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 國際主義：從第三世界獨立歷史出發的普遍性世界秩序敘事

原標題：殷之光| 國際主義：從第三世界獨立歷史出發的普遍性世界秩序敘事

　　 一、導 言

1955年4月19日下午，美麗的西爪哇山城萬隆的上空一下子烏雲密布，突如其來的春雷與閃電打破了上午晴空萬里的寧靜。此時，一場為期七天，集中了29個亞非國家的「亞非會議」已經正式進行了一天半。所有與會者都能感覺到此時籠罩在會場上空的緊張氣氛。在聽完了兩天各國代表的發 言之後，周恩來走上了發言席，以他那段被美國記者鮑大可（Athur Doak Barnett）稱為「沒有閃電驚雷」的演講，回應了會場上集聚的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敵意，也就此打開了新中國對中東及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局面。

此前一天下午，在幾個平淡無奇的公開發言後，伊拉克前總理、《聯合國憲章》的簽署人穆罕默德·法赫爾·賈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的發言徹底打破了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著力推動的中立主義基調。在演講中，「在哥倫比亞大學受過教育」的賈馬利提到，至今為止仍在影響世界和平與和諧的「三股國際勢力」包括 :「舊殖民主義」，作為舊殖民主義「最後一個篇章」的「猶太復國主義」，以及「共產主義」。他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偏狹的、物質至上的宗教」。這種「顛覆性的宗教」具有席捲全球的能力，是一種「殖民主義的新形式」。在萬隆會議開始之前，賈馬利便已經公開表示過他將會在萬隆會議上持何種立場。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參加萬隆會議的途中，伊拉克代表團一行6人在賈馬利的帶領下經停新加坡，並接受了採訪。採訪中，賈馬利表示，伊拉克代表團此行的任務是「保衛聯合國框架下和平共處的原則 」。然而，他同時強調，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伊拉克「不可能保持中立」。他的代表團「也許會支持國民黨中國，但一定不會支持紅色中國」。

早在1955 年年初，在前來參加萬隆會議的阿拉伯國家聯盟（ ?????????? ??????? ,Arab League）成員國中間便因為1955年2月24日簽訂的《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而出現了明顯的裂痕。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後大國競爭在中東地區的直接表現，《巴格達公約》以「經濟協作」（Economic co-operation）與「聯合防禦」（joint defence）作為一組不可分的政策框架，將大國霸權的國際治理模式推進到中東地區，並且試圖強調這種「共同防禦」的模式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 第51條的精神原則。而在納賽爾這類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看來，這種帶著明確限制條款的「經濟協作」與「經濟援助」，無疑會損害阿拉伯人民的獨立，並使得新獨立的阿拉伯國家「變成他們利潤的源泉」（source for their profit）。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心中，《巴格達公約》的簽訂使得美國成了繼英國與法國之後的「第三個帝國主義者」（the third imperialist）。因此，作為對美國通過《巴格達公約》干預中東地區事務的回應，埃及民族主義政府表示，「很有可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likely torecognize People"s China），以此作為對「伊拉克與土耳其結盟」的對抗。這種來自第三世界內部的緊張間接造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隆會議上所面對的局面。以伊拉克、伊朗為主的一些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充滿敵意；以埃及等新成立的阿拉伯民族國家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則對新中國持相對中立甚至是友好的態度。這種矛盾並不能被簡單地認為是冷戰時期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相反，這種矛盾更多體現了第三世界對霸權秩序的差異性反應及其內在的政治緊張。體現在政治語言上，這種第三世界內部政治鬥爭與自主意識的生長，則表現為各個國家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這類霸權秩序概念內涵的不同闡述。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發言

在賈馬利直接表示對共產主義的敵意之前，伊朗代表阿里·阿米尼（Dr Ali Amini）便已經隱晦地採用了「殖民主義的新形式」這個提法。這個提法將二戰之後盤旋在世界上空的美蘇「兩個陣營」爭霸的幽靈，引入這一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色人種間的洲際大會」中。4月19日上午，來自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代表又將這種對共產主義的敵意重新帶入了會場。當天下午3 點，大會在午休之後繼續進行。敘利亞、泰國與土耳其代表陸續發言。截至此刻，按照美國的意願，剛開始一天半的萬隆會議，已經將「反殖民」這一議題拆解成為「反對共產主義擴張」和反對「舊西方」兩個主題。這種表述使得原本在尼赫魯等人設計下，試圖通過中立主義（Neutralism）來表達的反霸權主義新世界理想，一步步走向以反對舊霸權為名，樹立新霸權為實的舊世界道路。然而，萬隆會議的進程最終並未被這種霸權意志所決定。隨著本文開頭的那一幕，會議氣氛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

