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日本民族主義的游牧史觀

原標題：解構日本民族主義的游牧史觀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尹敏志/文 神話的構建需要上千年，崩潰一天就夠了。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來到美國駐日大使館，拜訪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會談中美國勝利者提出合影要求，天皇自然無法拒絕。那天裕仁穿著黑色西裝，雙手緊貼褲縫，背挺得筆直仍然矮了一個頭，神情無比拘謹；高大的麥克阿瑟則氣定神閑，目光如炬，他靦著肚子，雙手隨意地插在腰間。兩人的體格、肢體語言是如此懸殊，以至於照片公布後日本舉國震驚，眾人忽然意識到天皇也不過是個普通人。

不過七八十年前，日本天皇還是足不出御苑的「現御神」，很少有人見過其真容。明治天皇最早外出巡幸時，路上百姓不敢直視御車，因為怕被太陽灼傷雙眼。但在1945年，大部分民族主義神話煙消雲散，日本未被異族佔領過的歷史也宣告終結。之前最危險的一次是在1281年，蒙古、高麗、漢人聯軍渡海來襲，結果船隊在海上遇到「神風」損失大半，殘部勉強登陸，最終全軍覆沒。二戰末期的日本本土保衛戰中，自殺式「神風特攻隊」想複製的就是這段歷史，但這都無法阻擋第一批盟軍在橫濱登陸，以及七年漫長佔領期的開始。

日本戰敗那年，東洋史學家江上波夫在東方文化學院任研究員。三十年代他曾作為留學生曾來到北京，在長城、蒙古一代做考古調查，積累了不少考古資料，著有《蒙古高原橫斷記》等。戰後日本民眾被限制出國，江上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內轉，從東洋史偏向日本上古史。1948年他轉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並與岡正雄、八幡一郎、石田英一郎舉辦座談會，聯合發表「騎馬民族說=日本國家征服王朝論」，引發全社會的軒然大波。

如果用簡潔但有些聳人聽聞的話複述「騎馬民族說」的大意就是：天皇的祖先不是日本人，而是渡海征服日本的韓國人。換句話說，日本列島不是到1945年8月才第一次被美國人征服的，早在四至五世紀，歐亞大陸北方的騎馬民族就曾征服過這裡，並注入自己的血脈。所以天皇也不是什麼「天照大神」的後代，而是大陸征服者的後裔。在被盟軍託管的民主化時期，江上給了戰前的皇國史觀以沉重一擊，進入前人無法涉足的學術禁區，引發的激烈的論戰到九十年代末猶未平息。

日本學者素有寫文庫本的傳統。經過了二十年潛心的研究，1967年江上波夫在中公文庫出版《騎馬民族國家：日本古代史研究》，將學術成果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給大眾。此書比普通的文庫本厚一倍，分上下兩部，上半部討論匈奴、突厥、鮮卑等騎馬民族的歷史，下半部討論日本民族和天皇制度的起源。我在東京大學附近的舊書店買到的這冊已經是1972年的第20版，算下來平均每三個月就得再版一次，毫無疑問是超級暢銷書了。此書已有中文版，1988年由張承志譯出。

江上波夫接續的東京大學北方民族史、西域史的傳統，開山祖師為白鳥庫吉。明治時代後期，德國歷史學家蘭克的弟子李斯來東京帝國大學任教，白鳥受其學。受德國客觀主義歷史學派的影響，白鳥率先以西方實證史學為工具，從西域語言學入手，憑藉《匈奴民族考》《烏孫考》《東胡民族考》等論文，徹底顛覆了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傳統中國史觀。在他的影響下，隨後幾十年東大東洋史學科對北方民族史的強調，甚至到了糾枉過正的地步。

明史學者山根幸夫晚年回憶，1940年代他在姬路上高一時，白鳥庫吉的學生小野田萬壽也剛入職教中等東洋史。初出東大的小野田老師每次講課，都大談特談匈奴、柔然、突厥，絕口不提漢、唐、宋，高中生們學得苦不堪言。到期末考試時，出的全部題目居然也都是關於北方民族問題的，導致班上幾十個學生只有四人勉強及格。（《わが生い立ちの記》）書獃子氣十足的小野田萬壽固然是極端的例子，但很能說明當時東大的學風。在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國家》一書中，漢人王朝也往往被描述為被動的、次要的，不是什麼天下中心。

江上發現公元前十世紀前後，原始游牧民族忽然拋棄了和平的牧民生活方式，蛻變成好戰的騎馬民族。這種轉變背後有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複雜原因，簡單而言，對南方農耕文明區武器、金銀珠玉等物質的強烈衝動，驅使游牧民族自發組織起來，發展出先進的騎馬戰術，並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走向。其深遠意義，唯有一戰時飛機、坦克的發明差可與之比擬。

農耕民族在面對北方騎馬民族時，有若干天然劣勢。首先是疆域內草場缺乏，戰馬不足，嚴重拖累戰鬥力。其次是農耕民族喜歡定居，騎馬民族的進攻卻迅如閃電，無法預測，不得不分散兵力，並時刻處於緊張的戒備中。當不堪壓力的邊民向內地遷移時，又會導致邊疆生產凋敝，加大軍事防禦的困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從這個角度來看，漢人王朝的各項政策其實都是被騎馬民族塑造的，比如春秋時代開始的胡服騎射，就是縮小雙方差距的一種嘗試。

