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僅建過半打房子」，卻成為現代主義建築流派最不可忽視的「異見者」

美國建築師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於當地時間 2018 年 9 月 18 日在家中去世，享年 93 歲。

在給《建築師報》（The Architect"s Newspaper）的聲明中，文丘里家人表示：「羅伯特·文丘里在家中因病安詳離世，他的太太、伴侶 Denise Scott Brown 和兒子 Jim Venturi 都在其身邊。家人將在接下來幾周時間籌備追悼儀式，追思他的一生。」

距離文丘里正式退休已過去六年，在他長達六十餘年的職業生涯中，1991 年斬獲的普利茲克建築獎，以及 2016 年頒給他們夫婦二人的美國建築師協會金獎，都足以將他推向建築界最尊崇的地位。

但和柯布西耶一樣，他又不完全是一個憑靠建築作品說話的建築師。相較於母親住宅、西雅圖藝術博物館等代表作，很多人更願意將他看作是 20 世紀後現代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學家之一。

他與太太斯科特·布朗以及學生合著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 and Complexity）和獨寫的《建築的複雜性與矛盾性》（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也被認為是發起後現代主義運動，以打破在 20 世紀佔據主流的現代主義統治地位的重要著作。

在那個富有自由和反叛精神的 1960 年代，「do your own thing」成為一個時髦的說法，反傳統的價值觀在美國年輕人中流傳開來，人人都爭搶著做嬉皮士。

漫延至建築領域，兩次世界大戰後，現代主義建築成為世界主流，文丘里以異見者的姿態出現，用戲謔的口吻，將現代主義建築師密斯·凡·德羅的宣言「少即是多」（less is more）改寫為「少即乏味」（Less is a bore），似是湧來一股衝撞包豪斯的霸道與刻板的新鮮力量，讓很多人記住了他。

甚至不少後來人還提出，反觀文丘里的建築設計，和他的理論相比，倒是要遜色不少，且認為他的設計，也很少能反映他的理論。建築評論家、作家湯姆·沃爾夫也將文丘里稱作是「賣弄學問的人」，「一生僅僅建過半打房子」。

文丘里出生於費城，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贏得了美國建築研究院的獎學金。

他曾在斯托諾洛夫、沙里寧等人的事務所任職。在為母親設計、建造完私人住宅之後，文丘里於 1964 年成立了自己的事務所。

母親住宅，也是他生涯最知名、也最傑出的作品。

1959 年，羅伯特·文丘里的父親離世，母親 Vanna Venturi 決定用留下來的財產建一座宅子。

造這幢住宅時，正是 1960 年代初，也是現代主義建築在美國風頭正勁的年代，街上到處都是一排排密斯·凡·德羅式的玻璃盒子。

母親像所有甲方一樣對兒子提出了建造要求，形式是要相對簡約，但也不能像流行的現代建築一樣，冰涼刻板，和她收藏多年來的古董傢具不相匹配。

在母親的鼓勵與要求下，這幢宅子處處可見文丘里對後現代主義設計的放手一搏。「這是我的母親住宅，它有很多層面，運用了必要的符號來表達信息，體現了對建築作為一種遮蔽物的理解。」 文丘里說。

住宅採用了破頂的手法。山牆的正中央留有陰影缺口，似是將建築分為兩半，而入口門洞上方的裝飾弧線，似乎又有意將左右兩部分連為整體，成為互相矛盾的處理手法。 這種原本古希臘傳統的山形牆結構，在建築中並無實際支撐作用的設計，以及兩邊門窗採用的非對稱構造，創造出一種蹺蹺板模式的平衡感。

而為了讓年近 70 歲的母親免於爬樓梯的辛苦，文丘里幾乎將所有功能性空間都設在了一樓。住宅中央是寬敞的起居室，左邊是卧室和衛浴，右邊是餐廳、廚房和後院。

一層布局乍看之下的不對稱、不和諧，其實是他為了克服房屋中心樓梯和壁爐之間的兩相衝突所做的妥協。

母親住宅有兩處特別矛盾的地方，第一是入口既大又小，門洞開口很大，而凹廊進深很小。另一個是二層後側既開敞又封閉，開敞的半圓落地窗和高大封閉的女兒牆。

羅伯特·文丘里自稱是「設計了一個大尺度的小住宅」。因為大尺度在立面上有利於取得對稱效果，而大尺度的對稱，在視覺效果上會淡化不對稱的細部處理，平面上的大尺度也可以減少隔牆，使空間更為靈活且造價合理。