亞非國家在萬隆會議上這種圍繞著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內涵定義的衝突，一直以來都被認為傳遞了第三世界運動本身必然失敗的信號。因為這種內在的衝突被視為缺乏共識基礎的體現。而在傳統西方的永久和平觀中，只有實現了制度與價值觀的統一，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平。雖然這種傳統的民主和平觀已經隨著現實主義的興起而遭到嚴峻挑戰，但是其對共同體得以存在的理論假設仍舊在延續。這種在西方歷史語境中產生的國際秩序觀假定，穩定的「同盟」關係必然建立在意識形態的絕對一致，或是在有限範圍內實現的權力平衡基礎上。而誕生於二戰後去殖民與美蘇爭霸雙重背景下的第三世界國家，在上述這種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觀里自然顯得格格不入。

換一個角度看，在萬隆會議上出現的這種矛盾，也正凸顯了20 世紀新世界秩序形成過程中，霸權本身所呈現的多種面孔。即便諸多社會政治背景各異的國家間一時無法對霸權本身所指達成精確共識，在「反帝」與「反殖民」實踐中產生的對霸權主義政治本身的道德排斥，也已經成為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在建設世界新秩序過程中構建合作與文化認同的重要起點。這在萬隆會議最後公報（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of Bandung）中有很好的體現。 公報強調萬隆國家文化合作的基礎是對以「各種可能的形式」存在於亞非國家中的「殖民主義」的反抗。也正是在認可反抗本身多樣性與尋求共識及合作的理想基礎上，以反帝與反霸權運動為表現形式的第三世界運動，才為二戰後的新世界秩序創造了一個平等的政治可能。

從萬隆會議上對新舊兩種「殖民主義」的批評背後，人們不僅能夠從傳統的大國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層面上，看到主導了19世紀與試圖主導20世紀的兩種西方霸權秩序的交割，也可以發現 20 世紀世界霸權秩序形成過程中的複雜衝突。然而，在這種霸權政治敘事背後，還另有一條歷史線索鮮為人知。這條線索以對霸權秩序的反抗為主題，從19世紀初便不斷對世界霸權秩序做出回應。

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結束後，這種來自亞非拉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又開始出現更新的訴求。這一時期的反殖民運動開始超越民族國家關懷，試圖追尋國際層面的平等政治秩序。 這種政治實踐，也給20世紀國際秩序中的「平等」問題帶入了新的內涵。一種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勞 動」實踐基礎上、以互相尊重與共同發展為基本權利的平等觀開始成為「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觀念中 的核心。也正是在這一爭取「平等發展」與「互相尊重」的鬥爭過程中，「第三世界」認同才逐漸成型。在二戰結束後的二十多年裡，這種以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national independence）與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合作為表現形式的平等政治嘗試，也在真正意義上確立了20世紀的獨特歷史價值。 通過梳理新中國初期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觀的構成、實踐及其理論基礎，可以進一步追問，如今影響我們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強者邏輯是不是一種無可替代的唯一真理。進而希望借對這段歷史的審視來反觀我們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這種世界觀背後歷史性的生成機理。

二、從去殖民中興起的新秩序

在《亞非大會開幕致辭》中，蘇加諾激動地提到一群在這個世界上「不受人注意」「受人擺布」「毫無聲息」的人民。他還提出，通過為獨立而進行的戰鬥，我們「達成了獨立的目的」。隨著「獨立而來的還有責任」，這是「對自己」、「對世界」以及「對未來的幾代人」負有的「重任」。20世紀50年代的世界正處在一個關鍵的交界點。隨著二戰的結束，一個舊的殖民秩序正在迅速消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萬隆會議則是這個漫長過程中一個極具標誌性的事件。在今天的研究者看來，萬隆會議所代表的精神，不但凸顯了「革命浪漫主義的痕迹」，也蘊涵了「新國際秩序形成過程中的實力政治 （realpolitik）」。研究者們將萬隆作為20世紀的一個分水嶺，並稱之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意志的聯合時刻（（moment of unity of purpose）」）。這種將萬隆視為去殖民歷史中一個特定「時刻」的看法，基本上主導了今天對20世紀第三世界亞非拉地區不結盟運動的歷史與政治討論。當然，從國際關係史研究的現實主義角度出發，這種理解也不無道理。畢竟，在之前與之後的國際關係實踐中，我們並未看到在萬隆會議上表現出來的，令人歡欣鼓舞的樂觀主義景象。正如萬隆會議的秘書長若斯蘭·阿卜杜賈尼（Roeslan Abdulgani）所說，萬隆會議的目的在於「設定當今國際關係的標準與議程」。從這個角度出發，萬隆會議作為一個歷史瞬間，其積極意義似乎僅僅是經驗性的。這種描述的假設是這樣的：二戰之後新近獨立的國家，以地方性經驗為基準，對國際關係普遍規則進行本土化改造,並希望以此制定一種新的秩序原則。由於在萬隆會議上，29 個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差異巨大的國家間確實形成了某種共識，因此，萬隆會議本身便成了這一政治理想的出發點以及唯一實證案例。但是，這些參與到不結盟運動的亞非拉國家很快又陷入衝突與分裂的境地。因此，在西方一些學者看來，萬隆會議被視為一個地區間合作的失敗嘗試。

