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華東打敗解放軍，難度可是很大的，因為指揮官是戰神

文史 09-23

原標題：想在華東打敗解放軍，難度可是很大的，因為指揮官是戰神

華中因地形關係，呈南北狹長之勢，一旦被國民黨軍切斷與山東的聯繫，前有大江，東臨大海，大兵團作戰極受限制。國民黨方面對此並非熟視無睹，亦認為：「（江北地區）因地區內河道沼澤較多，陸上交通甚受限制，故不利於國軍部隊之機動。反之，匪軍因輕裝而限制較小，更可藉河汊、村舍之隱蔽，行動便捷自由，有利於其游擊性之運動戰。但如國軍以大軍由西方或北方投入，依東南兩方之天然地障，亦有利於國軍之捕殲匪軍」。[1]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受當時國共談判政治形勢的制約，又急於解決緊鄰京畿之蘇北共軍的威脅，戰略上採取逐步推進、分區蠶食的方針，故此雖然奪佔了部分城鎮，但始終未能「捕殲」到共軍主力。

常凱申於1946年12月初單方面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標誌國共談判正式破裂。在破除了前一階段政治上的限制之後，國民黨軍的軍事行動規模也擴大了。12月7日，徐州綏署下達作戰命令，以「迅速擊潰奸匪陳毅部主力於隴東（按：指隴海路以東）以南地區，再向魯南追殲其殘餘」為目的，將攻擊的蔣軍部隊區分為鹽阜兵團（司令官歐震，受一綏區李默庵指揮）、淮漣兵團（李延年）、宿新兵團（司令官胡璉，受綏署副主任吳奇偉指揮）、嶧臨兵團（馮治安），規定由12月12、13日開始，分別從各個方向展開攻擊，「決先攻佔阜寧、南新安鎮、漣水、沭陽、北新安鎮、蘭陵鎮、傅山口、向城各要點，以利爾後之進剿」。

其中，宿新兵團由整11師（含第11旅、第18旅、第118旅、重炮兵第13團、工兵第15團【欠兩營】）、整69師（含第60旅、第41旅、預3旅、工兵第5團）組成，其任務為：

「【寅】宿新兵團：

一、整十一師，於十二月十三日由曹家集附近地區向沭陽進剿；十五日，攻佔韓集、姚唐子；十六日，攻佔耿圩集、劉庄；十七日攻佔前沭河西岸桓庄與張圩之線；十九日，攻佔沭陽城；俟預三旅接替沭陽城防後，即經廟頭鎮、陰平、高流，向徐塘車站一帶潰逃之匪追剿。

二、整六十九師，於十二月十三日由玻璃廠及瑤灣鎮（按：應為窯灣鎮）西岸各附近地區向西新安鎮（按：據吳奇偉發布的作字第七號令，此處寫作北新安鎮，均是指隴海線上之新安鎮。蓋因淮北另有一新安鎮，在沭陽以西，運鹽河與南六塘河交界處，為相區別而以「西」或「北」新安鎮以名之）進剿；十五日，攻佔嶂山鎮、新店子、李圩子；十六日攻佔喬北鎮、陳子崗、堰頭鎮；十七日攻佔龍泉溝、小沖子、港頭；十八日攻佔西新安鎮、瓦窯車站；爾後即以四十一旅任新安鎮之守備，主力（含預三旅）即向高流、陰平、廟頭鎮一帶進剿，並以預三旅接替沭陽城防。爾後該師即任宿遷、沭陽、新安鎮間地區殘匪之清剿。」[2]

整69師於12月12日到達攻擊位置，13日開始發起進攻，14日整41旅攻達邵店，整60旅攻達東西安仁集之線，預3旅攻達峰山、嶂山之線，同日師部進駐人和圩附近，並派出一部向葉海子、喬北鎮威力搜索，以配合整11師沭陽方向作戰。

