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過客（下）
文/江劍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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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後，從研究地方歷史的何先生那裡，我了解到，磨刀河地處藏兵東進和漢文化西漸拉鋸式交錯的地帶，鄉街正在東通利州西達松州的商貿交通帶必經之路上，用現在的分類，恐怕應該是幾零幾的國道，至少是幾零幾的省道。關於鄉街的歷史，的確無任何文字記錄可查，非常遺憾。但何先生分析，磨刀河應該屬於白馬人的區域，這裡的原住民，可能是白馬人。鄉街背後的大山那邊，就是白馬人居住的火雞溝和白馬路十八寨。他還分析，也可能是宋末明初，來自西北的軍墾的人留住下來了，因為這裡距離甘肅文縣很近。我傾向於前一種觀點。鄉街以上幾個大隊有姓楊的和姓唐的人，許多高鼻樑，跟白馬人臉型接近。他們血液里可能潛藏著白馬人的基因。
我讀到過平武縣的地方黨史，記載紅軍李先念部隊從摩天嶺撤下來，經過這裡，鄉街上建立過蘇維埃政權。不久，紅軍又轉戰北川，不少當地百姓參加了紅軍。有一年，我在巴中紅軍碑林，讀到紅軍烈士名錄，有幾十個來自鄉街姓強的，可能還有我生母的親戚呢。史料還記載，1949年末，國民黨敗軍方業超團經過這裡，很快又向松潘方向逃跑了。
我曾站在老石橋上發揮想像：從利州赴龍州或松州的商旅們，趕著騾子，背負鹽巴布匹，三五一夥，或孑然一人，在灰暗的天空下，從石橋走過。有遷客，有官員，帶三兩個僕從，坐轎，或騎馬，在陽光明媚的日子裡，從石橋走過。那情景，是多麼生動的多麼古樸的油畫啊！
我曾經問街上的老年人甘表叔：「你知道鄉街有多少年歷史了？你知道石橋有多少年歷史？」
他答：「幾百年。」究竟幾百年？他答不出。
「鄉街興起於何時？鄉街百姓來自何處？誰主持修建的石橋？什麼時候建的？」他更答不出。
但他給我講魯班的傳說，說鐵索橋頭上的那坨三層樓高的石頭，就是魯班挑來的。本來是要挑去松潘，走到老埡，扁擔斷了，一坨滾到山那邊的古城，一坨滾到了高村。他還說，三國的鄧艾，差一點就走攏鄉街了。他是把鄧艾沒有走攏當做鄉人的遺憾了，好像如果鄧艾走攏了，這裡的人會格外幸福。
同樣的問題，我也問何先生。先生說，龍安府志、平武縣誌都沒有記載，他也答不出。他是搞歷史的，講究嚴謹。鄉街是一個謎啊！我便是在這個謎里生活了十幾年呢！
鄉街的歷史肯定古老悠久，我相信。雖然有石橋這個實物作證，但沒有文字留存，比如鄉村志，比如橋頭刻一尊石碑。口口相傳，最不可靠。被後輩遺忘，是一種必然的悲哀和悲哀的必然。人說不清，石橋又不言。在摩天嶺南麓的崇山裡，在川西北的峻岭中，被遺忘的鄉街，被遺忘的石橋，被遺忘的歷史，或許還有很多。
8
有時候，蔣剃頭的店門前也很熱鬧。突然闖一夥手臂上戴著紅箍箍的年輕人，把蔣剃頭家三根高板凳全搬出去，擺在階沿上，揪幾個戴高帽子的人，站在高板凳上。蔣婆婆不敢阻擋，還一個勁地說「沒得啥，沒得啥。你們搬，你們搬。」
街上圍著幾十個最多時百來個社員，說是要開批鬥大會，剃頭店門前就成了臨時會場。在沒有娛樂的年代裡，開大會可以權且看做是另類的娛樂，而且，台上台下激情互動。高板凳上的人，是公社幹部，有時還有老師，我都認得。他們戴著紙糊的高帽子，高帽子上寫著字。他們都彎著腰，低著頭，像在唱戲。有的胸前掛一個小黑板，或小紙牌子，有的胸口上糊一張白紙，上面都寫著黑字，再畫上一把紅叉叉。有時候，紅箍箍還命令高高帽子的人，跪在高板凳上。板凳腿搖晃，咵嚓一聲，斷了，那些人就重重地絆在地上。一聲「哎吆」還沒有呻喚出口，屁股上已經挨了幾腳，再被揪起來，換根高板凳，又跪。
我一般擠不攏跟前，看不清高帽子上和胸口前寫的是什麼字——那時候我已經認得很多字了。那些戴紅箍箍的人，大都不認識。他們舉著鑌鐵皮子捲成的喇叭敞敞，展勁吼口號，瓮聲瓮氣，我一句也沒有聽伸展。
我們幾個碎娃兒，有木康娃，有秋波娃，有貓兒娃，在人群後面玩。當聽到人們吼口號時，我們瞧一眼。空地上的幾隻雞，在口號聲里，嚇得「噗噗噗」飛下干河溝。幾條狗跳進干河溝攆雞，「汪汪汪」，「咯咯咯」。柳樹上的斑鳩，椿芽樹上的烏鴉，房檐口的麻雀，都在口號聲里，撲稜稜飛向遠處。
不吼口號的時候，我們往干河溝里扔石子，比誰扔得遠。天擦黑時，我們還站在蔣家房當頭空地上，朝干河溝里屙尿，比賽誰飈得高。貓兒娃腿腳不便，不敢走攏堤岸邊邊上，離起老遠就屙。寒風順著干河溝刮來，石橋頭的大柳樹和椿芽樹，在寒風裡拋撒著尚未凋盡的枯葉。那些枯葉，在寒風裡亂飄，裹挾著我們的尿騷味，飄向會場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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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老石橋兩邊栽了幾根木杆子，將就幾株柳樹和椿芽樹，釘了些木板，再釘上篾席子，相當於給石橋夾了一道護欄，兩個大人那麼高。一夥戴紅箍箍的人，一夜間就在篾席子上糊滿了白紙紅紙，寫著大字報和大標語。有些字，我認得，更多的，認不得。但我喜歡那上面的漫畫：一隻巨大的拳頭，砸向幾個齜牙咧嘴的醜陋小人人。
