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彭春對中國話劇的卓越貢獻（下）

原標題：張彭春對中國話劇的卓越貢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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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彭春對話劇運動的貢獻,概括地說 , 有這樣幾個方面：

他是中國最早寫話劇劇本而且卓有成就的人。雖然他的長兄張伯芬早在年編寫了《用非所學 》,但沒有劇本留下。其後幾年南開所演的戲都是教師們集體討論,還是幕表形 式,沒有完整劇本。而張彭春還在美國留學時,1915年就接連寫了《侵入者》、《灰衣人 》、《醒》等幾個劇本,而1918年他所寫的《新村正》更是當時影響南北的名劇,比一般認為是中國最早話劇劇本的胡適的《終身大事 》(發表於1919年)要早。胡適在他1915年的日記中就寫道「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自為之,遂令仲述 先我為之。」可見他寫《終身大事 》顯然也是受 了張彭春的刺激才寫的。1919年3月,胡適在一封信中又說「南開學校…… 新編的一本《新村正》頗有新劇的意味…… 這個新劇團要算中國頂好的了。」而這一時期南方的新劇還大都是幕表戲。

張彭春從美國帶回一整套相當正規化的導演制度,在南開新劇團中嚴格施行,是又一項重要貢獻。此前的南方新劇文明戲在這方面相當輕忽鬆懈,「玩票」風氣較濃。張彭春的導演制度和方法雖然當時的影響基本上限於北方,未及於上海,但今天回顧,也可以說在客觀上他已使得北方話劇沒有被後期文明戲的不良風氣所污染,使得北方話劇在舞台藝術創造上一直走著正規的堅實道路,也使得20世紀20年代中上海的洪深、應雲衛等,北京的余上沉、熊佛西等所開拓的健康的新興話劇,很自然地能夠同南開的話劇活動走到了一起,稱得上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張彭春主持下的南開新劇團,一方面繼承早先的傳統,即由師生們合作編寫劇本（這也可以說是30年代上海流行的「集體創作」的先聲）,另一方面他積極倡導演出校外著名劇作家的劇本和外國名劇。前者為丁西林的《壓迫》、田漢的《獲虎之夜》、熊佛西的《一片愛國心》、洪深的《五奎橋 》等。後者為果戈理的《巡按》、莫里哀的《鏗吝人 》和《偽君子 》、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 、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 、巴里的《十二鎊的神氣》、豪普特曼的《織工》、易卜生的《娜拉》和《國民 公敵》、高爾斯華綏的《爭強》、契訶夫的《求婚》等等。我沒有具體數字,但在印象中,南開一個校園劇團在20年代10年中所演國外名劇很可能同上海各劇團的總和不相上下,很了不起。我以為,校園戲劇自己編寫劇本固然可嘉,但演出外國和本國名劇更應該是主流。因為校園戲劇的主要意義,應該是提高學校師生的文化素養,開拓眼界,培育演員（所謂「戲保人」）和觀眾的欣賞水平,而不必過重於自編不成熟的新戲,更不是要學他們演戲為政治服務。由此可見張彭春在南開所倡導的上演名劇的風氣理應成為今後開展校園戲劇的主要思路。

南開不是戲劇專科學校,沒有培養專業人才的責任。但是正由於張彭春施行的正規演出體制,由於多演高水平的中外名劇, 更由於張本人的高度專業修養, 因而南開著實培養了不少高水平的演員和導演,這有不少當時的報道可證。極為可惜的是,他們大多數沒有轉為職業劇人,不為專業劇界所知,然而卻有唯一的一個學生在張彭春直接教導下,「新劇擴大我的眼界,我決定一生從事話劇」。他就是被張彭春激發出話劇天才的曹禺（萬家寶） 。張彭春對中國話劇的貢獻單憑這一點就足以彪炳千秋了。同時也還有原來翻譯了不少外國名劇如《最末一計》抗戰期間成為最流行的劇 目之一等的張平群,譯和寫了不少戲劇理論文章的鞏思文等等,也都是張彭春的學生。此外,由天津出來的著名導演魯韌、黃佐臨,著名演員金焰、石羽等,也都曾受到南開和張彭春的巨大影響。後來,南開中學有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在正式教師中必有一人專職做校園戲劇工作。這是一個很有遠見的做法,它使得校園戲劇有了一個實體的核心、穩定的支柱。

張彭春青年時受家庭影響看了許多京劇,有深切的理解,到美國留學時又深入學習歐美話劇藝術,因而他藝術視野開闊,理解全面。在1930年和1935年兩次為梅蘭芳訪美和訪蘇演出擔任總導演和顧問,為梅蘭芳的兩次遠征取得突破性勝利發揮了相當關鍵的作用。訪問美國時,他為美國觀眾寫了一篇介紹京劇藝術特點的文章《中國舞台藝術縱橫觀》訪問蘇聯時,他還抽時間看了不少蘇聯話劇,回國後為中國戲劇界寫 了一篇《蘇俄戲劇的趨勢》。這是張彭春留給我們不多的理論遺產中很重要的兩篇論文。尤其是訪蘇一篇,不僅在30年代中國對蘇聯戲劇所知不多的情況下,對蘇聯戲劇做了相當全面的介紹,而且其中有些觀點即使到今天也還有參照意義。比如,他很注意蘇聯政府對戲劇的提倡和經濟的補助「有政府的補助,劇院關門的憂慮當然可以 免掉。」比如他指出「蘇俄依然對於舊有的一切,只要有價值的,仍是保留、研究和審慎地選擇。」他很希望從蘇聯戲劇中學習好的東西為中國戲劇所用,顯示出他熱愛祖國的開放心態。

20世紀40年代後,張彭春長期擔任國民黨政府駐外使節和擔任聯合國工作,這大約是話劇界很少提到他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他對中國話劇和京劇的貢獻是絕不能低估的。何況,他二三十年代在國內時交遊廣闊,政治上也很開明。上面提到的他對當時蘇聯的態度就是明證。早在20年代,他在南開新劇團就曾上演過田漢、洪深等的劇作,沒有京派、海派的成見。1935年訪蘇前,他還特地邀請田漢等著名左翼戲劇家,徵求他們對訪蘇劇目的意見。後來有一次當田漢向他開口借錢時,他毫不猶豫地拿出50元（大約相當今天的三四千元）相借。實際上田漢是為了幫助即將逃亡的地下黨才借的（見夏衍《懶尋舊夢錄 》）,可見他完全沒有敵視左翼朋友的態度。更明顯的是在思想上,在他訪問蘇聯後就認識到「只有大眾才有人生經驗的各方面,他們的欣賞與批評才是戲劇的真指導」。這在30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張彭春離開我們已經很久很遠了,當今的青年戲劇工作者和校園中的戲劇愛好者不知道不了解他,似乎不礙大局,地球照樣在轉。但這是不對的,我們不應忘卻先賢前輩。他們當年艱苦跋涉,從沒有路的地方踏出路來,他們的手印和足跡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我特別覺得在校園戲劇日益蓬勃發展的今天,以張彭春為代表的南開新劇團的經驗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我熱切希望各地大專院校以及有條件的中等學校,都能積極地繼承和發揚這個校園戲劇的先行者創造的傳統。

本文來自《人物》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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