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任校長是誰？
近代以來，列強逐鹿中土，清廷屢戰屢敗，顏面掃地，陷入天朝崩潰的窘境。1894年甲午戰敗，光緒帝「欲興庶政而圖自強」，降詔徵求「通達中外能周濟時用之才」。不料時過數月，應者寥寥。究其原因，時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認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於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請推廣學校折》，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改革中國封建教育、建立現代學制的方案，疏請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詔書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7月3日，光緒批准了由梁啟超代為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吏部尚書孫家鼐被任命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8月9日，在李鴻章推薦下，光緒皇帝授丁韙良二品頂帶銜，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
《紐約時報》隨後發表關於此事的報道：《中國帝國大學——美國人丁韙良博士被任命為校長》：「華盛頓9月22日電——國務院收到康格大使從北京發回的消息，丁韙良博士被任命為最近由朝廷創建的中國的帝國大學的校長。……據大使稱，丁被認為是無可匹敵的。」
丁韙良何許人也？此公乃美國人，1827年4月10日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小城利凡尼亞（Livonia），畢業於印第安納州大學和新奧爾巴尼長老會神學院。他23歲即來華傳教，這一待就是62年（1850年到1916年，這期間他只有4年不在中國）。
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開學典禮非常隆重，丁韙良帶領所有西學教習向孔子的靈位脫帽和行鞠躬禮，這一度引起傳教士群體的不滿，但丁韙良不以為然。
誰是真正的校長
北京大學官方網站是這樣記敘其歷史的：「北京大學創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改為現名。」
這就是說，京師大學堂其時不僅是中國最高學府，同時還行使國家教育部的職能，統管全國教育事宜。作為管學大臣，孫家鼐實際相當於教育部長或者主管教育專員的角色，不僅統領大學堂，同時「節制各省所設之學堂」。至於另外一位「中總教習」許景澄，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又充京師大學堂中方總教習，管學大臣，其實相當於教育部副部長。他長期身處異邦與沙俄談判，在大學堂的角色更像是名譽校長。
丁韙良毫無疑問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堂一把手、當家人。曾任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分纂的羅惇曧早在1912年就已在《京師大學堂成立記》一文中說得很清楚：「劉可毅、駱成驤等為教員，蓋員司多用翰林也。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總教習。實權皆在丁韙良，科學課程管學不能過問。」
另外參考彼時上海震旦大學機構建制，馬相伯任總教習，胡敦復任教務長，所以總教習一職相當於校長，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季羨林曾撰文言：「我們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在將近兩千年悠長的歷史上，太學和國子監這個傳統……基本上沒有斷過。不管最高統治者是漢人，還是非漢人……都有太學或國子監這個全國最高學府的概念……中國的學統從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京師大學堂，最後轉為北京大學，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沒有中斷。」無論是京師大學堂還是其前身同文館，其建制都是依據國子監而設。
清代國子監最高行政官員為祭酒，品等為從四品。其上為監事大臣，轄下有監丞等輔佐官職。監事大臣不屬國子監編製，由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兼任。丁韙良總教習職位相當於國子監祭酒，孫家鼐管學大臣之職相當於監事大臣，京師大學堂真正意義上的校長，就是丁韙良本人無疑。
京師大學堂的夭折
丁韙良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前，已於1869年辭去長老會的教職，受聘為清廷三品文官銜任同文館（1862創建，1901年併入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在他執掌京師同文館的26年中，培養出來的學生很多成為了國家的棟樑之材。僅在清末民初擔任出使大臣或駐外公使的，就有張德彝、唐在復、陸徵祥、楊樞、劉鏡人、劉式訓、戴陳霖等多人。其中，張德彝以其《航海述奇》而知名，他還和沈鐸一起擔任光緒的英文教師，陸徵祥則官至民國外交總長。
而丁韙良在京師大學堂的政績如何，官方資料始終語焉不詳。
北京大學沈弘教授對此作過詳細發掘：「戊戌年大學堂儘管只存在了兩年左右，尚沒能培養出傑出的畢業生，但作為中國第一座強調科學和外語知識，中西學並重的新式大學，它卻為壬寅年大學堂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02年重開的大學堂沿用了馬神廟的舊校園、教學樓、藏書樓和絕大部分課程設置。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至今還保存著一套由丁韙良主持編譯，並由京師大學堂於1899年出版的理科教科書，即七卷本的《重增格物入門》。該書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圖文並茂，頗能說明戊戌年大學堂的教學質量和丁韙良本人的業績。假如沒有丁韙良和其他西教習在創辦京師大學堂期間所做的種種努力，京師大學堂後來的成功是很難設想的。」
