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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田芳:兩世為人,才明白什麼叫自由

「凡有井水處,皆聽單田芳」。作為當今評書四大家之一,單田芳以其獨特的嗓音和表演方式備受聽眾歡迎,在全國擁有大量的粉絲。其代表作品《白眉大俠》、《三俠五義》、《童林傳》等眾多評書至今仍然在全國各個電台的廣播里循環播放。

9月11日下午3點30分,單田芳先生因病在中日友好醫院去逝,享年84歲。2010年《新京報》曾採訪過單田芳,相對完整地還原了先生的一生。文章標題系編者所擬。

四海為家人生就一個「熬」字

驚堂木一拍,白紙扇一抖:「咱們言歸正傳!」 單田芳76歲,說了55年評書,據說現在全國每天有1.2億人,守在收音機和電視機前聽他說書。人們熟悉他那略帶沙啞的嗓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分解了幾十年,現在他出了本自傳《言歸正傳》,準備講講自己的故事。

故事從哪裡講起呢?偽滿洲國、民國,到新中國,民間藝人顛沛流離,四海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後,單田芳在北京家中緩緩開腔,感慨萬千。

少年 亂世求生是學問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我家是世家,從爺爺輩到父輩,都是搞曲藝的,從小我就受這個氛圍的熏陶。舊社會藝人沒有地位,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下九流」這話外面人說得不多,凈是咱們藝人自個兒這麼說,確實心酸。

我生在天津,後來跟著家人到瀋陽。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我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小時候我就在後台扒拉著看———那會兒藝人們演出都不賣票,說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給人斂錢。一段書三分錢,「捧場了捧場了」,就這麼喊。人家愛給就給,不給錢也沒轍。當時我心裡覺著,下不了一個好詞: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啊,我可不願干這個。

解放後我也大點兒了,想的是念書考學。1953年高中畢業,東北工學院和瀋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我想當醫生,穿個白大褂,戴個聽診器,往屋裡一坐,多紳士啊,起碼不受風吹日晒。可是趕上得場大病,上不成學了。家裡人說,你還是學評書吧。

我在東北呆了幾十年,現在人說,為什麼東北出那麼多曲藝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關係?趙本山說原來東北太窮,大冷天人們沒什麼事干,就互相嘮嗑,嘴皮子鍛煉得特別利索。這話有道理,也是眾多道理之一,我覺得主要還是時勢造英雄。

東北人本身粗獷,頭腦活躍,過去就連做賊都是東北的最多。有句話講「江北的鬍子不開面兒」,知道什麼意思嗎?「鬍子」就是土匪,舊社會太多了,以搶劫為生。你路上遇見鬍子了,說是三爺介紹你來的,或者我是誰誰的門下,三老四少給個面兒,該讓路的讓路,該關照的關照。這都是在西南一帶,東北不行。東北的鬍子不給面子,管你是三爺還是四爺介紹來的,照樣截住打一頓。

所以亂世求生,就是門學問。我那時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領著走江湖,自己不能獨立。等到長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婦,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1948年很兇險,解放軍包圍長春,國民黨守軍有13萬人,連老百姓80多萬人困在城裡,沒水沒電,彈盡糧絕。我們家算比較富裕一點,先買下糧食,大缸小壇的都裝滿埋起來,當時估計這點糧食能維持幾個月不斷頓。可幾個月後呢?誰知道這仗要打多久?最後就是一家人冒險逃出城去,往解放區跑。我現在總結,都是命運,不該你死你就沒死。

剛解放那會兒,我靠說書有了經濟收入,也有了社會地位,打心眼裡高興。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遼寧鞍山定居,說書也算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當低賤了。這輩子兩次新生,全國解放算頭一回。

要說第二次新生,得先說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說,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麼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

後來我才知道,這比打仗厲害多了。打仗時候倖存者還是挺多啊,飛機扔炸彈,哪兒那麼巧就扔你頭上?可要論危險係數,這個「文化大革命」是無一倖免,誰都跑不了。我就是因為說錯了話,成為「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農村。

噩夢 四海為家苦漂泊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農村什麼活兒都不會幹。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東北地區的窮中之窮,干一年掙不了三百塊錢。光口糧錢就得兩百四十塊,一年口糧三百六十斤,是毛糧,磨下來就二百多斤成品糧,哪夠吃?農村老百姓本地人還有個親戚能照應,咱是外來戶,戴著「帽子」下來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麼處境。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回城裡,滿腹委屈無處申訴。為了糊口,家裡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四年,到後來就根本吃不上飯了。我心想這樣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與其等死,不如鋌而走險。

