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讀點歷史很有必要

1.《戰後日本經濟史》

作者：[日] 野口悠紀雄

出版社：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定價：48.00元

知名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在書中追憶，其人生的最初影像始於1945年東京大空襲中的恐怖經歷，他這一代人親歷和參與了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

野口悠紀雄，1940年出生於東京。1972年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在一橋大學、東京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等院校任教授，2017年9月起擔任早稻田大學商業及金融研究中心顧問。

最早的記憶

3月10日，僥倖活了下來

我的記憶始於1945年3月10日深夜。空襲引發的大火映紅了天空，奶奶、媽媽、姐姐和我戴著防空頭巾，用嬰兒車推著年幼的妹妹，一家五口跌跌撞撞地路過了地藏菩薩，沖向附近小學的地下防空洞。我們幸運而偶然地活了下來。和我們一同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大部分都窒息而死。人太多，空間太小，從最裡面的位置開始，很多人依次因窒息死亡。我們一家只是偶然待在入口附近，還能呼吸到從門縫進來的稀薄空氣，才幸免於難。第二天早晨，被警防團的人們拖出防空洞時，全家人都已經失去了意識。醒來之後，我們看到燒焦的屍體在操場上堆成了小山。這就是「東京大空襲」。那一夜的經歷如此強烈地震撼了剛過4歲的我，甚至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記憶。

從空襲開始的深夜到大火被撲滅的短短8個小時里，約有10萬人失去了生命。死亡人數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日軍根本無法抵禦美軍的轟炸。334架B-29轟炸機，在1500至3000米的低空，大搖大擺地飛進東京上空。東京市民就這樣在毫無防備的狀態下，暴露在美軍面前。造成死亡人數眾多的第二個原因是，美軍詳細且高效的空襲計劃。美軍首先劃定了東西5公里、南北6公里的長方形區域，在邊界投下燃燒彈形成火牆。這樣後邊的飛行隊就可以根據這個標誌準確地轟炸。而在地面上，百姓卻被火牆堵住了生路。很多人以為跑到水邊就可以活命，都朝隅田川跑去。對岸的人也出於同樣的理由跑過來，人們在橋上擠成一團，動彈不得。這時美軍拋下燃燒彈，造成了一場人間慘劇。我很長時間都不敢接近這座言問橋，直到現在，大橋兩端的橋柱上還殘留著黑黢黢的印跡，那是當時在火中喪生的人們留下的無法磨滅的痕迹。據說逃到防空洞時，母親曾經絕望地說：「我們逃不到隅田川了，就死在這兒吧。」姐姐聽了非常難過，不甘心就那麼死掉。而從結果看來，母親誤打誤撞地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指揮這次空襲的美軍司令是柯蒂斯·李梅少將，他在幾個月前剛剛將德國的歷史名城德累斯頓夷為平地。而日本政府後來竟然為他頒發了勳章。

不再信任「國家」

艱難穿過命運之門

防空洞里那麼多因窒息而死去的人，他們一定以為越靠裡面越安全。我們一家之所以停留在入口附近，也不過是因為來得晚，已經擠不進去了。當時老百姓對於防空洞可能導致窒息的危險實在是一無所知。後來我才知道，在德國，政府早就教育民眾在防空洞避難時，要警惕窒息危險。進入防空洞後，應該在相當於地板、人的腰部和頭部的3個高度分別點燃燈火，如果最高處的燈火熄滅，就要立即開啟換氣裝置。可是在日本，政府不但沒有告訴民眾待在防空洞里可能有窒息的危險，還要求民眾「遇到燃燒彈起火要立即撲滅」。美軍在東京大空襲中使用的燃燒彈具有與在越南戰爭中用來燒毀森林的凝固汽油彈同等的威力。果凍狀燃料的燃燒溫度可以高達1000攝氏度左右，根本不可能用水撲滅。