在這種將萬隆視為一個轉瞬即逝的「時刻」的歷史敘事中，「本土化」成為一個核心理論話語。然而，這個理論敘述背後存在一個根本問題，即「本土化」與「普遍性」之間的二元對立。在上述邏輯中，普遍規則彷彿被默認為誕生於第三世界之外。這種對「普遍規則」本質主義的理解，無法將「普遍規則」的產生，在全球歷史的動態中具體化。同時，也正是在假設了「普遍規則」與西方現代性歷史之間的等同關係之後， 我們才會將亞非拉對殖民霸權主義的反抗視為一種用地方性知識，對「普遍規則」進行「本土化」的嘗試。

但是，第三世界的意義遠大於此。普遍性的形成本身便是一個全球史的動態過程，是一種壓迫與被壓迫關係之間纏鬥的階段性結果。在此過程中，我們一方面應當注意阿瑞吉所描述的那種來自「起支配作用的國家」所行使的「霸權職能」及其對世界體系秩序的支配慾望。同時也應當注意反霸權的實踐，對霸權本身及其支配策略的重塑。在此基礎上，可以發現，對霸權的反抗這一行動本身，便已經不自覺地將被壓迫者推向了塑造「普遍規則」的歷史進程中。這一點，可以從後文對19世紀的討論中窺見一二。

如何理解二戰之後人類歷史上最為密集的一次國家新生？韋傑·帕拉夏德（Vijay Prashad）將萬隆精神（Bandung Spirit）的基本訴求概括為：「被殖民世界崛起，並要求在世界事務中獲得空間…… 且希望作為獨立參與者。」並且，這種精神還體現了被壓迫者對「經濟上的從屬關係（economic subordination）」以及「文化上的壓迫（cultural suppression）」這兩種帝國主義秩序的反抗。的確， 20世紀的重要獨特意義之一，是在反抗過程中政治主體性意識的形成。當然，這一表述也未能囊括 20 世紀民族獨立運動的全部獨特意義。與其將萬隆作為一個轉瞬即逝的「時刻」，不如將其視為一個綿延的過程。

在霸權與反霸權鬥爭這一漫長的全球史進程中，萬隆及其背後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主義政治實踐，才真正將20世紀的反抗與19世紀的反抗區別開。這種在民族獨立運動中形成，但卻試圖超越民族國家界限、朝向普遍主義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體意識，才真正賦予了20世紀以獨特的歷史意義。

除了歷史觀的壁壘之外，研究者們用以理解20世紀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理論工具也存在本質主義的色彩。對於許多從冷戰國際關係史角度介入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來說，「實力政治」無疑是一個最受重視的切入點。我們熟悉的國際關係史敘事，一般通過大國競爭模式去理解這一時期的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在這套歷史敘事中，20世紀的格局被美、蘇、英、法少數幾個大國在一個戰爭同盟中，通過在德黑蘭、雅爾塔以及波茨坦等地召開的國際會議，自上而下地確定了下來。而設計這種戰後秩序的大國之間，早在德國正式投降之前，關係便已經破裂，這便為之後發生在兩個意識形態陣營之間的那場「冷戰」埋下了隱患。

正如大國通過制度設計的方式影響了20世紀國際秩序的走向一樣，在大國之間發生的這場被稱為「冷戰」的實力政治衝突，也毫無懸念地被默認為左右了整個世界命運的主線。

在這種興起於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冷戰史研究」中，充滿著倒敘式的歷史邏輯。大量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集中在回答「美國為什麼贏得了冷戰」，以及「蘇聯為什麼輸掉了冷戰」這類議題上。在這種問題意識的影響下，研究本身也成了在美蘇爭霸這一基本框架下，從戰略史角度出發，試圖為蘇聯解體和美國世界霸權的形成提供解釋的行為。也有史家希望通過陸續解密的英文及俄文檔案，還原在冷戰背景下諸多「事件」的「歷史事實」。在這種理論眼光的影響下，在 20 世紀後半葉佔據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則被放在了冷戰史研究的附屬位置。在這種歷史敘事中，廣大的亞非拉地區發生的反抗運動，或者被徹底埋沒，或者被作為「美蘇爭霸」這一主線中的協奏。在這些地區發生的戰爭，也都被自然而然地看作「代理人戰爭」。這類發生在二戰後世界各個角落裡此起彼伏的「熱戰」，甚至在僅僅關心霸權政治起伏消長的歷史脈絡里被徹底遺忘。這種遺忘使得這場幾乎左右了整個 20 世紀後半葉的秩序變遷，被簡化為一種在認識層面上存在的「冷戰」。