房子蓋好後，他很快就寫出了《建築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在介紹這個作品時，文丘里寫道：「這是一座承認建築複雜性與矛盾性的建築，它既複雜又簡單，既開敞又封閉，既大又小，某些構件在這一層次上是好的，在另一層次上不好……」

整個建築不滿看似熟悉的傳統元素和均衡分布的空間，卻有著種種不合比例，跳出常規的設計，簡直就是這本書名的真實寫照。

母親住宅，後來也被認為是第一幢「後現代主義建築」。

幫助文丘里確立「反叛者」身份的，是 1966 年著作《建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的出版。

他在書中提出，「簡單不成反為簡陋。大事簡化的結果是產生了大批平淡的建築。「少」使人厭煩。」

他以多立克神廟為例，試圖說明，能深刻有力地滿足人們心靈需求的簡單之美，都來自內在的複雜性，書中也絲毫不掩飾他對於巴洛克風格，尤其是洛可可風格的偏愛。

多立克神廟的簡單，是通過它著名且精美準確的幾何曲線與柱式的內在矛盾和對峙形成的，真實的複雜形成了明顯的簡單。當後期的神廟失去雜性時，簡單變成了平淡。

這個觀點的提出，使得文丘里成為與 20 世紀美國建築設計的現代主義主流分庭抗禮的急先鋒。

當時，現代主義建築師們主張功能主導、簡約設計，視歷史和傳統為包袱，堅持消除建築設計的地域風格。

反對者則認為，現代主義企圖通過建築革新來改變個體，使建築師和規劃師成為主宰人們生活方式的權威。單純考慮實用性的現代建築過於冷漠，不合人性，且脫離文化和歷史之後，大量生產令建築和城市變得千篇一律。

但這群反對者的聲勢顯然是要弱一些，在那個年代，少有建築師敢於站出來為美國設計點別的。

文丘里認為，現代主義建築語言群眾不懂，而群眾喜歡的建築往往形式平凡、活潑，還帶點「膚淺」的裝飾和歷史典故，更親切舒適，也更能感染普通的人。

就像他在《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中呼籲的，建築師應該向看似低俗的拉斯維加斯學習，夾雜著種類多樣的建築，多姿多彩的街道，繽紛的商店招牌，滿街的速食店等，恰恰反映了大眾的喜好。

建築師 Sean Griffiths 在本周寫的一篇追憶文丘里的文章中就提到，「這些放在今天都是主流觀點，但在 1960-70 年代，這就是挑釁味十足的觀點，甚至在1990 年代中期，對文丘里夫婦作品的公開讚賞，仍舊被認為是一種挑釁的姿態。」

很多人都把《建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看作是後現代主義建築思潮的宣言，但湯姆·沃爾夫卻認為，文丘里並不是以一個反叛的形象出現，「而是在集合體的牆頭上靈活地跳躍」，「宣言哪裡有溫和的？」

在他的描述中，文丘里是新時代的古典建築師知識分子，「他年輕、修長、談吐文雅、酷、善諷刺、有禮貌、有教養、有分寸、學問淵博，對現代建築熟悉。」

從《建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一書中引用的案例，也能一窺文丘里對現代建築的態度並非是一概批判的。

比如路易斯·康，在他心中就頗有分量，也是對其影響最深的建築師，他經常引用「建築必須既有好空間，又有壞空間」類似的路易斯·康名言。而勒·柯布西耶和阿爾瓦·阿爾托也被他稱作「 20 世紀最偉大的建築師」，認為他們「反對簡單化實現了總體中的複雜性」。只有密斯·凡·德羅的作品，才被他總是當作反面教材進行批判。

你可以說這是文丘里的聰明之處，也可以說是他周到的風度禮儀，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對現代建築理論的基礎本身提出異議，他只是主張模稜兩可而不是清晰明確，反對「非黑即白」，強調建築的豐富性。