3月10日的這次經歷，是我不再信任所謂「國家」的原點。當極端的危機降臨在老百姓頭上時，國家並沒有救助我們，甚至連危機的到來都沒有告訴我們。對國家的疑問還不止這些。後來我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當蘇聯攻入德國時，為了保護被波蘭從本土隔離的東普魯士地區居民免遭蘇軍凌虐，德國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派出全部海軍艦隊將當地居民盡數救出。而日本是怎樣做的呢？半藤一利在其著作中曾有這樣的記述：對於已經做好戰敗準備的國家來說，其軍隊最緊要的任務就是保護進攻地區和被佔領地區的平民百姓的安全。翻開歐洲戰爭史，我們不難看到他們是如何拚死做到這一點的。而日本，無論國家還是軍隊對於這種戰敗國的國際常識都不了解……對於在決戰階段迎擊登陸美軍之際，應該如何處置前來避難的無辜百姓這個實際問題，據說日本陸軍中央參謀給出的回答竟是：「沒辦法，軋死他們繼續前進。」此外，戰後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在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以後，日本為何還要繼續戰爭？最近我終於找到了答案。原因就是戰爭的指揮者們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投降的決定才一拖再拖。5月以後，為了勝利無望的戰爭而被迫賣命的士兵們又是帶著怎樣的心情，堅守在絕望的戰場！

我幸運地沒有在3月10日變成燒焦的屍體，也沒有成為失去雙親的孤兒（如果只剩下自己，我一定也會像其他戰爭孤兒一樣，不得不一直在上野的過街通道里徘徊度日）。後來我也沒有被徵兵，活著迎來了「戰後70年」。這些偶然的幸運一次次重合，使我有幸在命運之門開開合合的瞬間，艱難地穿過那些縫隙。

贏得戰爭為最終目的

1940年前後，改革派官僚改變了日本

就在我們險些死於防空洞那年的5年前，一群被稱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試圖改變日本。為了確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他們建立起「國家總動員體制」，將全國所有資源都用來為戰爭服務。他們為此制定的經濟制度，在戰後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繼承下來，成為戰後日本的基礎。所謂改革派官僚，是指被派到偽滿洲國參與「國家管理」的一群官僚，中心人物之一是岸信介。其理念是對產業實行國家統治。他們認為企業必須為公共利益奉獻，不得追求私利。此外，也不允許不勞而獲的特權階級的存在。事實上，岸的目標是建設日本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岸信介們所信奉的思想當時正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擴張。德國是「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納粹）」獲得了政權；就連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政權的新政派也接二連三地拋出了政府主導型政策。岸信介們在對產業實行國家統治的同時，對金融領域也進行了大規模改革。戰前的日本，企業主要依靠發行股票或公司債券的直接金融方式來籌集資金。靠向銀行貸款來獲得資金的間接金融所佔比例較小。對此，改革派官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排除股東對企業的支配，確立「銀行中心主義」，改由日本興業銀行等為企業提供資金。

1940年，稅收財政制度也進行了改革。首先通過導入源泉徵收制度強化了對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同時，法人稅也被確立為一個獨立的稅種，從而改變了日本過去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系，開始直接向製造業等現代經濟部門徵稅。按照新的制度，稅收不經過地方政府直接交給國家，再由國家撥款給地方的模式初步形成。

此外，農地改革的準備工作也取得進一步進展。中央政府於1942年制定了《糧食管理法》。該法規定，佃農將糧食繳納到國家，國家付款給農民，農民再用其中的一部分向地主繳付地租。通過這項法令，地租由實物支付變為現金支付，農村的狀況大為改觀。

上述這些改革，均以贏得戰爭勝利為最終目的。

2.《敘利亞亂局與西方的劫爭》

作者：[荷蘭]尼可拉奧斯·范登

出版社：I.B. Tauris & Co Ltd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

定價：8.99英鎊

本書深入剖析敘利亞內戰的來龍去脈以及背後的大國角力，強烈質疑西方國家的敘利亞政策，對於敘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途徑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

當地時間4月14日清晨，美英法三國對敘利亞發動空襲，理由是敘利亞政府軍在進攻反政府武裝控制的杜馬鎮時使用了化學武器，觸犯了國際社會禁用化學武器的紅線，儘管這一指控並沒有確鑿的證據。此次空襲總計發射了105枚導彈，號稱炸毀了敘利亞政府的大部分化學武器庫存。美國宣布，日後是否繼續攻擊敘利亞，取決於敘利亞政府是否繼續使用化學武器。