這種歷史敘述模式忽略了冷戰史研究本身就是後冷戰時代意識形態產物這一事實。在這一模式下，我們非但無法看到「兩個陣營」內部對廣大第三世界反抗及民族獨立運動在政治認識上的差異，更無法看到這種反抗本身對塑造這個新世界秩序所產生的關鍵作用，以及在這過程中透露出的那種不同於蘇聯及美國霸權主義的國際主義政治想像模式。這就使得我們無法真正理解二戰結束後形成的 20 世紀國際秩序，與19世紀歐洲中心的國際體系之間的本質性差異，以及20世紀國際秩序構成中，平等政治理想所扮演的現實作用。而作為 20 世紀國家政治主體的「人民」則在這種仍舊以大國實力政治為基礎的敘事中徹底缺席。

應當看到，冷戰史研究與美國外交政策分析關係密切，因此，其「古為今用」的目的意識從一開始便縈繞著冷戰史研究的學術機制。除了重要的美國冷戰史研究中心及智囊機構之外，歐洲各個大學及智囊機構所進行的冷戰史研究，也具有明確的目的意識，從本國本地區外交史及外交戰略發展的眼光出發，以期為當代國家或國家聯盟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見和理論基礎。而在冷戰史研究起步較晚的中國，這一以本國本地區為中心，對於外交政策進行研究討論的問題意識似乎還不甚明確。

在為數不多的討論中國冷戰時期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研究作品中，對於新中國外交政策，特別是毛澤東時期外交思想的研究，還多停留在「冷戰在亞洲」這樣的視野之中。[此類作品例如：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版.] 而對於中國在 20 世紀中葉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獨立運動及反霸權主義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其獨特戰略思想的考察，卻略顯欠缺。

此外，對於第三世界「意義」的討論還受到方法論的局限。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而興起的冷戰史研究，其研究者的背景多為國際關係與政治科學，其研究方法及問題意識也更多產生於國際關係理論內部。並且，隨著冷戰結束，以實用主義為基礎的國際政治活動開始成為常態，以現實主義為理論的國際關係分析框架又進一步地對20世紀中期在國際主義精神引領下產生的一系列內政與外交活動進行重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獨立的討論均局限在弗萊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種兩極競爭（Bipolar contest）的範式之中。這種現實主義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於其對政治活動及其深遠影響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它首先假設在國際活動中，國家作為行為主體， 其首要目標是「尋找能夠駕馭對方的機會」。其次，決定國家生存與安全的基本條件來自國家本身的軍事與物質實力，以及地緣政治層面與其他國家的同盟關係。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西方的新冷戰史研究者中，也出現了對這種兩極觀定見的批判。布魯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甚至將推崇採用多語種檔案材料的新冷戰史研究揶揄為「正統加檔案」（Orthodoxy plus archives）的研究。而在這個基礎上，諸如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便提出，需要真正打破這種歷史觀上的成見，從第三世界角度出發，討論這些國際關係的「次要參與者」（minor actors） 在戰後國際關係進程中的作用。然而，即便是在被托尼·史密斯稱為「邊緣中心框架」（Pericentric Framework）的冷戰歷史敘事中，這些來自國際秩序「邊緣」的「次要參與者」們對國際秩序構成的作用似乎也僅僅停留在「麻煩製造者」的層面。在一個新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預設下，強權仍舊是秩序的制定者，差別在於，在托尼·史密斯的「邊緣中心框架」中，原本自上而下制定秩序的強國，由於需要回應弱小國家的對抗活動，因而不得不對制定出的秩序進行調整。雖然相比原先那種「新冷戰史」研究來說，這種類似於「衝擊反應再回應」的模式，更能體現戰後國際秩序進程中的歷史與政治動態，但是其背後的邏輯假設仍舊將第三世界視為現代化進程與國際新秩序形成歷史中的後進或次要角色（minor）。第三世界在反抗過程中形成的政治主體性，以及對戰後世界新秩序及其平等話語的主動塑造過程，則仍舊未能在這一邏輯框架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討論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方法論上的局限來自後殖民主義那種對地方性問題的強調。這種「去殖民」的敘事面向 19 世紀的殖民主義霸權，講述了一個在亞洲、非洲以及加勒比、南美洲等地的「帝國秩序瓦解」（dissolution of empires）的歷史。然而，無論是從政治事件史還是文化史角度切入，諸多對第三世界國家「去殖民」經驗的討論似乎並未能真正對「美蘇爭霸」這一冷戰敘事主線背後的核心範式提出挑戰。因此，第三世界的獨立運動，或被視為與舊殖民者協商或鬥爭的結果；或被理解為試圖建設「不受西方干涉的」區域聯盟的企圖。從理論上，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還被看作是一種對「第三條道路」的追求。然而，這種從身份政治認同角度出發，強調非西方的地方主義歷史敘事，以此來反對西方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批判，卻從根本上消解了超越碎片化認同、構建政治共同體的可能性。當然， 這類研究在極大程度上展現了冷戰時期在「美蘇爭霸」主線之外的政治豐富性，但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實踐仍舊被作為碎片化的歷史經驗，在「兩個陣營」「兩種意識形態」二元對立的脈絡中，躲藏在渺小的從屬角落。