「京師大學堂從籌辦起就把世界第一流大學作為楷模，其西教習所穿學袍和禮帽均模仿牛津大學的式樣，其課程設置也廣泛參考了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的成功經驗。所以跟國外名牌大學相比，京師大學堂一開始就起點較高。牛津和劍橋大學創建伊始，並沒有固定的校舍，也沒有正規和系統的課程設置，主要的教學過程只是通過有碩士學位的大學成員私下傳授來完成的。哈佛學院在剛創辦時，只有六、七個學生，唯一的教科書就是聖經。相形之下，戊戌年大學堂在草創時期無論在師資、生源、課程設置、教學設施和圖書館設備上都遠遠超過了上述這些學校。眾所周知，它的停辦是因為義和團進京所造成的動亂，而決非丁韙良辦學不成功。」
由於京師大學堂重視西學，早就引起滿清保守派的不滿。1900年，義和團進京後，他們趁機慫恿義和團，使其發出威脅要消滅二毛子的揭帖：「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將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
丁韙良身陷北京使館區內，度過了五十多天被圍困的驚險日子。在最危險的關頭，他還牽掛著京師大學堂的命運，於是冒死拜訪了慈禧太后的寵臣榮祿，請他無論如何保住京師大學堂，得到的答覆是：「查禁大學堂，將會在外國人面前丟面子。」這樣，中國近代直至現在都有重要意義的最高學府，總算保留了一絲血脈。
出了榮府，這位73歲的老人拿起了毛瑟槍走進西什庫教堂，對準外面的拳民和清軍發射子彈。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克北京。端著毛瑟槍的丁韙良，則變成了直接的搶劫者。他在《圍城記》中坦承：我也參與了搶劫。
八國聯軍攻克北京後，丁韙良第一個反應是跑去看他的京師大學堂，結果發現：「清兵或拳匪已經打碎了屋裡的每一件傢具，並且把我所有的藏書，以及大學堂的所有圖書收藏，其中包括中文善本書，全都扔到了井裡和水池裡。當他們把翰林院富麗堂皇的圖書館藏書踐踏在腳下或燒成灰燼時，其行為又何足為奇！對於我的藏書，他們選擇了浸泡而非焚燒，因為這兒的房屋過去曾是王府，它們是嚴禁用火來燒毀的。」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隨行戰地記者蘭多，在詳細描述戰爭的慘烈和暴行之餘，也將目光投向了京師大學堂：「這個新建的大學堂與翰林院有天壤之別，這兒每個房間的牆上都掛滿了地圖，而在架子上則堆滿了用於物理、幾何和化學實驗的各種儀器。倘若遮住建築物上那些翹角的屋檐，它看起來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類正規大學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1902年，清廷頒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丁韙良又被重新任命為總教習。但西教習們因向清廷要求補償薪金引起糾紛，新任管學大臣張百熙借經費緊張為由，集體辭退了丁韙良等西教習。
十九世紀的利瑪竇
在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中，參與中國改革之深，服務中國時間之久，無人能出丁韙良之右。難怪學者常常把他比作十九世紀的利瑪竇。
1864年，37歲的丁韙良將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的著作Element of InternationalLaw翻譯成漢語出版，題名「萬國公法」。1865年，《萬國公法》在日本出版。不到一年間就再版數次。隨後丁韙良又翻譯了德馬登的《星軺指掌》、伍爾西的《公法通論》、布倫的《民法典》以及歐洲國際法協會編纂的法律手冊。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從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由汪鳳藻譯為中文。
彼時丁韙良基本停止了傳教活動，轉而將大量的時間放在翻譯寫作介紹外國科技、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書籍之上。他積極翻譯各種圖書免費發放給清朝官吏，用他的話說：「這些書籍就像一個槓桿，有了這麼一個支點，肯定能撬動起某些東西。」
在丁韙良心中，中國與清朝政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他從未對中國絕望，並且充滿了感情。
但他對鴉片貿易深惡痛絕，自然對採取開放鴉片種植貿易政策的滿清政府的態度說不上客氣。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之情：「他們本來是可以抑止這種罪孽的，但他們從未採取過任何聯合行動來保護公眾的利益。」——這種情緒，在此後幾十年里，直接決定了他對待清廷的立場和態度。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時，丁韙良公開發表了給美國政府特使顧盛的一系列信札，認為對因循守舊腐敗沒落的滿清王朝，決不能「有過高期望」，要求列強保持嚴格的中立。太平天國覆滅時，丁韙良直言列強的介入是「使進步的車輪倒轉」，他詰問到：「難道新政權不比舊政府更能接受新思想嗎？」「基督教」這三個字無疑是他對太平軍保有同情的重要因素；對滿清政府的徹底失望恐怕也是另一重要原因。
隨後，英法俄美四國計劃在京師進行締約活動。丁韙良在衛三畏和美國全權公使列衛廉的推薦下，他作為使團翻譯的角色，全程參與了戰後與清廷的談判。在此期間，美方代表之一杜邦船長提出希望中國能派遣領事到美國管理華人，而中方代表譚廷驤則表示「吾皇治下有億萬斯民，怎會在乎漂流異域之零星流浪者？」這讓丁韙良極為憤慨：「這就是中國政府對其移民後代所表現的偉大的冷漠！」
庚子事變後，1901年，他建議向清廷索取海南島作為立足點，以增強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他還建議廢除滿清政權的腐朽統治，審判慈禧太后，從而招致清廷的嫉恨，也直接導致當時和之後官方對他的全面封殺。
丁韙良人生的最後十年，在北京擔任長老會榮譽傳教士。1916年12月17日，90歲高齡的丁韙良在中國平靜的去世。他的人生三分之二的時間留在了中國。
（作者：白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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