導彈從天而降的電視畫面看起來頗為震撼，但是它無法改變如下事實：在經歷了7年內戰之後，敘利亞政府軍正在俄羅斯和伊朗的幫助下，逐步取得內戰中的勝勢。距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僅10公里的東古塔地區，自從內戰開始以來一直被反政府武裝控制。自今年2月中旬起，敘利亞政府集結重兵，意圖拔掉反政府武裝在首都附近的這一塊最後的根據地。4月7日，反政府武裝宣稱敘利亞政府軍對東古塔地區的杜馬鎮發動了化學武器攻擊，此時該地區除杜馬鎮以外的33個城鎮都已經被敘利亞政府軍攻佔。4月12日，敘利亞政府軍攻下杜馬鎮。

《紐約時報》4月15日發表記者哈伯德（Ben Hubbard）的評論文章《美國空襲煙塵散去，敘利亞問題依舊》（As Dust Settles From U.S. Strikes, Syria Faces Same Questions），文中指出，當前有不少論者認為，若要停止這場已經持續了7年的內戰，並阻止鼓吹聖戰的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再度興起，唯一現實可行的辦法是承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將會在俄羅斯和伊朗的幫助下保持權力，並且聽任他取得勝利。唯有當戰事結束，國際社會方能解決敘利亞的其他重要問題，諸如土耳其和庫爾德人在敘利亞北部的對抗，伊朗與以色列的影子戰爭，以及在廢墟上重建社區以便大量流落異國他鄉的敘利亞難民可以重返家園。

然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政府無法接受這種觀點，它們堅信巴沙爾必須受到懲罰，聲稱只要他不下台，就不會幫助敘利亞重建。哈伯德援引美國的中東問題專家蘭迪斯（Joshua Landis）對於西方國家敘利亞政策的批評：「你們不是在懲罰巴沙爾，你們是在懲罰貧苦的敘利亞人民。如果美國的目標是對抗恐怖主義，幫助地區穩定和難民重返敘利亞，那麼其政策只會適得其反。」

另一方面，哈伯德指出，此次空襲看似來勢洶洶，其實只是精心制定的局部行動，目標並非顛覆巴沙爾政權，或是打擊支持敘利亞政府的俄羅斯和伊朗。

美國及其盟友希望避免衝突升級，不願深陷戰爭泥潭。這令巴沙爾的宿敵們感到失望，哀嘆空襲並沒有對敘利亞局勢造成任何改變。

敘利亞內戰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背後牽涉了怎樣的大國角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扮演了何種角色，有何得失？關於這些問題，荷蘭資深外交官范登（Nikolaos van Dam）2017年10月出版的著作《摧毀一個國家：敘利亞內戰》（Destroying a Nation The Civil War in Syria）堪稱一部必讀書。范登曾任荷蘭駐伊拉克、埃及、土耳其、德國和印尼大使，2015年至2016年擔任荷蘭派往敘利亞的特使。他曾先後在1979年和1995年出版兩部關於敘利亞政治的學術專著，對敘利亞問題可謂知根知底。

范登指出，敘利亞內戰實為其政治結構的必然結果。早在法國殖民時期，敘利亞的軍人就主要來自一個伊斯蘭教的小教派——阿拉維派，這是什葉派中的非主流派別，被不少遜尼派人士視為異端。

敘利亞獨立以後，阿拉維派保持了對軍隊的控制。1970年，現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父親哈菲茲·阿薩德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此後持續統治敘利亞30年，2000年去世後傳位給巴沙爾·阿薩德。

阿薩德家族及其忠誠者都是阿拉維派，同時也是堅定的世俗主義者。阿拉維派僅占敘利亞總人口12%，卻掌握政權，而遜尼派佔總人口74%卻處於被壓抑地位，阿薩德家族長期靠軍警鐵腕維護著自己的統治。1982年，信奉原教旨主義的遜尼派極端組織在哈馬（Hama）發動叛亂，敘利亞政府以焦土政策殘酷鎮壓，死亡人數超過2.5萬人，絕大多數是無辜平民，這一慘案成為敘利亞一道永遠的傷口。

巴沙爾上台以後一度推行市場化經濟改革，結果卻加劇了貧富分化。從2006年到2011年，全球變暖導致敘利亞持續乾旱，糧食減產超過一半，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淪為底層，社會矛盾加劇。2011年，在遍及鄰國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的衝擊下，敘利亞也出現了反政府的示威活動，遭到政府強力鎮壓。范登認為，鎮壓未必是來自巴沙爾的指令，更可能是軍警機構的習慣性反應，而反政府組織一開始就不乏暴動和劫掠。敘利亞迅速陷入內戰。

