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皇帝賣官，聰明皇帝鬻爵！

原標題：笨皇帝賣官，聰明皇帝鬻爵！

文|金華善（讀史專欄作者）

現今，宮廷片充斥著電視熒屏，看多了，便覺得皇家鐘鳴鼎食，頤指氣使，富有四海，威風八面，其樂何及。

其實，和老百姓居家過日子一樣，皇帝窮得沒錢花的時候比比皆是。

財政危機逼得皇帝變著法子弄錢花，鬻爵賣官便是其招數之一。

鬻爵

創立這種融資渠道的是漢初名臣晁錯。

他在《論貴粟疏》中提出「穀賤傷農」這一思想，認為「欲民務農，在於貴粟」，針對當時日益嚴重的土地兼并和兩極分化造成的農業生產凋敝現象，主張實行「貴粟」政策，即提高糧價。

然而，提高糧價的資金哪裡來，不必花大錢，只用一個虛幻而美麗的頭銜——爵位，便萬事大吉。

「爵者，帝之所專，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多便宜的買賣。

晁錯老先生似乎很懂現代心理學，知道腦滿腸肥的地主們的消費層次已經在追求精神享受了。於是，不失時機地推出滿足他們慾望的精神產品，明碼標價地為皇帝賣爵位：「納粟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一萬石為大庶長」。

晁錯的「賣爵貴粟」政策，可收「一石三鳥」之功效：一是國庫足財政富；二是稅賦降民富裕；三是農民收入高樂種粟。

漢文帝作為一代明君，從善如流，當即採納晁錯的建議，頒布「賣爵令」和「輕徭薄賦」令。

此等順乎民心的政策實施後，果然國泰民安，開創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

賣官

東漢末年，漢桓帝把國家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漢桓帝也是個窮皇帝，以致連建造宮殿都無錢。

漢靈帝有前車之鑒，不想再當窮皇帝，受晁錯鬻爵的啟示，終於想出了弄錢的好辦法——賣官。

這些物質享受豐盛，又頂了一個爵位光環的財主們，並沒有滿足眼前精神貴族的現狀，還想過一把「堂上一呼，階下百喏」的當官癮，就是要做一個實實在在有實權的官。

賣官鬻爵的收入可以不入國庫，漢靈帝是把賣官的收入裝入私囊的鼻祖。

漢靈帝賣官，不但明碼標價，而且像購物商場一樣，有賣管的機構，有辦公場所，公開進行，不遮不掩。

公元178年，東漢朝廷設立辦理賣官鬻爵事宜的機構，辦公地點設在西邸，而且明碼標價：兩千石的官，兩千萬；四百石的官，四百萬；若品行好的，可以打五折，甚至三折。

號令一出，無官求官的，有官升遷的，如蟻行蜂擁紛紛到西邸，與皇帝委任的宦官砍價買官。

富人是現金交易，窮者可辦按揭，以官帽抵押，待當上官後以刮地皮的創收償還本息。

司馬直，司隸河內郡人，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被朝廷任命為冀州鉅鹿太守。

按照漢靈帝制定的規矩，花錢買官必須到西園繳全額價錢，而由朝廷任命的官則可以繳納部分錢。

當時西園宦官考慮到司馬直有清廉之名，而減免了三百萬，可司馬直仍然拿不出，悵然道：「我本是百姓的父母官，卻反過來盤剝百姓來應付朝廷的索取，我實不能幹。」

於是稱病不就，朝廷再三催促司馬直交錢赴任。司馬直無奈赴任，行至孟津，留下遺書抨擊賣官鬻爵之政策，然後服毒自盡。

漢靈帝看過司馬直的遺書，深感自責，下詔暫緩催繳修宮殿費用（資治通鑒卷56）。

司馬直為了百姓，拒絕高官厚祿，以死相諫，可以說是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大丈夫，縱觀二十四史，這樣正直的官員寥若晨星，而蠅營狗苟之輩卻比比皆是。

