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大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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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作者：李猛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這些沒有寄身之所的「流動」大學，卻把大學寄放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上：那就是那時的大學探索和捍衛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的「精神」，大學的使命。

早期的西歐大學：致力於最高形式的學識/人類活動

作為基督教世界的一項偉大發明，早期的大學與今天的大學相距甚遠。那時的大學並沒有屬於自身的各種設施，沒有校園、沒有自己的教學大樓、沒有操場、沒有實驗室、沒有圖書館。當教師們上課時，也許會在自己的家裡，也許會在租來的房子里。甚至那時的大學，也不象今天這樣以教師和行政官僚為主體，而是以學生為主體，由學生組成的行業公會（universitas）每年與教師簽約，因為在學生眼中，這些教師往往容易變成教會或城市貴族的走卒，出賣「大學」的獨立與自主。

然而，這些沒有寄身之所的「流動」大學，卻把大學寄放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上：那就是那時的大學探索和捍衛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的「精神」，大學的使命。為了堅持這種精神，大學寧願犧牲它的「安定」，犧牲它的物質形式。這一點恐怕是今天的大學所不及的。何謂大學？大學就是致力於「追求最高形式的學識」。那麼什麼是最高形式的學識呢？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什麼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正是這種形式的人類活動，才使人得以成為人，甚至人得以觸及人的界限，邁向超越的方向。這種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就是政治和哲學。

中世紀大學精神：以波隆那大學與巴黎大學為例

這樣，我們就會毫不奇怪地發現，在中世紀兩所最偉大的大學中，波隆那大學以其法學著稱一時，而巴黎大學則以其神學名垂後世。前者推動了羅馬法復興運動，並進而為整個歐陸國家的法律體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後者則貢獻了中世紀最輝煌的「教堂」：聖托馬斯的神哲學。

波隆那大學法學系的興起，是為了解決當時教會法與民法在司法許可權方面日益廣泛的爭端。因此，從一開始，法學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涉及了中世紀神權政治的焦點：精神權力與世俗權力的衝突，自由人與公民的衝突。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法學家始終是重要的政治家。政治之所以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正因為它面對了人所面對的這一終極的張力，上帝與凱撒，聖言與人義。法律則始終是在這種張力下權衡正義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的技藝，法學則成了與政治這種最高形式的活動聯繫在一起的最高形式的學識。

基督教的獨特性，在於啟示與理性、信仰與思辨、倫理與教義的深刻張力與微妙關聯。而聖托馬斯的「聖教義學」以至精至微的方式體現了這一點。當耶路撒冷與雅典在「羅馬」遭遇，當奧古斯汀面對亞里士多德、保羅面對柏拉圖，約伯面對約翰，哲學這種希臘世界的「光」，融入了上帝之光中，化成了耶酥基督的肉身，更徹底地成為了踐行在世上的道，成為每個人的倫理，成為愛與自由。

正是在這裡，我們已經觸及到了中世紀大學的「精神」所在。無論是政治，還是哲學，大學乃在於培養具有德性而非甘於卑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聽命於意見擺布的人，踐行倫理而非恣意而為的人，能夠面對世間那些根本的衝突，擔負自己的言論和行動的後果的人，而不是尋覓教條的避難所來推卸和逃避責任的人。一句話，大學乃在於培養亞里士多德所謂的自由人。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花了大量的篇幅來探討教育問題。這一點，正象柏拉圖在《政意篇》（Politeia，Republic）的同樣做法一樣，是今天的許多政治學者或是教育人士難以理解的事情。然而，亞里士多德清楚地告訴我們，城邦的終極目的與人的終極目的是一樣的。儘管政治並不能窮盡人的視界，在公民與人之間，政治與哲學之間，存在著不可解決的衝突。然而《政意篇》中的蘇格拉底反覆教誨的是，作為現實政治安排的「政體」（politeia，regime），與體現在每個人身上的「政意」（politeia，regime）關係甚大。用言說的「邏格式」（logos）建立的城邦，在地上是找不到的，但能夠看見這種「天上的原型」的人，卻能憑藉他的所見，將這種城邦建在自己的身上（550b）。政治與哲學的衝突，只能憑藉倫理或信仰來正視。所以，能否擔負公民與人的張力，能否擔負可能與現實、超越與審慎的張力，關鍵就在於你能否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