整11師於12月13日夜間在運河東岸順和集召開了作戰會議，由胡璉主持，參與者有各旅長、團長和師直屬部隊長等，會議決定整11師：

「1、騎兵大隊於明（十四）日，向來龍庵——沭陽方向搜索前進。

2、十八旅為右縱隊，沿宿遷——沭陽公路前進，特須注意右側方之搜索警戒，並與一一八旅密切聯繫。

3、一一八旅為左縱隊，沿沂河東側向沭陽方向前進，須注意來龍庵方面之搜索，如有共軍佔據時，即行攻擊而佔領之。與左側整六十九師之部隊確取聯絡。

4、十一旅先至井兒頭附近集結待命，特須注意對東北方向之搜索警戒。

5、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跟隨十八旅之後，前進至曹家集附近。

6、左右縱隊開始前進時間為明（十四）日0700。」[3]

雖然國民黨高層對軍事解決的前景非常樂觀，但具體到如何規劃與執行，則懵然無知，缺乏全盤戰略的部署與規劃，以致後來亦不得不承認：「綏靖作戰期間之史料，均未載明對綏靖作戰之全般戰略構想」。[4]而「當時徐州綏署之戰略觀念（構想），系以擴大佔領地域為目的（漸及於規復甦北打通必要交通線），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時向多方面發展。因之，既無殲滅匪軍之意圖，亦無捕殲匪軍之方案及部署」。[5]徐州綏署將主力兵團分成四個方向，按照每個方向兩至三個整編師，以分進合擊的方式實施其戰略意圖，由於進剿範圍廣，四路兵團之間空隙很大，便於對方各個擊破。尤其是其宿新兵團和淮漣兵團之間，本來靠不大積極的桂系第7軍維持兩方聯繫就已經夠嗆了，更由於徐州綏署著眼點盯在上次失利的漣水方向，令7軍配合整74師作戰，使得這兩個兵團之間的間隙更大。更糟糕的是，即使在一路之內，兵力也未能集中。宿新兵團由兩個整編師組成，按照綏署作字第7號命令，分別向新安鎮和沭陽進擊，分任東、北兩個方向的作戰，這樣的作戰計劃顯然存在著極大的漏洞。

1947年6月6日，常凱申在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講評中強調：「去年年底第十一師調到徐州方面來時，我以為是用於攻略新安鎮，卻萬萬想不到會用於宿遷方面的」，「我們只有兩師的兵力，無論向哪一個目標，都只能成一路前進，決不能同時攻擊兩個目標，使兵力分散，暴露弱點，予敵以可乘之機。這是我們高級指揮官戰略部署的錯誤，戰略的錯誤是不能以戰術來補救的」。[6]這雖然不無「事後諸葛亮」之嫌，卻也道出此役國民黨軍兵力部署分散的弱點。

更加致命的是，按照綏署原定的作戰計劃，整69師應以主力（第41旅、第60旅）分別經嶂山鎮、喬北鎮及新店子、陳子岡、小沖子向新安鎮進剿，而預3旅則由窯灣鎮經堰頭鎮向新安鎮西北方向攻擊。因為地理上的關係，如果按此案執行，預3旅和整69師主力之間隔了一個駱馬湖，成為一支孤軍。胡璉也許是看到這一點，同時也是從私心出發，希望整69師能掩護其向沭陽突擊的側背，所以在12月11日和戴之奇商討作戰部署時表示對綏署作戰計劃不滿，認為兩路空隙太大，如果敵人從中央插入，兩師的側背都將受到很大的威脅，建議戴之奇將預3旅用於曉店子方面，置重點於右。戴之奇考慮按照胡璉的建議，則全軍靠近整11師可以沾點光，認為整11師裝備好戰鬥力強，向其靠攏，正可以相互支援，遂表示同意。戴的副師長饒少偉倒是看出來了，私下對戴說，胡璉的目的只是要整69師掩護其左側背安全，可是整69師重點置右，一旦峰山、曉店子有失，則全軍側背均受威脅，但饒的意見戴之奇並未採納。[7]於是，宿新兵團的實際作戰行動和綏署作戰計劃「甚相徑庭」，全軍對井兒頭、曉店子以西毫不戒備。實戰中，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的「右勾拳」，1縱和8師主力，正是從該方向楔入，將整69師與整11師以及預3旅分割開的，從而取得了宿北戰役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