然而，和一般意義上的內戰不同，敘利亞內戰幾乎是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

2013年，全國有近1000個反政府武裝在和政府軍作戰的同時相互混戰。而所謂政府軍大部分不過是一些在名義上效忠巴沙爾政權的地方軍閥。戰場犬牙交錯，戰線不斷變換，敵友不斷反轉。大馬士革城郊的公交車通勤路線，就要經過多個不同派別武裝的控制區域，乘客要經歷多輪盤查。

血腥的亂局令大批民眾紛紛逃離家園，到2015年已有400萬難民逃往國外，造成數十年來全球最嚴重的難民危機。

敘利亞內戰所引發的權力真空，導致了號稱「伊斯蘭國」（ISIS）的恐怖組織的崛起。ISIS本是「基地組織」的從屬力量，主要在伊拉克境內活動，從2011年開始進入敘利亞，通過控制敘利亞北部的油田並走私石油獲得大筆收入，在2014年到2016年一度甚囂塵上。

與專註挑戰西方的「基地組織」不同，ISIS把屠戮什葉派、爭奪地盤作為首要目標，與什葉派主導的伊朗為敵，而伊朗一直是阿薩德家族的鐵杆盟友。打擊ISIS也為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內戰提供了理由，俄羅斯除了打擊ISIS，也和敘利亞政府軍一起清剿其他派別的反政府武裝。

俄羅斯和伊朗的外援是促成巴沙爾政權渡過危機的關鍵因素。如今該政權控制了敘利亞的多個主要城市，根本原因在於，絕大多數城市平民寧願忍受世俗化的獨裁統治，也不願接受極端原教旨主義。而巴沙爾政權是敘利亞國內最具實力和決心抗擊極端原教旨主義的力量。

范登強烈質疑西方國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他指出，一方面，西方國家普遍宣稱希望政治解決敘利亞內戰和難民危機，但是它們所說的政治解決，前提是必須改變政權，讓巴沙爾·阿薩德下台，而這不通過軍事干涉是無法實現的。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口頭上支持那些號稱追求民主、自由的世俗派反政府武裝派別，但是支援遠遠不到位。范登表示自己強烈反對一般意義上的軍事干涉，這類行動通常都會導致災難。但是，西方國家一邊慫恿敘利亞的反政府組織武裝對抗巴沙爾政權，一邊又口惠而實不至，給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輸送的武器「足以摧毀敘利亞卻不足以推翻巴沙爾政權」，這無異於誤導這些反政府組織去送死，同時也讓敘利亞戰亂頻仍，政治解決遙遙無期。

事實上，自從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深陷泥潭之後，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以改變政權為目標的軍事干涉就很難得到本國選民的支持。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給西方國家提供了一個「支持民眾反對獨裁」的干涉理由，利比亞的卡扎菲就是在法國和美國空軍的轟炸下走上絕路，被反政府武裝擒獲處死。但是一年以後，美國駐利比亞大使便死於襲擊，襲擊者正是曾在利比亞內戰中對抗卡扎菲的伊斯蘭武裝。這令西方各國政府更難說服選民同意在中東地區發動戰爭改變政權。

另一方面，中東地區在地緣政治和石油資源上的重要戰略地位，讓西方國家無法對其放鬆控制，將資源拱手讓人。西方國家的理性策略就是不斷製造各種理由，拖延敘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類似於在圍棋中不斷製造「劫爭」，令對手始終無法「凈活」。而最終為此買單、承受苦難者無疑是敘利亞民眾，即使他們名義上是西方國家的同情對象。

本書作者尼可拉奧斯·范登系荷蘭資深外交官，同時也是一位研究敘利亞的知名學者。曾任荷蘭駐伊拉克、埃及、土耳其、德國和印尼大使，2015年至2016年擔任荷蘭派往敘利亞的特使。