當然，不可否認，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個大國之間的政治衝突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冷戰時期諸多關鍵事件的走向。這也是為什麼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將「第三世界」的形成直接視為戰後美國在國際上霸權地位的結果。共產主義陣營，特別是蘇聯與第三世界的聯繫，也確實存在著強烈的尋求傳統地緣政治安全的考量。的確，二戰所帶來的歐洲霸權地位的削弱、共產主義國際秩序的興起以及美國在政治行動與政治話語方面與歐洲舊殖民秩序的有意識的切割，都無可避免地將第三世界的命運推到了這種霸權主義政治博弈的現場。甚至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本身的出現及其內部的衝突矛盾，也顯現出了地緣政治的考量對這場運動參與者們的重要性。然而，我們也同樣不能否認，在這種現代史敘事模式下，廣大的「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那一系列從19世紀便開始的，追尋自身現代化路徑的政治實踐及其在全球秩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價值，卻完全被湮沒。而在這套被壓抑的歷史敘事中，我們更無從發 現第三世界在這漫長的鬥爭中形成的政治主體性意識，及其對戰後世界新秩序的想像方法。因此，在理解萬隆會議以及整個第三世界反帝獨立運動的歷史時，必須深入討論這一歷史進程所體現出的實力政治與建設新世界的政治理想之間的密切關係。

三、從第三世界獨立運動理解二戰之後的民族國家秩序

如果希望以第三世界獨立運動為主線，來重新梳理 19—20 世紀的全球史進程，並進一步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為20世紀帶來的獨特價值，除了需要將普遍主義的形成視為一種霸權與反霸權互動的歷史結果之外，還需要將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本身歷史化。斯塔夫里雅諾斯（L. V. Stavrianos）曾經從全球史的角度出發，將第三世界理解為一種經濟上的依附關係。在他看來，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組國家，也不是一組統計標準，而是一種「支配的宗主國中心與依附的外緣地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它包含了「那些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參與最終形成全球性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地區「在過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獨立"國」。由於作為世界「中心」的宗主國與作為邊緣的「依附」地區之間相互關係是變化的，因此在歷史進程中對於第三世界的所指也在不斷變化。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既不可以簡單地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將「第三世界」看作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也不能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以國民經濟發展程度作為衡量其「第三世界」處境的標準。第三世界是一種在歷史動態中展現出的不平等狀況以及對這種不平等狀況的鬥爭願望。理解並書寫第三世界的主體性歷史需要從20世紀霸權與反霸權辯證關係出發，展現「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認同是如何「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下獨立起來」，並且「還在繼續為完全獨立而奮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全體會上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第122 頁.]的歷史進程。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體性，也在這樣一種爭取平等世界秩序的進程中得以確立。

回到中國的語境下，在西方現有冷戰史研究中，對國際主義及其外交實踐的討論通常以國家對外政策為基礎。國際主義話語也進而被視為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對外「宣傳」，甚至是干涉主義的同義詞。在今天的冷戰外交史或新中國政治史的討論中，這種面向未來的神聖感的價值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在以往對中國20世紀，特別是 1946 年冷戰開始之後的革命史、政治史的討論中，國際主義與民族革命之間的聯繫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程中，蘇聯霸權「干涉主義」和「民族主義」概念逆向建構（back-construction）的關係。

然而，如果我們跳出這種機械的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邏輯，重新在第三世界國家通過民族獨立運動，尋求戰後國際關係民主化努力的歷史背景下，審視「國際主義」 精神及其政治行動，特別是這種「國際主義」認同為來自第三世界國家普通人所帶來的世界體驗，以及對未來新世紀的理想信念，才能夠真正展現這種「國際主義」所帶來的現實影響。