但騎馬民族也有痼疾，導致它們往往驟起驟衰。表面上這是各民族內部或相互間鬥爭的結果，但江上波夫認為關鍵是王位繼承的問題。漢人王朝從西周初年便確立了穩定的嫡長子繼承製，但騎馬民族只規定領袖必須產生於核心家族，具體的繼承順序則由氏族議事會討論決定。血緣世襲制度與民主決策之間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猶如一顆隨時會引爆的定時炸彈。騎馬民族政治上難有連續性，給了漢人王朝以可乘之機。

由於文獻資料的短缺，日本上古史晦暗不明，學界根據考古遺迹將它分為彌生時代、古墳時代。彌生起於公元前300年，終於公元250年，是原始社會的末尾；古墳起於公元250年，終於公元592年，是大和朝廷的建立期。江上波夫挑戰了這種傳統分期法，指出所謂的彌生時代後期與古墳時代前期存在很多延續性，反而是古墳時代前期、後期差距巨大——多種考古證據顯示，在公元三至四世紀之間，日本忽然從寧靜型的農耕文明轉變為戰鬥型的騎馬民族文明。

農耕文明的特點是保守穩定，短時間裡不可能自發完成變革，所以這必然是外力作用的結果：「從前期古墳文化的倭人的立場看，他們不會主動地接受騎馬民族的大陸北方系文化，改變農耕民的文明，所以應該存在從大陸經由朝鮮半島直接入侵日本，征服、統治倭人的有力的騎馬民族。征服民族將大陸北方系的文化帶到了日本，加以普及。只有這種解釋才是合理的。」

江上舉出的證據是日本各地出土的文物，比如大阪高井田古墳壁畫上的武人造型，就與中國大陸出土的北魏武人俑幾乎一致。還有最近出土的騎馬民族風格馬具、帶鉤、金銀飾、戰馬圖案等，也非農耕民所能想見。考慮到朝鮮半島離日本最近，所以很有可能「騎馬民族通過先進的武器和馬匹，經過朝鮮半島，從北九州或者本州西端一帶入侵，於公元四世紀侵入到畿內，接著憑藉其強大的勢力建立大和朝廷，達成了在日本建設統一國家的成就。」

然而這種解釋存在漏洞：日本也可能是在抵抗騎馬民族入侵的過程中，開始引進大陸先進的作戰方式，這種可能性如何排除？除此之外，農耕民必然拒斥變革的預設也多少有些武斷，何況這種變革很可能早就開始演進，只是到了古墳時代中期才在喪葬中得以體現而已。或許是聽到到了這些的反對聲音，江上進一步以語言學為工具強化自己的論斷。

首先是「任那日本府」問題。任那位於今天朝鮮半島的最南端，最早出現於吉林集安的《廣開王土碑》上，也在中國史料《宋書》《梁書》、朝鮮史料《三國史記》中出現。京城帝國大學教授末松保和為代表的日本學者認為，「任那日本府」是四至六世紀日本曾統治南朝鮮的直接證據，即所謂的「任那經營論」。末松不一定有為二十世紀日本殖民朝鮮的歷史辯護的意思，然而他1949年出版的《任那興亡史》卻日本右翼中卻大受歡迎。

江上波夫承認「任那日本府」的確存在，但卻賦予了新的解釋。根據鯰貝房之進的研究，任那的日語發音mimana是朝鮮語nimra的轉音，nim-ra是「主君之國」的意思。江上據此闡發道，任那其實是是當年騎馬民族侵入日本時的基地和前哨站，因為曾由日本開國天皇神武天皇直轄，才被命名為「日本府」，其確切含義應該是「日本發源之府」，而不是「朝鮮境內日本統治之府」。就這樣江上波夫用幾乎相同的史料，得出了與末松保和完全相反的結論。

「騎馬民族說」對天皇神聖性的解構尚不止於此。在由《古事記》《日本書記》《駕洛國記》等古籍所構建的日本神道教體系之中，從天上降臨的「天神」與地上本來就有的「國神」相互融合，共同締造了日本大和朝廷。在江上看來，所謂的「天神」不過是渡海來襲、與本土貴族通婚的騎馬民族集團罷了。騎馬民族的很多印記已經滲入日本民俗之中，比如崇尚白衣，以火凈化污穢，以及活人殉葬的傳統，就在明治維新之前，武士以剖腹為大名殉葬還被尊為美德。

近年來受美國學界的影響，不少中國學者開始拋棄漢族中心主義，致力於發掘中國史的內亞性。其實從明治時代的白鳥庫吉，到戰後的田村實造，日本學者們早就開始這麼做了。江上波夫則將這個傳統推到了極致，且反求諸其身，賦予了日本史以內亞性。坦白說，他的理論在今天的日本已經不怎麼受歡迎，但這主要不是理論層面的問題，而是戰後的日本人雖能接受天皇是人這一事實，卻難以相信他竟然是韓國人的後代。

從根本上來說，民族的起源問題往往是歷史觀中最頑固、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天皇是不是大陸征服民族的後裔？中國文化是起源於黃河流域還是西來的？對於這類敏感問題，即使有再充足的史料，組織起再嚴密的論證，普通人對之恐怕還是要不停搖頭。儘管如此，江上波夫至少在戰後為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一針強力解毒劑，其藥效雖短，也已完成了歷史學家的使命。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