關於「要把房子造得親切易懂」，「要置於豐富的現實生活中」之類的理論，文丘里有過很多論述。

但直到《建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出版的時候，除了母親住宅，他僅有的作品是為費城貴格教會的老年人建的公寓，還與布魯諾·托特建在柏林的紅色立面工人住宅有幾分相似。

文丘里試圖在看似平衡對稱的外形下，突出建築的矛盾感，比如「庸俗」的大字招牌、門口突兀的立柱和上層拱窗設計，還利用一些細節處的裝置來批判現代社會和諧里的假象，就像頂樓設計的那個毫無實際功用的電視天線，就是隱喻用電視來支配老人生活。

他總是喜歡沿著古典主義建築的路子玩一些小嘗試小突破，比如在大體對稱的結構中植入不對稱的細節，母親住宅是個典型例子，印第安納州哥倫布消防隊四號大樓也是一樣。

1960 年代後期，文丘里受邀為哥倫布市設計一個消防站，他的設計意圖很直白，設備室放在一邊，生活區放在另一邊，中部是一個凸起的巨型軟管幹燥塔，頂部裝飾著金色的「4」號數字。

白色釉面磚覆蓋了建築物的大部分前部外立面，邊緣處改用紅色，門窗依需求而開，創造非對稱構造，也算樣式獨特。

不過，後現代主義建築誕生於反叛的年代，反思現代主義建築，主張尊重普羅大眾的品味，還企圖重新尋回歷史在建築設計中的定位。然而，這種經常帶有諷刺和幽默的設計手法，不時被認為流於表面、過於誇張滑稽和欠缺品味，因此，在 1980 年代後便不再流行。

除此之外，文丘里與太太還參加了不少博物館的設計項目，包括英國國家美術館的賽恩斯伯里別館擴建項目、西雅圖藝術博物館的重建項目、休斯頓兒童博物館以及聖地亞哥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擴建。

其中，賽恩斯伯里別館的擴建，被看作是一座完成度極高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別館佔據了特拉法加廣場的最後一處公共空間，位於國家美術館主館的西面，建築形式結合了現代主義、當代建造與英式古典主義，在鋼、石頭與玻璃的混合運用下，還不乏象徵性與歷史背景的融入。

也正是在賽恩斯伯里別館落成的那一年，文丘里拿到了普利茲克建築獎。

1960年，文丘里與太太斯科特·布朗相識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當時他們都在賓大任教。在 1964 年成立自己的事務所後，兩人一起從 1967 年運營至 2012年，不管是建成作品、學術研究還是文本創作，都是二人合力完成，包括那本著名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

1991 年文丘里收穫普利茲克建築獎時，夫婦二人已經一同工作了二十餘年，但斯科特·布朗卻連提名都沒有。雖然她一心鼓勵文丘里去接受這份建築界最高的獎項，但自己卻並沒有出席當年的頒獎典禮。

這件事後續引發了很大爭議。2013 年，包括扎哈·哈迪德在內的約 1720 名建築師還聯合請願，呼籲將文丘里在 1991 年獲得的普利茲克建築獎，同樣頒發給他的太太斯科特·布朗，但並未成功。

不過這場請願，卻讓美國建築師協會開始反思金獎評審制度，在第二年正式認可雙得主形式。

直到 2016 年，這對建築夫婦才被一起授予了美國建築師協會金獎，他們的名字一起被鐫刻在華盛頓美國建築師協會總部大堂的榮譽牆上，這也是該獎項自 1907 年頒布以來第一次出現雙得主。

建築大師 Frank Gehry 在那一年金獎提名的推薦信中說到：「融匯歷史傳達與普普藝術，羅伯特與丹尼斯的論述，在 1960 年代就已深刻影響著我們每個專業領域設計者，如何去改變這個世界。」

「無論是在根深蒂固的家鄉費城，或是影響其設計理念極深的拉斯維加斯，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在建築設計上獨特的複雜、衝突與矛盾性，開拓了現代建築潮流中一種全新的視野。」

如今，兩人的事務所已交由 Daniel McVoubrey 主理。事務所的許多項目近期陷入了一些危機。聖地亞哥的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外立面，最近正面臨著被拆除或改造的境況，而他們位於匹茲堡的艾布拉姆斯住宅（Abrams House）則已經在今年的 8 月 1 日被拆除。

圖片來源：Dezeen、The Architect"s Newspaper、Arch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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