德萊爾一組詩歌給我看時，我讀到了《烏雲密布的天空》中的這句詩：「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這些詩發表在《世界文學》雜誌上（當時好像不叫《世界文學》，而叫《譯叢》或《譯文》），她還對我說，這組譯詩對朦朧詩有過影響，北島以前也讀過。有關陳敬容所譯波德萊爾詩歌對朦朧詩的影響，張棗在前不久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曾這樣說過：「朦朧詩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認為陳敬容翻譯波德萊爾翻譯得很好，但我很少聽詩人讚美梁宗岱的譯本，梁宗岱曾經說要在法語詩歌中恢復宋詞的感覺，但那種譯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詩人。實際上陳敬容的翻譯中有很多錯誤，而且她也是革命語體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語體翻譯過來的詩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讀性，北島他們的詩歌就是朗讀性非常強。」張棗這段話可謂說到了要害上。的確，不同的翻譯語體對創作會有不同的影響。有一句老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換言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翻譯，猶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譯《惡之花》一樣，梁宗岱曾以宋詞感覺譯波德萊爾，卞之琳似乎對梁這種典雅的翻譯文體也不甚滿意，他曾說：「我對瓦雷里這首早期詩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辭》）的內容和梁譯太多的文言詞藻（雖然遠非李金髮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語言所可企及）也並不傾倒??」而陳敬容用「革命語體」翻譯波德萊爾，我以為與當時的中國語境極為吻合，真可以說是恰逢其時，須知波德萊爾詩歌中的革命性與中國的革命性頗有某種微妙的相通之處。據我所知，陳的翻譯不僅直接啟發了朦朧詩的寫作，也啟發了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地下詩歌寫作（後面還將論及）。看來翻譯文本的影響力是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當時這些外國文學的翻譯文本為北島等早期朦朧詩人提供了最早的寫作養料。在一篇訪談中，北島也提到，這些翻譯作品「創造了一種遊離於官方話語的獨特文體，即『翻譯文體』，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學的誕生正是以這種文體為基礎的，我們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這一痕迹不僅在北京詩歌圈中盛行，在上海同樣盛行。陳建華在一篇回憶文章《天鵝，在一條永恆的溪旁》（此文是為紀念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所作，發表於《今天》一九九三年第三期）中也有過詳細記述。朱育琳是當時上海地下詩歌沙龍中的精神領袖，他精熟法語和法國文學，陳建華也屬這個沙龍的一員，其中還有錢玉林、王定國等人。陳建華認為朱育琳是一個天才的譯家，他把波德萊爾譯到爐火純青的境地。他把譯波氏認真地當作一種事業，他於一九六八年被迫害致死，但他留下的八首波德萊爾譯詩卻成了陳建華手中一筆小小的文化遺產。據陳建華回憶：「一次談到波德萊爾，他問：『藝術是什麼？』看到我們都愣了，他神秘兮兮地說：『藝術是鴉片』。並引用波德萊爾的詩句，認為藝術應當給人帶來『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接著陳建華還談到一次私下朗誦會：「最難忘的是一九六七年秋天在長風公園的聚會，老朱、玉林、定國和聖寶都在。我們划船找到一片草地，似乎真的是一片世外桃園。大家圍坐著，由定國朗誦老朱帶來的譯作——波德萊爾的《天鵝》。這朗誦使我們感動，且顯得莊嚴。我們稱讚波德萊爾，也讚美老朱的文筆。」

在那個年代，不僅北京、上海在秘密流傳著波德萊爾的詩歌，即便是在我的家鄉，偏遠的重慶，也有一個類似的文學沙龍（這種文學沙龍遍及當時全國各大城市，隨便舉個例子：如北京有徐浩淵的沙龍，南京有顧小虎的沙龍，這類沙龍有些共同點：那就是交流讀書感受，談論政治與哲學，背誦西方翻譯詩和富有文採的小說片斷，欣賞外國油畫及練習美聲唱法，當然有時也成群結伴地去風景地遊歷），其中也有一個類似的青年導師馬星臨，他狂熱地閱讀著波德萊爾的詩歌和巴烏斯托夫斯基的詩性散文與小說，而他的口頭禪（幾乎每一次主講文學感受時都掛在嘴邊）就是陳敬容所譯波德萊爾那句詩「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的確這種藝術的歡樂在當時是那麼秘密，那麼具有對抗性的個人姿態，而這姿態又那麼迫切地期待升華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鐵更加刺人心腸。這句詩幾乎成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詩人們的接頭暗語，它更多地代表了當時個體生命的感受性，它是這一特定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下的集中精神之表達。它也在一種中國式的浪漫主義情懷下成為一個只可意會不能言表的豐富象徵。這象徵混合著俄羅斯文學，在中國尤其引人注目，為此，我得在這裡宕開一筆多說幾句。

