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曾經是「頭號絕密」，最初只有兩人知道，他們究竟是誰？

春哥說長征

【春哥註：一部長征史，也是一部革命史，在那些艱難困苦的歲月里，多少先賢英烈無懼槍林彈雨，奮勇廝殺，衝鋒向前，才給後人帶來一個清明世界，我們永遠無法忘記長征途中的點點滴滴，每一個細節，儘管很多細節可能隨著歷史的遠去而漸漸沉澱在河底，有的甚至無法再想起，太多的無名英雄，太多的長征故事。今天起，慢慢說長征。】

上一篇說到紅軍派出紅7、紅6兩個軍團向北向西實施突圍，並為後續的主力突圍探路，這個過程是無比艱難，兩支部隊要進行無後方的連續作戰，臨時決策一切事宜，最終紅7軍團於1934年10月下旬進入閩浙贛蘇區與紅10軍會師，組成紅10軍團。以方誌敏為主席的軍政委員會，繼續執行北上任務。再看另一支先鋒隊紅6軍團，在突圍蘇區之後八十多天的征戰行動中，第6軍團轉戰湘、贛、桂、黔四省，行程五千多里，歷盡千辛萬苦，衝破國民黨軍的重重阻截，最終於10月24日在貴州省印江縣和賀龍、關嚮應率領的紅3軍會合，形成一支有影響力的戰略力量，為後續的紅軍主力轉移提供了策應。

回過來再看中央蘇區，經過一個夏天的激戰，中央蘇區的範圍大大減少。1934年9月上旬，蘇區只剩下瑞金、會昌、雩都（今於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人力、物力都極端匱乏，在內線打破敵人「圍剿」的可能性已經完全喪失，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行動敗局已定，戰略轉移勢在必行。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終於被迫放棄了在蘇區內部粉碎國民黨軍「圍剿」的計劃，決定中央紅軍主力在10月底或11月初實行戰略轉移，沿紅6軍團西征的路線，到湘鄂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然後實行反攻，以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恢復中央蘇區。根據這一決定，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部署與準備開始倉促展開。

9月8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要求部隊轉入運動防禦，以最高限度地節用有生兵力及物質資材為基本原則，主力集結並在戰鬥間隙轉入補充整訓，準備全部撤退。隨後又發出指令，令中央紅軍各軍組織好後方機關，加強運輸隊的建設。同時，在地方政府的全力協助下，動員了三萬名新戰士參軍，大力擴編紅軍主力部隊，組建了紅8軍團和教導師。

中革軍委對紅軍主力撤離後的蘇區工作進行了部署，成立了蘇區中央分局、軍區，統一領導蘇區和閩浙贛蘇區的黨政軍工作。蘇區分局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人組成，項英為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為辦事處主任。地方黨和政府也根據上級的指示進行了適應敵占區工作和游擊戰爭的改組，政府機構進行了合併，敵占區的縣、區軍事部改為游擊隊司令部和政治部，軍事部長任司令員，縣（區）委書記任政委。

戰略轉移的準備與部署都由最高「三人團」直接處理，實際上一切都處在博古、李德的操控之下，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決定，周恩來只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並不能事先知道所有的事情，往往是李德他們做了決定，通知周恩來如何執行，包括這一次戰略轉移的一些工作。如果用一個形象的說法，那就是紅軍長征的決策實際上只有兩個人知道，一個是博古，另一個是李德。

博古、李德以中央和中革軍委名義下達的指示、命令，均要求「絕對秘密」，嚴禁向幹部、部隊傳達，關於為什麼退出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這種以強調保密為借口的極端行為，使得黨、政、軍的眾多高級幹部都被蒙在鼓裡，更談不上在軍隊和地方領導幹部中進行必要的解釋、教育與動員工作，直接影響了整個戰略轉移的思想準備與其他準備工作。

9月26日，國民黨「圍剿」軍主力對中央蘇區腹心地區發起多路總攻，並擬定於10月14日總攻瑞金、寧都。

此時，蘇區尚有少量迴旋空間，中央紅軍完全可以利用各路敵軍推進情況不一，且不敢長驅直入的間隙，對部隊進行必要的休整與動員、整頓，然後精心籌劃，突破其包圍圈，尋機作戰，或如當時遠離指揮中心的毛主席當時所建議的那樣，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敵人至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戰機，殲滅其有生力量，粉碎「圍剿」，恢復甦區。

然而，此時博古、李德等人卻被敵軍的氣勢所嚇倒，也完全聽不進毛主席的富有遠見和可操作的建議，決定提前一個月實行戰略轉移，被後世賦予許多重要意義的長征即將開始了，而從當時的情形來看，可能未必明了這樣的意義，絕大多數戰士得到的命令僅僅是：準備好乾糧，做好長途跋涉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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