我就跑了。

從那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到處都有民兵,天羅地網,你能跑到哪裡去?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就在外頭漂流。哈爾濱、長春、瀋陽,好多地方。當時的心情,感覺自己就跟台灣來的特務一樣,隨時防範人家抓捕。

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了製作一種手工藝品,叫「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幾朵小花,叫我女兒去賣。人家一看,我女兒端個小瓶子站百貨商場門口,那花兒五顏六色的挺好看,就都來買。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塊了,就能買糧吃。苞米面一斤三塊錢,那也得買,也得活著。

四年多在外邊漂流,做夢也沒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聽說這消息的時候,我還在外邊漂著呢,是有朋友告訴我,你那些事兒可以解決了,有說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這詞,古書裡邊有,現如今不可能。朋友說不騙你,黨中央給做主了。

1978年,我恢複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十年工資——共計八千多塊錢。那年,我44歲,重返舞台。

輝煌 兩世為人念故鄉

按現在的說法,四十多歲重新開始幹事業,不容易。我兩世為人,才明白什麼叫自由,自由多麼可貴。以前說過很多書,看過很多電影,不知道奴隸是啥樣。經歷一番苦難,噢,原來沒落實政策那時候,就是奴隸,變相的奴隸。

我人到中年,對黨、對人生充滿激情,感覺像個小孩,一切從頭開始。為什麼干到今天這麼老了不覺得累?就是有奔頭,心裡頭痛快。

說書這行當,到改革開放以後,又是新局面。書還叫評書,說法不一樣了。我的理解,在茶社裡說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隨便動彈動彈,說點車軲轆話,說完一段抽根煙,都沒關係。電台不行,電台要求簡潔明快,沒有觀眾。上電視說書更不一樣,要求更嚴格。

開始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空無一人,說成什麼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麼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還有倆監聽的,還有個主任,錄書的時候他們天天在外頭坐著,我透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

我一想,就拿他們當觀眾,他們也是人,我在裡邊說,看外邊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齜牙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說明這段書說得鬆懈,沒把他們說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後搬來北京,書錄得更勤快了。開始是到北京電台里去錄,後來我自己辦公司,租用錄音室,一來費用較高,第二個,北京交通越來越不方便,有時候堵車,急死也過不去。

我一看,這錄音也沒什麼神秘的,就是牆上貼隔音板,地上鋪地毯,麥克買好點的,門加厚點關上,我在家也能錄。這樣就開始摸索著在家錄書,每天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做功課。

睡不著啊,工作積壓在一起,全國四百多家電台,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來滿天星斗,我看書時頭腦特清醒,看一遍閉上眼睛,這故事怎麼回事,哪是重點哪該刪掉,心裡都有了數,打開機器就錄。

這些年下來,要說哪兒是家,真是個難題。如今我人和戶口都在北京,公司事業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唄。北京郊區,尤其懷柔那邊,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說還出國溜達什麼啊,哪兒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歲,也忙不了幾年了,心裡想著,最後還是得回家。我從鞍山出來,老家熟人多,親戚多,沒事串個門,敘敘舊。北京當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幾個人是打偽滿洲國那會兒過來的?講起過去的事兒,還是找東北那些老人。

回眸 言歸正傳話平生

我要是不說書了,真不知道幹什麼去。評書是傳統藝術,後繼有沒有人,是個問題。外界感覺好像說書的就這麼幾個人,其實並非如此。

我到東北地區和河北地區,那些小縣城裡,說書人很多,只是還沒什麼名氣。現在都講究品牌,電台電視台也一樣,放單田芳的評書,聽的人多,就有企業願意拿錢做廣告。

最近兩年我倡導「紅色評書」,想的是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咱們應當說說新中國來之不易,說說這些開國元勛的豐功偉績。

這想法出來,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頭一個講誰合適呢,遇上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將軍。她是長征時候最小的戰士之一,給我講她的經歷,講她的父親,我很受感動。

關於賀龍的書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來,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錄了三百集《賀龍全傳》。從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幫」迫害至死,都錄下來了。

從《三國》、《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說到紅色經典,書里有這麼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麼樣?這一輩子下來,我崇拜的是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扶困濟危雪中送炭,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現在寫出本自傳,取名《言歸正傳》。說了一百多套評書,老是別人的故事,到這兒言歸正傳,說說自己。從日本人、國民黨那年代過來,經歷「文革」、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雖然沒有什麼豐功偉績,讓年輕人多知道點老一輩的個人史,我覺得還是有益。動筆太累,我還是習慣說書,口述著錄下來,讓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萬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實就一個字:熬。

