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一個曾經非常嚴肅認真的老編輯的心聲

昨天一條消息吸引了我，「因刊登性侵嫌犯文章，《紐約書評》主編伊恩·布魯瑪離職」。

伊恩·布魯瑪，荷蘭作家，編輯和歷史學家。

消息稱，目前尚不清楚是布魯瑪本人主動離職還是被解僱。而這一決定就發生在《紐約書評》發表了題為《熱點話題的反思》的文章之後數日。這篇文章是《紐約書評》專題「男性的倒掉」其中一篇，作者是曾被指控性侵的前加拿大廣播公司明星主持人簡·戈梅西。《紐約書評》刊發這篇文章以及伊恩·布魯瑪隨後接受的採訪引發了爭議，以及罷免呼聲。

而伊恩·布魯瑪的離開，距離他正式就任《紐約書評》主編正好一年。

我有些遺憾和意外。伊恩·布魯瑪是我喜歡的一位作者。他的《零年：1945》，讓我第一次閱讀到「解放」的殘酷性一面，一個獨特的了解二戰和新世界的角度，關於廢墟，絕望，復仇，審判，重建的故事，以及普通人的殘酷命運。這本書中文版出版後，曾經獲選新京報書評周刊年度好書。

《零年：1945》-[荷]伊恩·布魯瑪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但是，作為曾經的媒體人，我非常理解並贊同伊恩·布魯瑪在《紐約書評》即將迎來55周年前夕，因發表這樣引發爭議的文章離開《紐約書評》，無論是主動辭職，還是被解僱。

1963年創刊的《紐約書評》，一開始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的評價」，而是從書勾連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個層面，實際上是思想文化評論，它已經成為是美國知識界自由主義的大本營，有著鮮明的色彩立場。薩特、桑塔格、漢娜·阿倫特、托尼·朱特、奈保爾、庫切等都曾是或仍是《紐約書評》的撰稿人，包括伊恩·布魯瑪自己。

媒體刊發的文章引發爭議，很正常。但此番引發爭議的文章和作者，恰恰與《紐約書評》的傳統智性和自由主義立場相悖——2017年12月，在全美範圍內引發了對性騷擾的憤慨的「打破沉默者」當選《時代》雜誌2017年「年度人物」——在接受採訪時，布魯瑪承認紐約書評中並非所有員工都同意刊登該位作者的文章，但布魯瑪卻聲稱一旦文章發表，書評所有員工是「粘在一起」的整體。

這簡直就是以個人偏好綁架刊物和編輯部其他成員的立場。

「更討厭的是，此人還穿錯了上裝：『他在牛津穿著卡羅尼板球俱樂部的上裝。我問你——你還能想到比這更狹隘、更愚蠢的么？』這聽上去就像《中途航道》的開篇。我覺得弗倫奇說對了：但激起這失衡的怒火的原因，半是觀念，半是儀錶……」

伊恩·布魯姆自己給帕特里克·弗倫奇的《世事如斯：奈保爾傳》一書寫的書評里的話，完全可以用來評論他自己刊發簡·戈梅西文章引發的憤怒上。從此各自天涯，布魯瑪繼續當自己的作家，《紐約書評》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也挺好。

我自己曾長期在媒體業服務，雖然服務的媒體都無法與《紐約書評》比，但也正是《紐約書評》《紐約時報》這樣的標杆存在，讓我從事自己的職業時能有所追求，也因這種努力曾經擁有過一定的職業尊嚴。

一個合格的編輯或主編，應該如何處理個人志趣和平台價值追求之間的關係？我在自己的媒體職業生涯中曾經有很深的感悟。

較早的時候，我所在的編輯部一位編輯與記者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查問，原來是編輯壓下了記者約來的許多稿子。記者非常氣憤，而編輯也滿肚子委屈。編輯說，朱老師，我要發了這樣的文章，我的老作者們就再也不會給我們寫稿子啦。我要過扣發的稿子一看，確實如編輯所言，後來在采編會上，我明確表態支持編輯的做法。

畢竟，每一份嚴肅媒體都有自己確定的追求，正是對自己追求的目標的堅守，才與作者、讀者形成了長期信任關係，贏得了作者、讀者也贏得了尊嚴。價值觀上的模糊不清，左右搖擺，是對媒體的嚴重傷害。

某一年，我審稿時發現分管的微信，三天兩頭髮一位作者的文章，翻查過去的內容，也有這種情況。雖然這位作者是一位著名作家，但他的東西也不能發得如此頻密啊？難道要把一個公共平台辦成一個著名作家的粉絲俱樂部么？仔細一了解，才知道編輯是該作家的鐵粉，跟作家之間有比較好的個人關係，也就近水樓台先得月了。

