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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維利里奧|生前訪談,關於當代生活中失控的加速

原標題:紀念維利里奧|生前訪談,關於當代生活中失控的加速


法國哲學家、文化理論家、城市規劃專家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lio)於2018年9月10日因心臟病去世,享年86歲。維利里奧最重要的思想圍繞「速度」展開,他認為「時間加速改變了人類與世界的關係」,「技術的進步使速度成為現實本身」,而「對即時性的膜拜為我們的文明帶來了深遠的困擾。」


十年前,他與著名攝影家雷蒙·德帕東(Raymond Depardon)共同策划了題為《故土》的展覽,在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展出期間,他接受法國《新觀察家》雜誌的採訪,分析了當時金融危機的根源,提到法國高鐵(TGV)爆炸式發展對社會的衝擊,並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縮小的世界」里。哲學家辭世之際,《新觀察家》再次刊載了這篇訪談,其中的一些洞見在今天看來仍具有現實意義。


法國哲學家、文化理論家、城市規劃專家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lio)於2018年9月10日因心臟病去世。


當前(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起偶然事件嗎?


保羅·維利里奧:啊不!這是一場徹底的事故。有人認為它是系統性的,成系統的事故,還能說是偶然嗎?顯然不能。我們所面臨的這種新的偶然形式質疑了進步的本質。人們拿這場危機和1929年相比,其實目前混亂的根源應該到1987年「程序化交易」引發的股災里去找,正是在那時候,股票實現了聯網實時交易,虛擬流也就與現實完全脫節了。實時證券交易所大批湧現出來,大量信息流以光速運行。正是當時紐約的所謂「大爆炸」導致了20年後的信貸「大坍縮」:程序失去控制,計算「金融與概率」的數學系統複雜到非理性。數學已完全滲透到經濟思想中。資本被速度控制,銀行再也不能掌控它的去向。資本的全球大遷徙是一件大事,我們不知道風險何在,而它的毒性已經在網路空間蔓延開來!

整個人類歷史都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地產、礦藏、土壤……humain(人類)這個詞就來自humus(土壤表層易於種植的腐殖質)。這次危機從次級房屋信貸開始爆發並不是偶然,次貸意味著地產、房產。不動產主導了歷史:在雅典,必須擁有產業才能成為公民。我們社會的加速發展開始於19世紀交通運輸方式的革命。第二次加速則始於信息數據傳輸方式的革命。第三次加速正在醞釀,晶元技術的發展將帶來人體器官移植術的革命。速度不僅侵佔了社會肌體,它正在進一步侵入人類的肌體本身。


當前的這場革命推崇瞬時性、普遍性和同時性,簡而言之就是神明的所有屬性。雖說我們的現代社會是世俗社會,我們卻在一面操縱著神性一面否認它的存在。如果時間就是金錢,那速度就是權力。大商家們推崇「即時制(JIT),零庫存」, 所謂即時制管理就是使生產加速,而零庫存就是要使積壓清零。生產速度與庫存累積這一資本主義的重要矛盾到今天已全面崩潰。


您和雷蒙·德帕東策劃這個展覽,核心概念就是「速度」。你們兩位就像一對矛盾體:德帕東是遊走在鄉村世界的流浪者,以緩慢的速度見證了鄉村人群的消亡;而您足不出戶,卻在規劃城市,為速度和虛擬世界構建理論。是什麼讓你們走到一起呢?


維利里奧:是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正是它造就了歐洲的歷史。我是一個義大利偷渡客的孩子,而德帕東是個農民。他代表的是鄉村生活,是紮根立足,是地緣政治,而我這邊則是城市,是離鄉背井,還有如今的舉族遷徙。這是一個人們從逃離鄉村到繼而逃離城市的時代。人口超過兩三千萬的大都市是城市和定居生活的失敗,無論對政治家、經濟學家還是城市規劃者來說都是聞所未聞的。城市就是積累,兩三千萬人的大都市也是資本積累的失敗產物。


我們倆的矛盾之處在於,雷蒙信奉安定卻從不停止旅行,而我談論速度和旅行卻不愛出門。我的思考關注路徑,而他作為攝影師更關注主體。不過當今的全球離域化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就像先哲們談論「客觀性(objectivité)」、「主觀性(subjectivité)」那樣,我將其稱之為「路徑性(trajectivité)」。

今天數以百萬計的移民難民到處被驅趕、圈禁,流離失所、輾轉奔逃……這種史無前例的現象給當今世界帶來了何種變化?