有時候，另一夥戴紅箍箍的人，把戴高帽子的人，揪到高階沿上，連高板凳都不用。說是揪什麼當權派，什麼保皇派。戴紅箍箍的人，叫造反派，叫紅衛兵。那些戴高帽子的人，站在高階沿邊邊上，胸前掛著黑牌子，低著頭，彎著腰，看不清臉。一兩百人聚在土壩子里，伸長頸項望著檯子上，像是要瞅什麼稀奇。有人把鑌鐵皮喇叭嚅到嘴上，領頭吼口號，大家振臂響應，打到某某某。後來，在房角上掛一隻高音喇叭，像一個敞扣扣背篼，朝著土壩子，聲音尖炸炸的，震耳朵。有年輕人，衝上台去，揪著戴高帽子的人的領口，使勁往地上按，按跪在地上，在屁股上重重地踢幾腳。我曾經想，戴紅箍箍的人，與戴高帽子的人，肯定有深仇大恨。不然，咋會如此敵視如此勢不兩立呢？
我和木康娃秋波娃貓兒娃，有時候也跟著吼口號，跟著舉手臂，但吼的什麼內容，如今忘得一塌糊塗。倒是那些吼口號的聲音，印象深刻，像刀，像劍，在寒風裡，沖向烏雲濃厚的天空，刺進雲層深處。
每逢戴紅箍箍的人吆喝要開會時，肉鋪子裁縫鋪都馬上關門。作為供銷社和縫紉社的職工，也得帶上紅箍箍，站在人群中一起開會，一起喊口號，一起舉手臂。哪個學徒女人把關門慢了，就會被紅箍箍們厲聲呵斥：「你要破壞革命嗎？」那女人立刻被嚇得面如土色。
每每這些時候，那些在石橋上和土壩子里的雞和狗，都被戴紅箍箍的人，攆得遠遠的，免得它們影響開會。其時，檐口的麻雀和樹上的烏鴉，早已躲得無蹤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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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後，我把養母接走，就很少回鄉街，很少過石橋了。如今，我到了當年的蔣婆婆那把年紀時，常常想起鄉街，想起老石橋和石橋南北的人事。木康娃大名李培林，已經病逝幾年了。秋波娃大名李德勤，跑到150公里外的綿陽青義壩，當了上門女婿，據說已經兒孫滿堂。只是據說，沒有見著。貓兒娃大名李恩貴，獨身一人，還在鄉街住，他會一直住下去，直到終老。
有一天，我在城裡見到木康娃的妹子培會。我們靠著涪江堤上的花崗石欄杆，擺一陣龍門陣。那些花崗石是從我們磨刀河打鑿好形狀，運來安裝的。江水在身後緩緩流淌，夕陽，從老團山斜照過來，把金黃鍍在江流和欄杆上，也鍍在我們身上。
她說蔣剃頭的女子把老石橋邊那不規則的老房子撬了，重新蓋了樓房，還是開理髮店。但她老漢兒和她哥哥病死了，她嫂子出門打工，也在秦嶺翻車軋死了。高階沿還在，開肉鋪開裁縫鋪的房子還在，破破爛爛，沒人住。肉鋪子早已沒有，逢場天在南邊的新街賣肉。縫紉社早搬到新街，但沒有人扯布做衣裳了。老石橋南北已經不是街道，石橋沒有人走了，只有狗躺在橋上曬肚皮，雞跳到橋下找食食。青瓦房子木板壁門口擺著青石頭的古舊鄉街，全被水泥樓「煥然一新」。對於南邊田壩里的新街，培會說她很喜歡：「大馬路，寬綽！高樓房，洋氣！」
鄉街老石橋沒有垮塌，但它未必再是鄉街的靈魂所在。石橋作為以往的交通和時代象徵，已經結束了它的意義。它遲早也會垮塌，也會被遺忘，或者抽象成一個記憶中的詞語，淹沒在眾多漢語辭彙的海洋里。鄉街的靈魂，如今寄託何處？我的心裡，禁不住心涌一絲淡淡的愁緒。
問起當年那些恩怨，培會說：「那些站高板凳的，那些戴紅箍箍的，都死光球了，還有啥子恩怨哦！蔣志軒，覃安元，刀兒匠些，骨頭都化作泥灰灰了。」
老石橋沒斷，但它死了。鄉街的老人們，也先後死了。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最後總是要死的。鄉街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不斷成長起來，這是一種必然。推陳出新，是自然規律，如同田壩里的麥子，一茬，又一茬。
橋就是連接這頭到那頭，從此岸達彼岸。老石橋是一座空間的橋樑，鄉街是一座時間的橋樑，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時間和空間的過客，一代一代，從橋上，從鄉街，走過，而且繼續走。
（圖片來自於網路）
顧問：朱鷹、鄒開歧
主編：姚小紅
編輯：洪與、鄒舟、楊玲、大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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