入江昭（Akira Iriye）認為，國際主義「是一種觀念（idea）、一個（政治）運動（movement）或是一種制度（institution）」。其目的是試圖通過「國家間合作與互動（cross-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change）」來達到改變「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目的。這一認識的一個基本理論前提建立在對於「民族國家」（nation-state），特別是其背後「民族主義」觀念普遍性歷史的認可。這種假設建立在歐洲近代史經驗的基礎上，從經驗層面上默認「民族主義」對全球歷史的解釋能力，將民族主義視為普遍的「政治原則」，且認為其普遍性「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政治原則」，民族主義強調政治和民族的單位之間的一致性。在這種對近代民族國家構成形式的理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強烈的韋伯式原則：國家（nation）被視為民族的政治單位。作為一種高度集中的機構，國家通過高度的專業分工實現其維持秩序的意志。在韋伯看來，「近代國家」是一種社會權利關係的制度化、系統化的產物。其基礎是武力。其存在則又依賴於「被支配者」對支配者所聲稱的「權威」的順從。以此為前提，在西方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中，這種韋伯式國家權威及其組織形式從未受到質疑。厄內斯特·蓋爾納甚至明確強調，「在沒有國家的情況下，不會出現民族主義問題」。

對於非西方地區來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產生及其與國家權力的整合，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通過對東南亞民族獨立運動及地區衝突的考察，闡述了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歷史展開過程及其在現代國家形成中扮演的作用。在他對民族主義問題的經典敘述中，民族這一政治身份的想像與一種以資本主義全球化為基礎的現代化進程密切。他指出，隨著殖民主義全球化的進程，在歐洲/西方之外，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的誕生都有著濃厚的民族獨立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是「用民族來自我界定的」。換句話說，通過對非西方世界現代歷史進程的考察，安德森給出一個與歐洲經驗全然不同的先有民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民族主義運動）、後有國家的歷史線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西方歷史中心主義的批判，豐富了我們對現代世界秩序構成的理解，也有力地證明，意識形態是理解現代民族獨立運動進程中國家形成的重要基礎。後殖民理論家們對這種現代性敘事的批判則更進一步。他們不滿足於通過非西方歷史經驗去打破西方歷史中心主義。在查特吉（Catterji, Bankim Chandra）看來，安德森與蓋爾納的討論仍然無法擺脫一種理論的西方中心主義。他指出，兩者都受制於社會決定論，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視為民族主義「形成」的先決條件。

因此，查特吉的討論試圖從另一個角度闡釋民族主義在前殖民地展開的歷史。對安德森來說，從20世紀 70 年代開始，在非西方國家內，特別是從前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發生的軍事衝突，無疑是「民族主義時代」世界秩序的自然表現，也是「民族屬性」（nation-ness）作為這個時代政治生活最具普遍性價值的體現。這一過程，將本來漫長的非西方世界內部的歷史發展邏輯打斷。由此誕生的國家，則無非是一種「虛假的妥協」（false resolution）的結果。查特吉認為，民族主義僅僅是一種在西方歷史中生長起來的現代國家整合性力量。歐洲/西方中心主義， 則是這種普遍性觀念的認識論前提。因此，我們不但無法用這種西方中心的民族主義原則去想像一個更具普遍意義的世界秩序，甚至在理解 19—20 世紀全球秩序構成時也捉襟見肘。

查特吉將民族主義視為非西方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外來物。這一判斷的危險性在於將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本質化。民族主義在非西方世界的誕生與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這種動態也構成了全球現代化歷史的多樣性。20世紀的中國革命，通過國際主義的政治實踐，將一個在歐洲歷史中誕生且作為分離性力量的「民族主義」，改造為一個面向未來的整合性力量。 在二戰之後的世界新秩序構成過程中，作為一 種對霸權主義的暴力反抗，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又在政治上保障了國際舞台中國家「無分大小、貧富、 強弱」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則。在這一前提下，在國際主義理想下進行的團結與和平運動，則又進一步 凸顯了在民族獨立運動背後潛在的那種面向未來的「世界人民大團結」理想。在這個意義上，經由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實踐改造的「民族主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新國家，更應當被視為一個走向世界新秩序的歷史階段，而非是對歐洲歷史中「民族國家」秩序的簡單重複。

