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江湖上的大哥都是文藝青年

賈樟柯。攝影/張沫

「我告訴自己不要寫那種想像中的江湖人」

本刊記者/隗延章

本文首發於總第870期《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新聞周刊：你工作室內擺著關公像，《江湖兒女》中，也出現了關公像。關公對你意味著什麼？

賈樟柯：關公是山西人，山西是我的故鄉。在山西的文化里，關公文化很重要，所謂忠、義、勇，義是山西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關公文化是江湖文化的核心，（適合）表現江湖。

中國新聞周刊：《江湖兒女》中，斌哥出獄的時候，沒有馬仔來看他，是否意味著他們此前的情感是虛假的？

賈樟柯：時代變了。跟著大哥吃飯，大哥有錢就跟著混；大哥倒了，經濟效益不好，就散了，這跟過去的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原則不太一樣。大家各有所忙，可能都跟了新的大哥了，不方便去見他。

《江湖兒女》海報。

中國新聞周刊：斌哥輝煌的階段，他和兄弟的情誼是一種什麼感情？

賈樟柯：我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希望寫紮根在日常生活的江湖世界，而不是想像中離奇的江湖。中國社會所謂的江湖大哥，是不知不覺就變成大哥了。他們並沒有香港電影或者港台江湖的那種傳承，不用拜師傅，不用遞投名狀，也沒有什麼幫規約束。最初，比如說，一個工廠可能就形成了一個幫派，可能一條街道成就一個大哥，或者一個事件也成就一撥人。連接他們的紐帶是什麼？斌哥那個年代應該是傳統的情誼，但也開始有物質。

中國新聞周刊：混雜在一起了。

賈樟柯：斌哥已經不是老派的、純粹的、完全沒有經濟糾葛的狀態了。他已經開始幫人鏟事兒，跟二勇哥收點港幣，已經是這種混雜的情況。越往後發展，可能就是連過去那種混雜都逐漸沒有了。現在你去山西的話，都是明碼標價幫你打架。我們經常聽到一個笑話，兩個人打起來了，一打電話來了兩撥人，其實是一家公司的。兩個人互相推幾下，就結束了，下班了。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的少年時代，寫詩，也打架。一個寫詩的青年和一個打架的青年，形象反差還是挺大的。

賈樟柯：其實一點不奇怪。我有一次開玩笑說，大哥都是文藝青年，感情豐富的人才能做大哥，他對人情特別懂，會處理問題，感情粗糙的人做不了大哥。

「我在北京朋友很多，親戚很少」

中國新聞周刊：你現在喜歡回鄉參加紅白喜事。什麼時候開始，比較喜歡參加這些事情？

賈樟柯：我們家在北京一個親戚都沒有。回了老家，一大家子，姨媽、表兄弟、堂兄弟、伯伯、舅舅，我確實很多年沒有過這種家庭生活、家族生活、親戚生活。小時候其實也挺不喜歡這種，覺得太鬧了。現在我覺得挺好的，去給老人拜個壽，給小孩子過個滿月喝杯酒，親戚們聊聊天，挺舒服。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變化是因為年齡？

賈樟柯：也不一定是年齡，就覺得生活有缺失。我的錄音師是北京人，我們倆一起工作，有時候他說，賈導我先走了，我表弟回來了、我的堂兄結婚了。我覺得很羨慕他，生活好豐富，我覺得我生活很單調。

中國新聞周刊：你當年的發小，留在汾陽生活的人還多嗎？

賈樟柯：多。我們這個年齡的出來的不多，除非考大學，有很多考大學的都回去了。山西人不怎麼愛出門。我們汾陽吃的好，大家都覺得家鄉最好，所以很多人出來了還會回去。你到汾陽千萬不能說汾陽不好，你只要說汾陽不好，一堆人會攻擊你。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紅白喜事的場合，屬於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可能有的人喜歡張羅事，有的人安靜地吃。

賈樟柯：我就喜歡聊天。

中國新聞周刊：不會把你當成一個名人。

賈樟柯：你在家庭裡面，朋友之間，沒人把你當名人。那不就是賈樟柯嗎？我小時候住在轆轆把街。老鄉碰頭時說，「這不是轆轆把街的賈樟柯嗎？」直接把你小時候出生地給點出來了。

中國新聞周刊：當你擁有越來越多的名聲、財富和資源。你會有這樣的擔心嗎？比如別人與你交往，更多的是出於某種目的性，而不是情誼本身。

賈樟柯：沒有。當然，現在找我辦事比較多，但也是確實有事情要辦。與人交往，如果這樣子想，怎麼去生活呢？反正我不會這麼想。

「人們討論的問題，你會發現又回到了原點」

中國新聞周刊：近些年，中國的哪些變化是你關注的？

賈樟柯：我覺得是中國各行各業都是處在一個自嗨的舒適圈。從我做的行業來說，看到人們討論的問題，你會發現又回到了原點。文化建設那麼多年，沒有進入到一個應該有的維度，還在原地打轉。文化的消解力來自哪裡？這毋庸置疑，大家都知道。