維利里奧:目前約有2億人生活在他們的原籍國家之外。預計在未來40年里,由於經濟差距、全球變暖、自然災害或戰爭的原因,移民人數將接近10億,這些人都必須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重新安置。人口的流向逆轉了,從過去的殖民地湧向前殖民國家。這場前所未見的移民危機重新定義了定居與游牧的區別。


此刻這些人類遷徙現象,一面是定居者得益於互聯網、手機等信息技術可以四海為家,一面則是流浪者無處安身,只能輾轉於並沒有指向去處的「暫居過渡」營地。這些難民過境營不僅駐紮在各國之間,還有的就在某些國家領土內部,不僅取代了昔日的貧民棚戶區,還在取代一些城市。被所有邊界剔除在外的人們聚居起來,形成人口稠密的特大都市,對安於「城外」生活的人們構成了實實在在的競爭。


在我們的社會中,曾經是定居者統治流浪者。我們的整個歷史都是關於游牧社會如何演變為領土社會。這種模式被顛覆了。我提到「城外」生活,是因為我們正朝著一種運動中的城市發展,城市裡的宜居空間將不再是固定居所,而是交通工具。今天,大批人從城市向「城外」出走,向電信機構、機場、火車站、港口所組成的流動城市遷徙,這些地方構成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


矛盾的是,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樹立如此多的牆壁,挖掘如此多的隧道。自1989年柏林牆倒掉,近20年過去了,人們在美國和墨西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又建起了十多面牆,甚至在一些城市內部,如義大利帕多瓦等地建造了用來隔離羅姆人社區的柵欄。

這些現代游牧民族的身份究竟是什麼呢?


維利里奧:新的游牧民族在首都的人行道上或過境營地里安營紮寨,交通工具成了人們的新居所。古代城市被看作是選舉的地點,有「選定居所」(élire domicile)之意。選舉之地包含場所、禮儀和身份的涵義。而今天,一座城市就是出城的地方。這樣的全域城市無處不在,又哪兒也不存在。這種現象挑戰了「身份」概念的地域性。


今天,正如國家信息與自由委員會早就擔心的那樣,人的身份已經讓位於個體的可追溯性。我們不僅會被攔下來,還會被追蹤,定居證明變得毫無用處。「軌跡測量」取代了地理學。定居者也被不停定位,永遠處在監控之下,電信傳輸速度為這場無休止的狩獵提供了便利。這樣一個人還如何保持其原生身份?有一名消防員告訴我,他曾經在火車上幫人接生,當時的人會把火車停下來,以確保孩子有一個出生地!而今天,高鐵可不會停下來了!


城市文明也曾代表了友好共處的舉止……

維利里奧:是的,城市化在過去代表了文明禮貌,如今卻讓位於咄咄逼人的戾氣。為什麼呢?因為人們不再認識彼此了。城市規劃中的輪換率,即一個人在同一所住宅的居住時間,在我年輕時是10到15年,如今只有4到5年。輪換速率的提高降低了社交性。人們要花15年來交朋友,而在一些輪換率只有2年的大型綜合社區,鄰裡間根本無法建立聯繫。這就是人們永遠彼此懷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您曾說過我們正眼看著這個世界越來越縮小。這是為什麼?


維利里奧: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變得有限了。地球對我們來說已經太小,科學已窮盡了它的資源和空間。地理學終結了。我們正面臨世界縮水的危機。人們對速度進步所造成的污染避而不談。時間縮減讓地域變得貧瘠,「自然質樸的偉大」就沒落了!


(杜甦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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