3.《作為「巨獸」的製造業》

《巨獸：工廠史和現代世界形成史》

作者：[美]約書亞·弗里曼（Joshua B. Freeman）

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

出版時間：2018年2月

定價：27.95美元

本書提綱挈領地講述了製造業從形成到當下的數百年發展史，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社會變遷；揭示了製造業不是可以簡單地被國家、民族等實體所駕馭的力量，而是一種具備自身發展邏輯、光明與黑暗並存的洪荒之力。

約書亞·弗里曼是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專註勞工史研究。

近年來，振興製造業成為全球經濟的熱點話題。美國特朗普政府之所以發動貿易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藉此扭轉美國製造業整體空心化的局面。

中國則正在經歷從「製造大國」到「製造強國」的轉型，高端製造業開始崛起。在當前的國際政經語境中，製造業顯得與國家戰略、民族主義等密不可分，似乎再次證明了「通過國家力量發展製造業獲取貿易順差」的重商主義的正確性。

然而，從社會和人性的角度而言，製造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又造成了怎樣的後果？美國歷史學家弗里曼（Joshua B. Freeman）的《巨獸：工廠史和現代世界形成史》（BehemothA History of the Fac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書，正是從社會語境出發，博大而精微地建構了關於製造業數百年發展史的宏大敘事。此書的書名就富於深意，所謂「巨獸」的英文音譯是「比希莫斯」，這是《聖經·舊約》里提到的上帝創造的兩大威力無比的怪獸之一，另一個怪獸是「利維坦」，「比希莫斯」統治陸地，「利維坦」統治海洋。自從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的名著《利維坦》問世以來，「利維坦」就成為政治學界的一個基本術語，意指擁有強制權力的國家。弗里曼將製造業比作「比希莫斯」，就是意在和「利維坦」對舉，暗示製造業是一種足以和國家相抗衡的洪荒之力，而不是可以簡單地被國家、民族等實體所駕馭。

弗里曼首先回溯了現代工廠的起點。1721年，英國德比（Derby）市興建了一家絲綢廠，它有著5層樓的廠房，一座23英尺高的大水車來迴轉動為其提供機械動力，大批工人在同一封閉空間內從事繅絲等工作。

這在當時是一項破天荒的創舉。它具備了製造業的兩大基本特徵：其一，產品來自機器生產，可以重複且連續不斷地製造出來；其二，多名生產者在一起協作勞動，日復一日地同時上班、同時下班。這和之前以農莊和作坊為主體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迥然不同。

隨著效仿者陸續湧現，製造業在英國開始起飛。近半個世紀以後，1776年，第一批由瓦特改良的新型蒸汽機投入使用，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

然而，機器的轟鳴聲又是何等殘酷的夢魘。最早一批現代工廠主要集中在紡織業，在機器前操作的工人幾乎全部是婦女兒童，他們每天通常工作12小時，薪金微薄，報酬較高的成年男性員工則從事管理和維護工作。工廠聚集的新興城市如曼徹斯特等，髒亂惡臭，疾疫流行。紡織工廠的悲慘場景構成了狄更斯多部小說的基調；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對英國紡織業的調研報告。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起始階段的製造業可以說充滿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大西洋彼岸的情況卻有所不同。19世紀早期，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紡織業開始興盛，同樣也招收了大量女工。但是，不同於英國那種農村凋敝，無數婦女唯有在工廠苦熬求存的狀況，新英格蘭地區的農莊仍然運作良好，女工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退守故園。進入工廠打工，對於這些女性來說，往往是一種追求經濟獨立的主動選擇。

直到19世紀中期，產業工人的主體都是紡織工廠里的女工。1850年代，能夠從生鐵大規模生產鋼的轉爐鍊鋼法發明並投入使用，引發了鋼鐵業的興盛。肌肉壯碩的男性鍊鋼工人取代了柔弱的紡織女工，成為產業工人的標準形象。

鋼鐵業的資本門檻、機器生產強度和產業集中度都遠遠超過了紡織業。不同於紡織業的工廠林立，鋼鐵業被少數寡頭公司所控制。美國的鋼鐵行業迅速超過歐洲，獨領風騷。另一方面，鍊鋼工人的技術水平和團結程度都遠遠超過了紡織工人，他們相對於資方的話語權也因此大幅增加了，工人組成工會向資方爭取權利的鬥爭活動高漲，階級衝突益發激烈。1892年，匹茲堡的一家鍊鋼廠爆發了嚴重的罷工流血慘案。賓夕法尼亞州州長站在資方一邊，派出國民警衛隊對工廠實施軍管，導致罷工最終以失敗告終。