所以，亞里士多德才敏銳地指出，教育兒童時，當然要包括那些有用而又確屬必需的課目。但不能照單全收，要區分哪些適於自由人，哪些不適於自由人。教育一定不能使人形成「卑陋」的習性。任何影響一個自由人的身體或靈魂，使之降格，不再能擔負善德的操修，都是在使人變得卑陋，是培養奴隸的心性。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要求平等的社會，亞里士多德的許多說法，似乎不那麼容易令人接受了。但如果我們的平等是將所有人降格為奴隸的平等，那麼，這樣的平等不過是最深的奴役，而不是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能夠和必須同等尊重的，是自由人和真正的公民。而教育，就是使我們能夠使平等的真義得以實現，使最好的政體成為可能的前提。

現代大學：以北京大學為例

北京大學精神上的先驅洪堡和席勒曾經為這所大學規定了它的使命：大學的首要目的在於形塑性格，造就倫理，培養或者說教化（bilden）能夠感受到真、善與美的人，能夠領悟到人之尊嚴，人在有限性上建樹的偉大的人。在洪堡看來，「人的真正目的，是使自身的各種力量構成一個最崇高最和諧的整體」，而教育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教育只應發展人的稟賦，而不必賦予人的天性以任何特定的公民特徵…因此，公共教育應完全處於國家許可權之外…」。席勒從同樣的原則出髮指出，只有確立了性格的獨立自主，才能使對外在專制形式的屈從讓位於真正的自由。如果說洪堡讓自由教育擺脫「公民」或國家的羈絆是為了擺脫普魯士家長制國家的肆意干涉；如果說席勒將改革這種野蠻國家，獲得政治自由的真正「啟蒙」寄托在人的審美教育，而非公民教育上；那麼現在，我們要再往前追溯一步，回到洪堡和席勒的導師盧梭那裡，回到《愛彌爾》，回到人的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對立，我們會發現，我們需要完全相反的路徑來實現同樣的目標：通過公民科學來進行自由教育，藉助二者的張力來塑造真正的自由人。

中世紀大學的精神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時至今日，大學的「夢想」（如果不是惡夢的話）已經不再是探究哲學的真知，或是探索政治的審慎與明智，而是傳授刻板的教條和那些同樣刻板的技藝，這些教條和技藝，因為喪失了探究（zetesis）的精神，不在是使人自由的道路，而是挾制奴僕的軛，不是培養公民的競技場，而淪為「販賣畢業的機關…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蔡元培）。之所以如此，乃在於我們的大學背棄了亞里士多德勸告的自由教育，所以阿多（Pierre Hadot）才會說，正是大學的出現才使哲學不再是一種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或者象克爾凱戈爾所言，哲學中的懷疑，因為喪失與生活的關聯，成為教條的懷疑；甚至象尼采指出的，哲學家只剩下了「圖表腦袋」。而基於同樣的理由，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才會嘲諷地說，法學陷入了「神學與新聞報道之間，看起來無法給自己找到一個又堅固又客觀的基礎；要堅固就失去客觀，要客觀就無法那麼堅固」。哲學和法學尚且如此，何況其他系科。

難道這樣的大學，不正象霍布斯所譏嘲的，只不說是妖魔施展妖法的魔窟罷了；象布魯姆（Allan Bloom）諷刺的那樣，大學不再是激勵人們改變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卓越；而是教育每個人固守自己的監牢，沉溺於封閉的心靈；或者象復汀（Ernest Fortin）所說，現代大學與其說叫自己為「整全」（University），不如索性稱呼自己為「雜多」（multiversity）。80年代時，中國的大學生自信自己是「天之驕子」，是社會的立法者。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們匆忙地尋找各種教條，來指導他人的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作為一個學習者，他是為了成為更好的教導者；作為一個發言人，他是為了成為代言人；作為一個行動者，他首先和最終都是為了帶動他人的行動。一句話，大學作為社會的焦點，是因為大學希望成為社會的頭腦和喉舌。