四、以第三世界反抗重述「民族」

隨著 19 世紀殖民帝國主義的進一步擴張，歐洲的普遍主義世界觀面臨著重要的問題：已知世界變 更加多樣，殖民者之間的競爭，以及它們對不同地區的殖民統治方式也變得更加複雜，原先那套在歐 洲內部發展出來的解釋世界的理論則變得愈加不完美。凱杜里（Elie Kedourie）指出，當勒南（Ernest Renan）使用一系列在歐洲社會歷史語境下發展起來的區別民族的各種不同標準去理解歐洲之外的世界 時，無法真正處理普遍存在的多樣性。勒南發現，諸如宗教、語言、人種等種種客觀條件，都不足以用來解釋「民族」這一認同集體的存在。因此，在其1882年於索邦大學發表的著名演講《什麼是民族》中，勒南最終只能將這種普遍的多樣性歸結為「自由意志」的結果。在他看來，民族（nation）歸根結底是一種「道德良知」（conscience morale）。凱杜里對民族主義的思想史梳理，為我們揭示了其背後深刻的康德主義起源。這種在歐洲/西方歷史與政治語境下的民族主義，雖然作為一種社會組織話語，其邏輯動力卻基於個人主義。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國際主義觀念的簡要思想史考察中，我們發現，歐洲建立在其狹義民族主義觀基礎上對國際和平秩序的想像同樣帶有這種康德主義色彩。

佩里·安德森指出，在18世紀誕生的現代民族主義情感，帶有濃重的宗教反叛色彩。這種歐洲中心的民族主義觀勾勒出一種建立在理性主義之上、旨在對抗暴君與迷信的社會組織形式。

邏輯上，西方中心主義視野下的民族主義假設了理性、個人、城邦/國家三者之間隱含的結構性關係。這種關係強調，具有理性的個人通過自由意志組成現代國家。這種現代國家並不主動參與國際秩序的建設，而僅僅被動地對外來挑戰做出回應。在這種國家觀基礎上形成的國際主義，不但無法超越國家對自身利益/意志的追求，更成為其自身精神的毀滅者。受到民族國家秩序觀限制的國際主義充滿矛盾。 這種矛盾不僅可以在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對共產國際運動的毀滅性打擊中發現，也能存在於今天作為美國世界霸權代名詞的「國際社會共識」里。

除了一些個例（如凱杜里）之外，上述對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關係的討論均建立在20世紀冷戰末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衰退、民族主義浪潮重新興起的歷史經驗之上。從這個意義上，這些理論都是對冷戰國際秩序及其變遷的歷史性與理論反思的產物。在這些理論反思中，對「民族主義」歷史及其構成規律的普遍信仰根深蒂固，進而在理解歐洲/西方之外的民族獨立運動歷史時，我們也難免做出削足適履式的判斷。殖民歷史敘事首先假定了一個本質化了的「外來」力量與一個同樣靜態的「本土」歷史。 殖民現代化進程被想像為「外來」力量對「本土」歷史的摧毀，以及對「本土」社會的改造。相應的，去殖民則被視為是「本土」新興精英對「外來」帝國主義秩序的反抗。在查特吉對尼赫魯的民族主義觀念的分析中，甚至將這種反抗的歷程稱為「被動的革命」（passive revolution）。然而，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進程與任務充滿複雜性。民族解放不僅包含了對「外來」霸權秩序的抵禦，也包含了反抗「本土」社會內生霸權，並改造「本土」社會的革命現代化任務。在這種反抗過程中，非西方世界內部的多樣性歷史資源也被調動起來，不但回應了來自西方的政治與理論霸權，同時也梳理並推進了那些原本可能屬於「本土」的思想資源。解放因此也就不僅僅是一場政治實踐，更是一場理論實踐與社會現代化改造。

19 世紀以來殖民主義全球化的歷史，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西方中心的）世界觀的普遍化過程。其本質上是一場去中心化的實踐。在這一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多種普遍主義之間的交鋒與互動。對廣大非西方地區來說，19世紀開始逐漸形成的世界秩序是導致這種多種普遍主義交鋒的歷史前提。而真正能體現反抗的歷史價值的，還是在去殖民反抗過程中產生的對民族獨立後未來世界的種種政治想像。無論是20世紀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興起，還是冷戰末期開始的世界性地對民族國家的復歸，再到20世紀末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短暫興盛，以及時至今日以種種面貌出現的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平等秩序的回應，都應當被看作世界秩序變遷動態中一種歷史性的結果，而非是對某種西方中心的普遍主義的邏輯確證。

