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縣淇門南街村四仙碑或是「全真七子」之一譚處端所立

提起「全真七子」，看過《射鵰英雄傳》的人不會陌生。以丹陽子馬鈺、長春子丘處機、長真子譚處端等為代表的全真教道人行俠四方，可謂是名門正派的典範。歷史上「全真七子」確有其人，他們繼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之後在我國北方傳教且各立派系，對我國宗教、文學等有深遠影響。

9月16日，鶴報融媒體記者在浚縣新鎮鎮淇門南街村採訪時發現一座建於清代的古塔——升仙塔，傳說該塔與「全真七子」頗有淵源，而塔中的金代古碑或是「全真七子」中的譚處端所立。

—

—

建於清代的升仙塔

—

—

一座古塔兩個名字

淇門（現分為淇門東街村、淇門西街村、淇門南街村）地處浚縣西南，淇河、衛河在該處交匯，淇門因此成為古代豫北地區重要的水陸碼頭之一，也使得淇門至今保留著不少古迹，其中最有名的當數浚州八景之一的「淇門飛雪」。

據淇門南街村的村民介紹，「淇門飛雪」曾是淇門的一道奇景，說的是當年大雪紛飛天，淇門村的全真觀卻不見雪花，後人稱之「風雪避」。相傳，這與漢光武帝劉秀有關。

據傳在西漢末年王莽作亂，劉秀兵敗逃至淇門，在全真觀內避難。時值寒冬，天降大雪，禍不單行。劉秀仰天長嘆：「此地能無雪乎？」言罷，全真觀內剎那間冰雪消融，而全真觀外依然大雪紛飛，從此每逢冬雪此處再不落雪。至此，全真觀因能避風雪，而被後人稱為「風雪避」。

後來，「淇門飛雪」這一奇景也為後人津津樂道。元代詩人馬德華為此留下了「淇水日夜流，沙堆積晴雪。飛屑滿汀洲，凝暉照溟渤。寒通剡曲風，白映天上月。對景憶山陰，停舟嘆清絕」的千古佳句，讚歎「淇門飛雪」這一奇景。

村民們還告訴記者，「淇門飛雪」奇景所在的全真觀是由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建造的。該觀曾是豫北地區的一座名觀，後因年久失修而化為廢墟，後人在全真觀廢墟附近建起了一座塔，名曰「升仙塔」。為了傳承「淇門飛雪」，該塔又叫「風雪避」。

四仙碑背面殘存碑文。

建升仙塔是為保護四仙碑

記者查閱相關資料得知，全真教是道教別派，始創於金代正隆大定年間，在金元時期有很大的發展，風靡北方。據學者們考證，河南、陝西、山東是全真教的主要教區，而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則被後世信徒尊為北宗五祖之一。

學者程越所著的《金元時期全真道宮觀研究》一書表明，金元時期全國全真教道觀多達1200餘座，其中河南各地分布著310餘座，在豫北地區全真教道觀最多。

現在，衛輝、淇縣、安陽、滑縣等地仍存有王重陽及其門人所建的道觀。作為水陸碼頭的淇門地處浚縣、淇縣、衛輝交界處，當年建有全真道觀就不足為奇了。

記者在新鎮鎮淇門南街村看到，升仙塔高約10米，七級八面，東西兩側各有小門，東門門額題寫「風雪避」，西門門額上書「升仙塔」。

「這座古塔沒什麼了不起的，建塔只是為了保護裡面的古碑，這塊古碑來頭不小！」淇門南街村80歲的村民原現英告訴記者，升仙塔內有一通金代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的古碑，正面碑文落款處提到了「譚、馬、丘、劉」四位道人。

「這四位道人便是『全真七子』中的譚處端、馬鈺、丘處機、劉處玄，這通古碑因此被人們稱為『四仙碑』。」原現英說。

記者在升仙塔內見到了歷經滄桑的四仙碑，該碑的碑頭已經不知去向，但碑身保存較為完好，碑文中的行書字體瀟洒飄逸，頗具風骨，一看就是出自書法大家之手。記者仔細辨認四仙碑背面的碑文，發現楷書碑文的落款僅為「道號丹陽名鈺者」和「全真門弟子譚處端」。

四仙碑或是全真教弟子譚處端所立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雖然「淇門飛雪」典故十分精彩，但是劉秀生活的年代要遠遠早於全真觀建造年代。而王重陽則是金元時期的歷史人物，這說明劉秀在全真觀躲避風雪的故事僅僅是個傳說。

此外，記者在探究四仙碑的過程中還發現，金代大定十五年，碑文中提及的「道號丹陽名鈺者」即馬鈺，仍在陝西終南山閉關，為師父王重陽守喪。同年，馬鈺收到兄弟馬運甫家書，請他回鄉合葬父母時他卻不得脫身。

馬鈺為此寫下一闕《瑞鷓鴣·收家書》：「家書接得急開封。正值糊窗要避風。我願難隨你意去，道心不與俗心同。行功未滿大千數，雲水須游太一宮。傳語兒孫並弟侄，後來書至撇牆東。」該詞將馬鈺閉關修道並將不參與世間俗事的決心表現得淋漓盡致。父母的喪葬大事尚且不能讓馬鈺出關，此時他到淇門村參與建四仙碑的可能性也就值得懷疑了。

我市文史愛好者張宗乾表示，四仙碑或是譚處端、丘處機所立，而非「譚、馬、丘、劉」四位道人共同完成。

張宗乾在查閱史料後告訴記者，「譚、馬、丘、劉」即王重陽門下四位弟子，分別是譚處端、馬鈺、丘處機、劉處玄。

王重陽於金代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自陝西到衛州（今衛輝一帶）傳教，兩年後病死於開封。王重陽傳教的過程中始終有「譚、馬、丘、劉」四弟子陪伴身邊，直至其病逝，四弟子將其棺槨運至陝西老家。

「雖然王重陽門下七弟子被後世統稱為『全真七子』，實際上『譚、馬、丘、劉』才是全真教的一代弟子的核心人物。」張宗乾說。

譚處端在為王重陽守靈結束後，主要居住在洛陽。但日本學者蜂屋邦夫考證，譚處端曾長期在豫北遊歷。

蜂屋邦夫在所著的《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中指出，譚處端曾在浚州淇門縣等地（淇門一帶）「大顯神通，修道傳教」。而劉處玄入門晚，修為較淺，王重陽去世後他長期在洛陽修行，後來才出關傳道，這在乾隆年間的《重修洛陽縣誌》中有記載。

「丘處機作為『全真七子』中名氣最大的道人，是有可能參與四仙碑的立碑過程。但古碑正面碑文僅提到了他的姓，而背面碑文中並沒有丘處機的署名，由此來看即使丘處機參與四仙碑的立碑，或許只是做了部分工作。」張宗乾分析。

張宗乾認為，四仙碑背面的落款「全真門弟子譚處端」應該出自譚處端之手。他通過對比陝西省銅川市藥王山石刻譚處端所書的「龜蛇碑」落款，發現兩通石碑碑文的字體極為相似。

記者在採訪中也注意到，由於年代久遠部分碑文難以辨識，再加上古碑殘缺，為何立碑就不得而知了。

總值班：靳麗娜

編　輯：韓智英

稿件來源：淇河晨報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