90年代，所謂「知識分子」的退卻，社會科學和各種器物之學的興起，「地方性知識」的範式取代了「變法」動力之下的「現代化理論」。伴隨「立法者」夢想的破滅，哲學和政治都變成不可理解，甚至毫無價值的東西。逃避政治責任的，犬儒主義式的冷漠心態和拒絕思考政治，聽命於亢奮情緒的各種新型的「急進」心態，交替出現，彼此助長，似乎倒成了大學中非此即彼的選擇。當教育本身日益變成可以憑藉權力和金錢隨意兌換的商品，大學在成為交易的焦點的同時，卻也成了社會敗壞（corruption）的焦點。大學不再是能夠批評和對抗社會不義的力量，倒成了這種不義具體的化身。當我們的教師靠抄襲度日，以冷酷自矜，只為金錢或職稱而奔波，我們的大學生不僅不再是「驕子」，反而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逃離學校，結束這段「學徒」時期。那麼用亞里士多德的話，這樣的學生和教師，不是自由人和公民的「學徒」和「導師」，而是「奴隸」的「學徒」和「導師」了。

而今天，在2000年發生的一件也許註定將逃離歷史宏大眼光的微小事件中，我們不再是救助者，而是自救者；不再有權替別人代言，而首先是為自己發言；不再逃避，而能面對自身的處境行動，兼具理性和改善現在的熱情，二者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而這樣的自由，這種首先從自身和現在開始的自救、言論和行動，不是逃避，也不再是引導，而是他人能夠分享和受到激勵的自由。正如蘇格拉底所言，一個好的政體，首先是從那些能夠看見，並能夠踐行的人的身上開始的。而且早已有「福音」告知我們，「你們探尋（zeteite），就尋見」。而我們的探尋，將首先自教育始，自自由人的教育始，在教育中來踐行自由。

如果只是為了傳授專門技藝和實證知識，我們何必需要大學，將大學分解成各種專科學校難道不是更合宜嗎？如果只是為了研究這些技藝和知識，也許將這所大學變成一所公司，會更加名副其實，提高「效率」。什麼是大學的使命？作為一所現代大學，這些技藝和實證知識都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說非常重要。但這些專門技藝和實證知識本身，卻並非大學的目的；相反，是大學的目的，給了這些技藝和知識以方向和目標。亞里士多德早已告訴我們，任何技藝都仰賴一種「主導技藝」（architectonic art，《尼各馬可倫理學》1094a，1141b），沒有它，所有的技藝最終都是奴役。哲學讓我們能夠思考這種技藝的可能與限界，政治讓我們能夠探索這種技藝成為現實所要求的審慎與權衡，而倫理則讓我們培養踐行這種技藝必需的德性和智慧。

何為大學的使命

因此，大學的使命，在於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的要害在於結合哲學、政治和倫理的公民科學。一門公民科學，在我們這個世紀，在這裡，是大學真正精神所能夠寄託的希望，是面對、思考和回應「現在」的關鍵，是行動在言論（logos）中的延伸，是連接「一種實踐與另一種實踐之間的接力棒」（Gilles Deleuze），也是大學帶來的教育革命之所以是現代社會的第三次革命的真正意涵（Talcott Parsons）。公民科學，是那些所謂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或是專業技術的「主導技藝」。只有公民科學，才能使理性擺脫冷漠、熱情避免亢奮，理論成為理論的生活，而最終，使大學成為真正獨立和自主的「普遍」和「完整」（unive rsitas），使其中的學生成為這種精神的化身，成為自由人和公民。

先賢嘗言，我愛自己的國家勝於愛自己的靈魂。而此時此地，我們需要象愛自己的國家一樣愛自己的靈魂，因為只有愛自己的靈魂，才能使我們更好地愛自己的國家。我深愛我的國家，是因為只有在這個國家中我才能探索我的自由。因此，要作為公民愛我們的國家，要作為自由人愛我們的國家，要「配得上」你所愛的國家。而做一個心靈或肉體的奴隸，這樣來愛我們的國家，難道不是將我們的國家降低為「豬的城邦」嗎？為了成為一個自由人，為了思考正義與善，我們既需要愛更廣大的世界，太陽下的城邦，世界的城邦；我們同樣也需要愛「小世界」，我們的大學。而無論是我們的哲學摸索的世界城邦，還是我們的倫理踐行的大學城，最終都指向了我們作為公民所生活的可能國家，這個讓哲學與倫理遭遇的政治城邦，這個最初和最終都踐行在我們的身上的城邦。不過，當我們探問這個城邦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我們也許首先應該問一下，那些想要進入城邦，並自居為城邦的當然居民的人，你準備好了嗎？你的身體，還有你的靈魂；作為公民的你，還有作為自由人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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