賣官這樁生意掌握在皇帝手裡，無錢莫為官，為官先交錢，彼時還沒有科舉制度，錢成了當官的入場券。

初入仕途叫攀枝折桂，再升高官叫錦上添花。

公元185年，表現良好，聲名俱佳的崔烈官拜司徒。崔烈 賄賂後宮，總算500萬搞到司徒一職。

宣讀任命書這天，百官集會，皇帝親臨，皇帝對親信說：後悔口松沒有多要，此官可值1000萬。

一旁的程夫人抱怨道：「崔公是冀州名士，哪肯買官，全靠妾幫忙，他還不知道這事。」

後來崔烈也覺慚愧，曾問兒子崔鈞：「我位列三公，世人有何評價？」

兒子說：「以您年輕時的英名，位列三公尚可，但今日此事，天下人很失望。」

老漢忙問為何？兒子說：「人們嫌您銅臭味。」氣得崔老目瞪口張揮起拐杖就要打兒子。

從此「銅臭」一典有了出處。

錢多了，總得有地方存，於是皇帝在西邸建了一個叫萬金堂的金庫，庫房充盈，堆滿金錢。

錢多少決定了官大小，權力的分配產生兩極分化，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權利逐漸固化。

這股風氣一直到了由隋煬帝開創科舉制度，唐朝又將科舉制完善發揚光大，使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雖然無錢也可憑自己的文采有個進身之階。

中國的文官制度是世界建立最早、最完善、規模最宏大、對社會影響最深刻的制度。

中國的文官制度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賣官也好，鬻爵也罷，都與交易有關，實在不太雅觀。

這如何是好？

文官制度都發明出來了，這也難不倒中國人，一個「捐」字就萬事大吉。

「捐」的本意是捨棄之意，如此包裝，把一場真金白銀的買賣修飾成一種高尚的行為。

捐官就是買官，向國家捐些錢糧，國家作為回報，給他一個當官的資格或管帽。

明清的捐納，給政府帶來了相當豐厚的收入。

這些錢主要用於賑災和戰爭。

一般突發事件用錢很多，馬上徵稅緩不濟急，這筆錢也可堵上財政的窟窿。

和鬻爵不同，賣官的初衷主要是為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在社會各階層之間保持平衡。

然而，後來則完全出於財政目的。

晚清的「官價」曾因供大於求而被打九折出售，政府每年賣官收入占稅收總額的2%左右，可達200萬兩白銀，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紀最後30年，捐官總數達到53萬人。1860年後通過市場渠道而得的四品至七品官員，超過了通過科舉得官的人數。

官位成為投資的對象，而投資的目的是尋求回報，既要收回成本更要獲得利潤，甚至追求利潤最大化。

於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便演繹出一個又一個官員腐敗的故事。

於是，老百姓生活和生產的微薄資財通過各種巧列的名目流入了官員的囊中，成為他們揮霍或再投資買大官的資本。

於是，支撐一個王朝大廈的根基漸被掏空，大廈將傾之日也就為期不遠了。

從財政學的角度看，鬻爵賣官本質相同，即皇帝出售其壟斷的政治資源增加收入，應對財政開支。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鬻爵賣官大有區別，鬻爵是滿足富人想貴的虛榮心，而賣官則是官位的資本化，它涉及到權利的行使和利益的分配。

精明皇帝鬻爵，傻帽皇帝賣官。

中國皇帝會鬻爵賣官，英國王室也擅長此道。有趣的是他們還可以像在菜市場買菜一樣討價還價。

17世紀20年代初，一個男爵賣到373.18英鎊，竟然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數，這樣的成交價便是砍價的證明。

但是，後來英國女王另闢蹊徑，不再做這老買賣，而是創造出更先進的融資方式，建立了中央銀行，發行國債，採用資金本位，開資本主義先河。

強大起來之後，以堅船利炮迫使中國皇帝割地賠款。

沙俄和浩罕汗國的匪首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佔領伊犁，阿古柏則在新疆建立哲德沙爾汗國。

此訊報到清廷，左宗棠力主出兵，慈禧太后准奏。

六七萬湖湘子弟，軍餉如何籌措？

當時的大清竟沒有國家銀行。

清政府陷在賣官鬻爵都不能解決財政困難危機中，只好貸外國銀行的款打這一仗。

當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先後六次從英國渣打銀行借貸1870萬兩白銀，解了左宗棠後顧之憂。

左宗棠以花甲之年抬棺臨敵，收復新疆160萬平方公里國土。這軍功章有左宗棠的一半，也應有胡雪岩的一半。

有說胡雪岩將銀行的9厘利息報稱13厘利息獲取高利，但商人是逐利的，這些都不能否認他拳拳愛國之心。

收復新疆是晚清政府在風雨飄搖山河破碎中唯一亮點。

這滴血的往事，去日不遠，令前人扼腕，使今人常想，望後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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