附《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前言

我生於1934年農曆11月11日,屬狗的,後來在實行身份證的時候可能由於工作人員的馬虎,竟變成了1935年11月11日,屬豬的。

為此我曾經找過他們,說他們寫錯了,工作人員卻回答說:「我們換算過你就是屬豬的,11月11日生,錯不了。」

我一想少了一歲就是年輕了一歲有何不可呢?這也算撿了個便宜吧!所以身份證的出生年月日一直沿用至今。

其實我早就想寫一本自傳把我的所見所聞所經所歷如實地記錄下來,可是我又有一種自卑感,充其量我是一個平民百姓、草根藝人,有什麼值得寫的呢?自傳是屬於英雄豪傑的,我既無豐功偉績,又沒有叱吒風雲的事迹,既不驚天地也不泣鬼神,左思右想又放棄了寫自傳的念頭。

1978年我被落實政策之後重新回到曲藝團工作,京劇團的團長陳強(電視劇《紅樓夢》林黛玉扮演者陳曉旭的父親)和一個姓萬的編劇找到我說要把我的評書《三俠五義》改編成京劇連續劇,我欣然同意了。

此後他們每天都到我家來,由我給他們講述三俠五義的故事,他們邊聽邊記。除了工作之外我們無話不談,我向他們講了許多我個人的經歷,那個姓萬的編劇非常感興趣。

他對我說:「你應該寫本自傳。」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你的自傳比《三俠五義》還精彩。」我說:「我沒有時間寫。」他說:「我可以給你幫忙。」

1983年在公房分配時我跟萬先生變成了鄰居,這下機會來了。在業餘時間萬先生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口述他筆?,忙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因為有一點兒誤會我和我老伴兒把萬先生得罪了。

當時鞍山曲藝團有兩家安了電話,我就是其中一個。那時私人安電話的極少極少,所以萬先生經常到我家來打電話。說起萬先生也是知情達理之人,但做事也欠考究,有時半夜敲門來打電話,有時午睡時來打電話,長此以往我老伴兒就不高興了。

有一次萬先生又來打電話被我老伴兒拒之門外,為這件事我和我老伴兒還大吵了一頓,我說:「你這不是平白無故得罪人嗎?」我老伴兒說:「安這麼一個破玩意兒有什麼用!天天攪得人心神不寧!」

我想找萬先生解釋一下,可是萬先生真的生氣了。見著我的面連理也不理搭也不搭,我剛要說話他把臉一歪轉身走了。當時我也很生氣,我心想此人度量太窄小了,此後他見著我也不言語,我見著他也不言語,形同陌路互不理睬,寫自傳的事自然就泡湯了。

時光到了1996年,我在北京紅廟創辦了單田芳藝術公司,我的鄰居是個作家叫奚清汶,哈爾濱人,我們倆既是鄰居又是好朋友。

男人和女人一樣,處近了就無話不談,我又自覺不自覺地談了我的身世和經歷,奚清汶聽後大吃一驚如獲至寶,他說:「這麼好的東西你為什麼不寫自傳,現在趙忠祥倪萍都在寫自傳,劉曉慶也寫自傳,我都看過,絕對沒有你的經歷這麼精彩。」

我說:「我天天給中央電視台錄像給北京電台錄音,哪有時間寫啊!」

他說:「沒關係,我來幫你寫。」

我說:「我打算有了時間靜下心來自己寫,因為我的自傳只有我最清楚。旁人寫雖然好,無異於隔靴搔癢。」

奚清汶說:「兄弟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寫好。」就這樣我倆達成了協議,有時間我就口述,他就用錄音機錄下來。

到了1997年自傳初步完成,題目是《單田芳說單田芳》(磨難篇),他給我讀了一遍,我覺得不太滿意又讓他重新做了修改,修改稿我還是不太滿意,雖然書是印出來了但沒有發行,只留作饋贈朋友的禮物。

我自己暗下決心,等幾年之後還是由我自己寫吧,還是那句話,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寫出的東西才最真實。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一轉眼十三年過去了,我已經七十有六,再不寫恐怕就沒這個機會了,雖然我現在依然很忙,我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部分時間寫了這本真正的《單田芳說單田芳》。

在沒有寫作之前我考慮了回憶了不下百餘次,究竟從哪裡下筆才合適呢?說書人講究有始有終,水有源樹有根,還是從頭說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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