在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中，大量「傳統」與「地方性」的思想資源被積極調動起來，並在這個政治互動過程中，獲得了新的普遍/全球性價值。在這一創造新世界的過程中，恰恰是以國際主義為前提的政治運動，才能將原本發生在每個地區的現代化運動在更廣泛的群眾政治認同層面上連接起來，並進一步構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新的世界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闡述西方之外，特別是民族解放運動時代第三世界現代化的歷程時，我們既不能離開國際主義提供的政治理想，也不能無視來自第三世界內部傳統資源在這種政治理想形成過程中起到的作用。20世紀中期在亞非拉世界內部出現的國際主義浪潮便不應當被倒敘式地看作一場失敗的運動。而需要嘗試理解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內部的複雜性與歷史邏輯，去發現非西方世界內部在漫長的去殖民過程中，對自身社會組織形式以及建設新世界秩序的積極嘗試。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之一便在於，它從一場民族獨立運動的政治實踐出發，展現了去殖民進程的複雜性，並為非西方世界現代化進程總結出了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鬥爭規律。

在這個意義上，二戰之後的第三世界獨立運動需要被放在霸權秩序形成及其對之的反抗這樣一條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可以認為這條漫長的歷史脈絡從19世紀末開始形成，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開始算起。在這條脈絡中，諸如 「民族/民族主義」（nation/nationalism）「國際主義」「殖民」「不干涉」（non-intervention）「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主權」（sovereign）等一系列誕生於「西方」 [ 我們也需要意識到，西方這一概念的所指本身也是需要被歷史化的.]歷史背景中的觀念，在一個複雜的全球互動過程中，漸漸成為世界性的議題，並構成了今天我們用來描述世界秩序的話語基礎。而來自非西方世界在這一系列觀念之上所進行的政治實踐，則真正賦予了這些語詞以所指。

五、結語：用第三世界反抗國際關係的二元邏輯

國際主義聯合的出現構成了20世紀民族獨立與反霸權運動有別於19世紀的重要特性，並真正將這一運動導向了一個新的、試圖建立平等的國際新秩序的方向。換句話說，與那種西方中心的、試圖通過自上而下制度設計而達成的「世界和平」構想不同，來自第三世界的反抗政治實踐，通過不斷的抗爭與聯合的形式，自下而上地保衛並推進了《聯合國憲章》中所保證的平等權利。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國際會議協商而自上而下制定的那種新世界平等理想，不斷遭到來自強權政治與實力政治的挑戰。在聯合國成立之初，在第三世界爆發的一系列「代理人戰爭」，都很可能會將20世紀戰後試圖建立起的「新世界」，重新倒回19世紀那種霸權主義的「舊秩序」當中。即便是這個新興世界「霸主」美國和蘇聯也被一種深深的不安與互不信任的態度所籠罩。作為戰爭的勝利方，蘇聯急切地希望能在歐亞大陸上樹立起新的權威，以確保飽受戰爭苦難的蘇維埃的絕對安全。而美國也不希望喪失自己在「舊世界」的權威影響，受到戰時麥金德—斯派克曼理論影響，獲取「舊世界」國家的支持是美國未來「國家利益與安全」的重要保障。著名的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長電報」為美國政府與人民描述了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兩極世界。在這個世界背後，更深層次的是那種左右人們世界觀的邏輯二元論，它將這個世界徹底分裂成「善對惡」和「極權對民主」的對立。

喬治·凱南

在這種二元善惡論基礎上，杜魯門在1947 年提出，這個世界被兩種「生活方式」所分割，一場鬥爭正出現在「民主」與「極權主義」之間。然而，在更廣大的世界其他角落，這種發生在兩個強國之間的「正邪」之爭的道德基礎並非不言自明。特別是在中東地區此起彼伏的動蕩與對抗中，「敵人」表現出紛繁複雜的面貌。活躍在這類民族獨立運動內部的人員，其階級成分多種多樣，既有共產黨人，也有伊斯蘭主義者，以及世俗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軍官。在中東，直接需要處理的問題是殖民與被殖民、霸權主義與民族自決之間的衝突，而非美蘇之間在意識形態二元對抗基礎上形成的對世界新秩序及其內部同盟關係的爭奪。周恩來在1951年的一次講話中便對此有了明確的認識。他將這個問題表述為「民族問題」，在他看來，反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是這個問題的核心內容。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出發，周恩來將這種世界範圍內的解放運動，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相結合，將其視為聯通世界各國的一種新的反剝削壓迫運動的重要一環。是一個人類自我解放漫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積極步驟。

在亞非拉地區發生的、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誕生與帝國消解的歷史進程，並不是對17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簡單重複。其歷史意義更體現在一種面向未來的，對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創造。 在這一時刻，與這種民族獨立運動進程相伴隨的，是一種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尋找世界普遍主義原則的嘗試。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極為豐富的普遍主義世界理想圖景。圍繞著這諸多普遍主義圖景進行的政治實踐，則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20世紀獨特的世界秩序。同時，在新的國家誕生的時刻，一種新的國際秩序也在這諸種普遍主義圖景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動中形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