中國新聞周刊：哪些事情讓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賈樟柯：從電影角度來說，藝術家跟商業的關係，商業是不是會吞噬一個藝術家？這個問題就這麼多年還在討論。其實很好回答，商業會吞噬一部分藝術家，同時也有一些藝術家是不會被商業吞噬的，它有什麼好討論的？

中國新聞周刊：前段時間，你在演講中提到，民族主義情緒已經往道德主義的氛圍推進。

賈樟柯：我覺得在80年代人們已經超越道德主義，過去人的私德問題跟人的權利，社會對它的理解還比較正確。法律承擔法律層面的，道德承擔的是道德層面。不會因為私德的事情，牽扯到一個人創作的權利，生存的權利。現在，像我們那些所謂劣跡藝人，永無翻身之地，他的私德會影響他的吃飯。沒有創作權利，沒得拍，也沒得演了。

中國新聞周刊：還有哪些事情，加深了你這一判斷？

賈樟柯：比如說對文藝作品的道德要求。像《後來的我們》，你會發現觀眾自發的評論裡面，都在道德主義層面講這些電影，說三觀不正，不能談婚外戀，甚至覺得不應該存在，要群起而攻之。可是藝術就是探討人性的弱點、情感的多樣性、情感悖論。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很多電影小說是在講亂倫、同性戀、婚外戀，它都是人類情感裡面我們值得去理解的部分。如果按道德主義的標準，將這些話題變為一種禁忌，那就是降格。

中國新聞周刊：最近一兩年，湧現了很多短視頻平台，你會去上面看短視頻嗎？

賈樟柯：我不怎麼看，但我也發了三條抖音。我只發，其他不看，還沒有時間。直播，我看過一段時間，現在也不看了。等忙過這段，看一看大家在玩什麼。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無論是縣城還是城市，很多人都在看這些，似乎變成了人很重要的精神生活。你覺得這些新的事物對人有哪些變化？

賈樟柯：我覺得它不是那種顛覆性的改變，就是娛樂中間的一個信息傳播，增添了一個渠道，一種模式而已。

「年輕導演的作品其實沒有得到應該有的迴響」

中國新聞周刊：近幾年，中國影視行業你最關注的變化是什麼？

賈樟柯：產量增大，年輕導演作品正在增加。創作上並沒有太多新的情況。

中國新聞周刊：此前你提到想做藝術影院，現在做得怎麼樣了？

賈樟柯：我們蓋了一個六個廳的平遙電影宮，已經運營半年，目前還是在放院線片。平遙國際電影展也會在那舉辦。汾陽有一個三個廳的種子影院，11月會開業。明年在西安建一個影院，目前處在建設階段。希望能夠有一定數量之後，開始逐漸把它變成藝術影院，有統一的節目策劃，統一的片源提供。

中國新聞周刊：當初你拍電影的時，受到了知識分子和媒體的很多關注。近幾年，知識分子和媒體的話語權都在變小。現在的一個藝術片的導演的處境，和你早年面臨的處境，有怎樣的區別？

賈樟柯：確實不太一樣。過去我們的藝術電影會受到知識界的關注，現在新媒體時代，基本上是在影迷的包裹之中。他們會從電影的角度，來談論一些電影。就是好看不好看？好玩不好玩？討論那場景拍得很棒，那個蒙太奇做得很好。最後其實就很簡單，有點像香港的好笑不好笑。不是有調查過嗎？香港人評論電影第一關鍵詞是搞笑不搞笑。

但是一個電影，它遠遠不只是從電影到電影，它可能涉及的社會層面、精神層面很多東西。這些得不到充分的討論和關注。電影既然負載文化，它沒有那麼簡單。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的藝術片導演，和你當年相比，他們的處境是更難了嗎？

賈樟柯：我覺得精神環境不是太好，資本環境比我們好很多。我們那個時候，連個創投都沒有，你想當導演，真的不知道怎麼當。確實是命運的偶然，突然你認識這個人，這人想投電影，給你點錢，你就拍了。現在最起碼也有幾千家電影公司，你可以去敲門。過去除了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沒了。你怎麼去敲國營製片廠的門？進都進不去的。

工業環境確實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從精神環境，我覺得年輕導演的作品其實沒有得到應該有的迴響。這個迴響不單單來自於影迷，它更來自於知識階層。

值班編輯：張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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