只要是那個時代過來的文學青年，眾所周知一本赫赫有名的書《金薔薇》，它曾一度成為我們心照不宣的美學座右銘，至少據我所知，它曾是當時重慶文學青年寫作的標準和理想。

在馬星臨（一個六十年代的抒情詩人，也是一個薩特筆下註定被人遺忘的自學者或朱學勤稱之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帶領下，僅僅一個早晨，重慶詩人們就去書店每人買下一本《金薔薇》。馬星臨一邊朗誦著他那感傷並鋪滿炭渣的「大竹林」（他七十年代寫下的詩），一邊朗誦著他心愛的巴烏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一個下午他流著淚對我們朗讀巴烏斯托夫斯基《雨蒙蒙的黎明》：（下面這一大段有必要全引，他是馬星臨「美」的核心，這核心呼應著「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

??

桌上真的放著一本打開的書。庫茲明站起來，彎下身子俯在書上，一面聽著門邊那急促的低語和衣服的蟋蟀聲，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卻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道路輕輕飄向遠方，

在遠遠的路上，

頭巾底下閃過一道目光??

庫茲明抬起頭四處打量。低矮的溫暖的房間又引起了他想在這小城留下來的願望。

這類房間給人一種特別淳樸而舒適的感覺，即如那懸垂的在餐桌上的燈盞，沒有光澤的白色燈罩，一幅畫，畫著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隻狗，畫上面掛著幾隻鹿角，一切都這樣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時尚了，但它使人進來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切，連那淺絳貝殼做的煙灰碟，都說明了那種和平的、久居的生活，於是庫茲明又想了起來：假如留在這裡該有多好啊，留下來，像這所老屋的住房一樣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該勞動時勞動，該休息時休息，冬去春來，雨天一過又是晴天。

??

旁邊，是那本打開的書——勃洛克的「道路輕輕飄向遠方。」鋼琴上有一頂小巧的黑色女帽，一本用藍色長毛絨作封面的貼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時興。還有一隻小手錶，配著鎳錶帶，隨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聲地走著，正指著一點半。還有那種總是帶著點兒沉鬱，在這樣的深夜格外顯得沉鬱的香水氣味。

一扇窗子開著。窗外，隔著幾盆秋海棠，有一叢帶雨的紫丁香閃耀著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絲在黑暗中切切私語。鐵溜檐里，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

庫茲明傾聽著雨滴的敲擊。正是在這時候，在夜間，在陌生人的家裡，在這個幾分鐘後他就要離開而且永遠不再來的地方，一種時光一逝不復返的思緒——從古至今折磨著人們的思緒——來到了他的腦中。

「我這樣想，怕是老了吧?」庫茲明想，把臉轉過來。

房間門口站著一位年輕婦人，穿的是黑色的連衣裙。??

馬星臨反覆讀著這一段，對我們侃侃而談，讓我們一次再一次體會生活中不易覺察的美，即使這美是常見而易逝的：奔波的旅人，書中的庫茲明在一個深夜走進一位素不相識的婦女的家裡，他那種神秘莫測的激動、突然的惆悵、和平的溫暖和即將成為往事的會面，這一切彷彿就是生活中難於啟齒的悄悄流逝的愛情。他情不自禁地對我們費力而執著地傾注著，恨不得一個下午就把他一生的全部藝術心血——一個有血有肉的巴烏斯托夫斯基注入我們的心田。這其中當然有著他那個時代特有的性壓抑的聯想，一種以私人情感發力的對抗美學或傑姆遜所說的「民族寓言」。隨著這中蘇互文的熱忱聯想，馬星臨顫抖起來，輕輕說出：「道路輕輕飄向遠方」（勃洛克），我一貫激烈流動的血液似乎開始慢下來，我天生快速的詩行受到「輕飄飄」的緩衝。他「衰老的」獨白已接近黃昏，突然，他做了一個相當誇張的手勢，長長的手指猛地將長發向後一梳，當眾站立，一手高舉：「俄羅斯、俄羅斯??」然後又用他已出汗的手指輕輕觸動我的膝蓋（以示提醒）。馬星臨變著戲法達到了他的目的——抒情或刺人心腸的目的，而不是「雨蒙蒙的黎明」的目的。他當時的年齡正直逼五十歲，他的周圍是一些二十多歲的青年。

