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鴻勛：懷念金老

原標題：侯鴻勛：懷念金老

（一）

我在一九五零年考上中山大學哲學系時就聽說過金岳霖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著名的邏輯學家，清華大學教授。中大哲學系講邏輯學的老師容汝熀先生曾是金先生在清華時的學生，他在講課時曾經常談到金老。可惜我當時無緣一睹金先生的尊容和風采。

（二）

一九五三年全國院系調整，我國八大院校的哲學系皆調整調到北大哲學系。一時間北大哲學系聚集了全國哲學界的「精英」，真可謂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在這裡，最為耀眼的當然是金先生，他是合併後的北大哲學系的系主任。金先生在主持會議時說話並不多，但言簡意賅。

金先生個子甚高，清瘦，近視，怕光，外出時頭上總是戴著一頂配有墨鏡的遮陽帽。他經常手持一根文明棍，有時是西裝革履，有時還在外面罩上一身中式長袍。在他身上雖是中西合璧的裝束，但總是透出一股紳士氣派。他說話時總是一板一眼，不急不慢，吐字清晰，令人聽起來很有親切感。

一九五五年我被選送去蘇聯留學，在我離開哲學系之前，金老曾親切地接見過我，與我談過話，勉勵我好好學習，回來後好好報效祖國，為人民服務。

（三）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初，我從蘇聯回到了祖國。一九六一年四月初，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工作。我到哲學所報到後，金先生以副所長的身份親切地接見了我。那次接見是在建國門內原學部大院8號樓金先生的臨時寓所進行的。我注意到，先生寓所里唯一的飾物是擺在辦公桌上的用異常精緻的相框框著的照片——林徽因青年時的照片。照片上林女士確實很漂亮。先生對我的來所工作表示熱烈歡迎，並勉勵我好好工作。先生知道我是廣東人，因而說了幾句廣東話，還說到他喜歡廣東粵劇，並說他與紅線女有些交往，說紅線女唱得實在太美了。談話間我覺得他的親切待人、儒雅風度依然不減當年。

（四）

20世紀60年代的頭幾年裡，隨著「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過去，國民經濟情況的逐漸好轉，人民生活狀況的逐步改善，加強階級鬥爭的喊聲也越來越高，國際上高舉「反帝反修」旗幟，國內大抓階級鬥爭。

哲學所的行政人員和研究人員，除老弱病殘者外，都參加農村的階級鬥爭——「四清運動」去了。沒有下鄉的人，基本上都是「老先生」。在當時，所謂「老先生」，雖然是尊稱，說他們是有知識的老人，但實際上卻帶有一定程度的貶意，意指他們是「舊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就是說，他們是舊社會培養教育出來的、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同時他們中的大部分又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是學有所長的專家學者。因此，他們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造世界觀，使之成為具有馬列主義科學世界觀的、能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新知識分子。

哲學所的「老先生」相當多。除劉及辰先生（曾留學日本）是《哲學研究》編輯部的以外，其餘的都集中在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和邏輯各組。中國哲學史組有容肇祖、王明，西方哲學史組有賀麟、楊一之、溫錫增、王玖興、管士濱，邏輯組有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禮全。這三個研究組的「老先生」合在一起，組成一個「老先生組」進行政治學習。我是新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當然不屬於「老先生」範疇，但我有病，不能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因此，只好安排在「老先生組」參加學習，與「老先生」為伍了。這就難怪後來在「文革」中有一些大字報上，不僅稱我為「蘇修苗子」，而且在稱「老先生」為「遺老」時，也把我置於「遺少」之列。

「老先生組」的11位老先生大部分都住在東城區乾麵衚衕15號新建的大樓里，只有溫錫增和王玖興兩位住在別的地方。這樣，集中學習是比較方便的。一般地說，每月集中學習一次，地點主要是在賀麟先生家中，但偶爾也在金岳霖先生家。會議的召集人是金先生，我做會議記錄。這些「老先生」開會都很守時。在金先生家開會時，他家的服務員老汪總會給大家準備茶水，而在賀先生家開會時，賀師母黃人道先生也是一樣茶水招待，有時還會端上一些點心請大家吃。他們兩家都有沙發及軟椅子可坐，大家坐定喝茶、寒暄之後正式開會。這種學習會「老先生們」開得都極認真，專心學文件，聽讀報，談心得體會。會上大家踴躍發言，從無冷場現象。他們發言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重在說理，溫文爾雅，從不大放厥辭，張牙舞爪。由此亦可看出，雖然他們當年西裝革履的英姿早已不復存在，但其溫文爾雅的學者風度猶存。

對於老先生組的學習，有人半開玩笑地說：「當所里的大部分人都到農村『滾泥巴』的時候，你們這些老先生卻在『滾沙發』！」這似乎有些不平之意。但這是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毫無辦法。

記得有一次，黨內的老同志周景芳把我找去，對我說：你們組（指西方哲學史組）的老先生，留過學，外文好，但馬列水平差，寫文章、專著有難處，不過，搞翻譯卻是他們的優勢，因此，可以發揮他們的專長，讓他們搞些翻譯，讓他們考慮好想譯什麼，做個計劃報給組織，每年都要報個計劃。後來，周景芳還出席過一次老先生會，並將此意見給大家說了一遍。自那以後，我們西方哲學史組的五位老先生都照著這個「指示」辦：在年終每人報告計劃執行情況和來年的計劃。這種做法一直執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後來便自動停止了。

老先生們覺得，能讓他們搞翻譯，這無疑是極大的好事。於是，他們翻譯得極其認真，在1966年「文革」之前的3-4年裡，翻譯了不少西方哲學史方面的名著，例如，賀麟、王玖興合譯的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楊一之翻譯得黑格爾的《大邏輯》、溫錫增翻譯的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管士濱翻譯的霍爾巴赫的《自然的體系》。這些西方哲學史上的名著，後來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並被收入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老先生們翻譯出版的上述西方哲學名著，代表著他們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哲學史研究作出的重大貢獻，其功不可沒。這些名著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老先生們都分別贈送我一本，而且在扉頁上端端正正地題字，簽名留念。老先生們的這些贈書，對我這個後學者來說，是非常珍貴的禮物，而且也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一直把它們珍藏在書櫃里。我有時（尤其是在退休以後）會把它們取出來翻閱一下，那怕是看上一眼。而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起這些可敬可愛的老先生的音容笑貌，會回想起我們在「老先生組」一起度過的那些極其難得而又難忘的時光。我也會由這些老先生而聯想到其他一些令人敬愛的老先生、老師長——金岳霖、容肇祖、王明、汪奠基、沈有鼎、周禮全。

有人對我說：你能有幸與「老先生們」在一個組相處，這也是一個緣。信夫？！

這個「老先生組」一直存在到「文革」開始後不久為止。在這數年期間，金先生一直是學習組的召集人。在會上，他總是以主持人的身份，說聲「現在開會」，到會議結束時則說聲「散會」。會議過程中，他幾乎總是沉默不語，閉目靜聽，偶爾也會插上一兩句話，但從未做過長篇大論的發言。他這位大思想家、著名邏輯學家，究竟想些什麼？恐怕誰也不會知道，這對我來說至今仍然是個謎！

二零一零年六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