汽車的誕生是製造業發展史上的劃時代事件。汽車工業不僅僅是造就了汽車這樣一種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工業產品，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套被稱為「福特製」(Fordism)的生產體系。「福特製」的名稱來自美國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其基本原則是標準化、流水線和大眾消費，亦即使用機器和模具來生產大量標準化而廉價的產品；使用流水線讓非熟練工人可以精準合作生產成品；付給工人高於基本生活支出的工資，讓他們成為工業產品的消費者。

「福特製」開啟的大眾消費模式，使得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收入出現了穩步增長，階級矛盾隨之緩解。從1940年到1970年，美國經歷了製造業與社會同步發展的黃金時代。製造業工人普遍擁有房產、汽車、現代化的家居設備、休假，可以在身體硬朗的時候退休，孩子可以上大學。工會像教堂一樣成為主流的社會機構。製造業不再是狄更斯筆下的悲慘深淵，而是廣大工人安居樂業的依靠。

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生產體系，「福特製」超越了意識形態的隔閡。當斯大林開始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之際，曾經為福特汽車公司設計廠房的建築師卡恩（Albert Kahn）受聘為蘇聯政府培訓和管理建築師及工程師，他培訓了超過4000名蘇聯建築師與工程師，設計了521家工廠。蘇聯人一開始並不適應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但是最終按照「福特製」的原則建立了龐大的工業體系，它對於工人的嚴格管理也讓同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形見絀。

「福特製」的普適性意味著它易於學習和被複制，即使是發展中國家教育水平不高的勞動者也能很快被訓練成流水線上的合格工人。這註定了製造業勢必超出國家界線，在全球移動。更關鍵的是，一旦工人工資提高而運輸成本降低，製造業工廠就會轉移到低工資的地區。美國公司逐漸將其製造部門轉移到海外，只將研發和市場部門留在美國本土。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恰好對接了美國製造業的海外轉移，從而鑄就了「中國製造」的崛起。弗里曼把富士康作為「中國製造」的典型加以分析，他指出，富士康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工廠，但是生產的都是貼牌的技術產品，普通消費者幾乎無法意識到其存在；它的生產極為高效，但在2010年連續出現了14起工人跳樓事件，足見工作壓力之大。弗里曼試圖以此表明「中國製造」的某種特殊性——傳統上每一家製造業巨頭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公眾的檢視；「中國製造」即使已經發展成巨無霸，卻是隱匿在公眾視線之外的，其社會角色是模糊不清的。

事實上，弗里曼對富士康的描述並不準確。如今富士康正在籌劃將其工業互聯網部門分拆上市，這意味著它的精華部分即將成為一家公眾公司，它也不再符合「勞動密集型低端代工廠」的刻板印象。不過，弗里曼對「中國製造」的整體批評還是值得聽取和警醒的。畢竟，當前中國製造業的迫切任務就是轉型升級。

「中國製造」崛起的另一面是美國製造業的空心化。1960年，美國有24%的勞動人口從事製造業，今天這一數字只有8%。製造業空心化的社會後果是很多美國工人不再能夠賺取一份穩定體面的收入，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特朗普政府正是試圖通過發動貿易戰來挽救美國的製造業。

弗里曼指出，與那種認為製造業總是與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攜手成長的經濟學主流觀點相反，從歷史上看，製造業常常是在政治權利和法治受到壓抑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最大程度的突飛猛進，二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那種製造業與社會同步發展的情況更像是一種例外。

換言之，僅憑製造業發展並不能帶來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從長期看，製造業所創造的繁榮又是無可置疑的。每當一個國家開始告別農業經濟，擁抱製造業，都會無一例外地經歷一個高度剝削壓榨，甚至為了利潤不惜人命的時期；但是，人均預期壽命終將攀升，貧窮和疾病終將大幅減少。人類應當清醒地將製造業視為一頭光明與黑暗並存的巨獸，通過公共社會的力量馴服這頭巨獸。

本文版權歸《第一財經周刊》所有，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翻譯

黃湘

獨立學者，資深媒體人，現旅居美國，

著有《美國裂變》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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