那哪能行？這是公共平台，不是私人會客廳。

曾經有一位年輕編輯，出於自己的左翼立場，約了一位上海的當紅學者，寫了篇談西方左翼的文章。審稿時我發現，這位學者的文章，竟然罔顧歷史事實，暗度陳倉。文章有明顯史實和邏輯錯漏，甚至價值觀與我們平台追求相悖，卻因作者的身份背景而被編輯無視，如果刊發出來，不僅會讓我們無地自容，並讓平台背鍋。我斷然拒絕並嚴厲批評了編輯和審稿人，也因此讓編輯和作者心懷怨恨。後來該學者說我們編輯部「搞小圈子」「山頭主義」，只肯發自己喜歡的、立場相似的，而不肯發立場不同的作者文章。我聽了只有笑笑。拒絕簽發這樣的文章，不就是我服務的媒體對我的職業操守和專業素要要求么？於我個人，我還要臉皮呢，走南闖北還怕被人戳脊樑呢，真要發了這文章，不僅臉皮沒了，脊樑斷了，對於服務的媒體，也是個時不時會被人拎出來說的污點。一個堂堂政治學學者，竟然連這個都分不清。看如今這位學者的變化，讓我愈發感到慶幸。

我們的媒體和旗幟鮮明的《紐約書評》不太一樣，但在氣質追求上，也可以有相似的努力。我對氣質成型的媒體平台主動刊發個人偏好但與平台主旨追求不同甚至相悖的文章，向來抱有警惕，決不允許自己或者編輯部任何成員以自己個人志趣愛好甚至個人關係，綁架編輯部和服務的平台。因為媒體不是個人博客或者個人公號。當然，和《紐約書評》《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不同，我們的職業生涯中也有特別的情況，但這種情況，關鍵看你是積極主動，還是消極被動無可奈何。如果前面所述個人志趣都無法控制的話，遑論其他了。

至於那些一時無法用正確或錯誤簡單來定義或還在發展中的爭議人物熱點事件，媒體介入的方法節奏很重要。我們傳統的做法，一定不會像布魯瑪那樣直接約請爭議當事人撰稿，儘管布魯瑪自承「我關心的是一個被判無罪的人身上會發生什麼，他或許應該遭受大眾羞辱，但這樣的羞辱應當持續多久，採取何種形式」，但是，恰恰是這種爭議性當事人個人撰稿，最終容易成為一個人的自我辯護，而平台也因此需要背上巨大的風險。

曾經有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連夜給他看重的兩家媒體發來稿件，要求刊登，其中一家全文照登，另一家，則出於專業要求，提出不能全文照登，必須由記者來採訪，哪怕通過記者採訪呈現當事人的觀點和立場，也不能由當事人自己來寫。因當事人拒絕，這家媒體最終未刊發這篇稿子，而事態最後發展的結果是，刊發這篇稿子的媒體，後來成了笑話和隱痛。

除了記者採訪，還有一種可能的介入方法，就是由媒體約請相關專業人員來撰寫。

不僅是文章，一些作者哪怕他最有名，能帶來巨大流量，如果帶有某種與服務的媒體明顯相悖的價值色彩，我服務的媒體或者分管的業務，基本上不會讓他的名字出現，我覺得出現就是對平台價值追求的玷污，也是對支持我們的作者和讀者的羞辱——除非他投書指出我們的報道有明顯事實錯漏。道不同，自然不相與謀。志同道合，方能引其類。

如今自媒體時代，喧騰的自媒體追隨熱點，用奪人眼球的標題或不負責任的誇張內容來爭奪流量，也讓一些傳統媒體以及它們辦的自媒體砰然心動。

自媒體時代，沒有態度就沒有流量沒有關注。態度是什麼？就是你的價值追求，就是你在內容採集編輯過程中的職業精神和專業素養。這點，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傳統媒體辦的自媒體，抑或是嚴肅的個人自媒體，本質上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具體的呈現形式和發布渠道而已。嚴肅的有態度的平台，並不一定就缺乏讀者和流量，可以追熱點，但即便是遠離熱點的有態度的深度思考，也會有很好的流量。這點我在最後的職業生涯里有深刻體會。關鍵是，身為平台的編輯，尤其是內容編輯負責人，應明白自己刊發的文章對於守護平台價值追求的責任。不能被個人志趣偏好左右，也不能一味追熱點而被流量的壓力摧毀。行穩方能致遠，這穩就是態度就是價值追求。這是一種對自己也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是一個曾經非常嚴肅認真的老編輯的心聲。

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與道合者大。

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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