不久，我避開馬星臨閱讀著巴烏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連貫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寧式的抒情風采（關於巴烏托夫斯基對蒲寧的模仿，我多年後在柏林還問過一位俄羅斯教授，他是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爾斯塔姆專家，他與我的理解一樣，既然有了蒲寧，巴烏托夫斯基就失去意義了）。他是一個典型的浪漫主義作家，一個從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個對大自然充滿興趣和對人懷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裡有女人的愛，有對兒童的關心，有對美的崇拜和對青春的忠誠；哪裡的善行、人性和團結氣氛被認為具有最高的價值，新社會就會在哪裡出現，他追隨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並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說中斷言：「一個人如果不知道什麼樣的草生在林間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從哪兒升起；不知道白樺樹葉和白楊樹葉的區別，不知道藍帽鳥是否在冬天遷徙；不知道黑麥什麼時候開花，什麼樣的風帶來雨，什麼時候發生乾旱，他是寫不出書來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經歷過日出前的風或十月露天里漫長的夜，他是寫不出書來的。」

他這些浪漫主義觀點貫穿一生，明顯地吸引了眾多讀者。他的書在前蘇聯銷售量創下了高紀錄，他的新書一出版，人們像過節一樣爭相購買、歡呼雀躍。而且他對五十年代的蘇聯年輕作家影響很大，並對中國五十年代以來的青年也產生過極大影響，他在中國擁有大量的現在並不年輕的終身追隨者。又譬如當年重慶野草畫會創始人之一張奇開，有一次對我說：「現在已是二一世紀了，但馬星臨仍然始終認為巴烏斯托夫斯基的文學感受力絕對是頂尖的而且是無與倫比的。」

《金薔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學ABC一類的書，一本浪漫主義的優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闡述了他對小說藝術的看法。而這本書在馬臨星不遺餘力的渲染下卻成了我及許多重慶年輕詩人們的藝術聖經。可惜兩個月後，這本藝術簡易讀物就被蒲寧徹底替換了，就像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詩人一樣，兩個月後我們也徹底拋棄了馬星臨。但「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卻在《金薔薇》的「變形記」中被我們銘記，一個時代（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最終被濃縮在這句詩中。

接下來波德萊爾這種影響並未消退，如在海子身上我們同樣看到了一種「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他甚至將此歡樂推向極端。他書寫「大火」、「無頭英雄」、「斧子劈開頭蓋骨」、「我像火焰一樣升騰」、「太陽砍下自己的刀劍」、「萬人都要從我刀口走過」等這一系列的「歡樂頌」。在他逝世前，他曾在《世界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在文章中，他說「從荷爾德林我懂得，詩歌是一場烈火??荷爾德林，早期的詩，是沉醉的，沒有盡頭的，因為後來生命經歷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來——，詩就短了??像大沙漠中廢墟和斷頭台的火磚??」這些文字雖是談論荷爾德林的，我卻讀出了波德萊爾式的冰和鐵，讓我見到他更像一個爭分奪秒燃燒的波德萊爾。在燃燒中，他為中國文學引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西式閃電速度和血紅色彩，這速度和色彩在他內心是如此光華逼人，以致於他的一切生活甚至生命都被這火焰焚燒了。心靈升向天空，肉體則擱淺大地。海子這種冒著烈火出入於天堂地獄的英勇決心也與波德萊爾一樣，有一種弗洛伊德所說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衝動，為此他們都達到了一種自虐式的極樂（beatitude）狀態。說到死本能，弗洛伊德就是一個日日被死亡纏繞的人。四十歲後，他便幾乎天天想到死。按弗洛伊德的一般之表述，人對於死是毫無辦法的，因此面對死亡這個母題，才覺得有許多話要說，而傾訴這些話語的最佳去處，莫過於文學，尤其是詩歌。因此，嘔心瀝血演唱苦難與死亡之歌的詩人不在少數。而死本能是一種趨向毀滅和侵略的本能衝動，這個衝動一開始都是朝向自己的。弗洛伊德認為死本能就是要驅策一個人直奔死亡，因為死才能使他真正平靜。只有死亡，這個最後的休息地，才能使他完全解除緊張和焦慮。而海子也正是由於這一死本能的偏執與衝力，最後親身赴死，以他年輕的生命完成了波德萊爾「某種積極的至福狀態存在的可能性。」（艾略特語）為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可能性或這一特徵對中國新詩的影響是非常引人矚目的，它斷斷續續已持續了接近百年（如早期的李金髮等），看來波德萊爾的「精神繁殖力」依然盛大不衰。它從我的一九七九年開始，從陳建華們的一九六六年開始，從馬星臨的重慶七十年代初開始，當然也從北島的《今天》開始，直到八十年代的海子等，它一直以「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撞擊著一代又一代詩人們的心靈。（完）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第三次改畢於成都

作者：柏樺

題圖：Forest，Vladimir Tatlin 繪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維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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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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